 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披澜读史 字数：3506，阅读时间：约7分钟 编者按：在许多人眼里，北宋定都开封是造成其在对抗辽、金等北方势力屡屡失利的关键。也正是由于开封无险可守，靖康之变爆发时，女真军队才能轻而易举地突破北宋的防御线，抵达开封城下。 可问题在于，开封并非孤悬边地的一座孤城。宋辽对抗时期，为防止辽骑南下，北宋在宋辽边界屯驻重兵，澶渊之盟签订后，虽然双方并没有大的军事冲突，但小摩擦不断。北宋将大名府升格为北京，辽朝则将燕京定为南京。可见对于此地军事冲突可能的重视。和只是偶有兵祸的南方相比，北疆防线明显更加重要。 因此，有宋一代，朝廷对北部防线的重视明显要高于南方。可即使如此，当完颜宗望率领一支不足六万的偏师南下时，依旧是摧枯拉朽一般碾碎了北宋守军防御。从宣和七年十二月丙午燕山府陷落，到正月己巳突破黄河，期间不过一个多月。北宋经营上百年的北部防线就这么脆弱不堪么？  ▲完颜宗望 北宋时代，除了徽宗时期得而复失的燕山地区外，北部防线主要以河北路为主。按《宋史》记载，河北路“南滨大河，北际幽、朔，东濒海，西压上党”。其地理位置大致为如今大清河、海河一线以南的河北省和黄河以北的河南省、山东省部分地区。 由于地处宋辽、宋金对峙前线，河北路的行政区划极为特殊。一方面，各级行政单位行政区划狭小，河北路本身分为东西二路，各路除设立众多府、州、军等行政单元外，还星散着名为“寨”的基层军事组织，如真定二十余寨、信安军八寨、乾宁军六寨等。 这些军、寨主要设立在要冲或交界之地，驻兵把守。宋人称河北路为“全魏之地，河朔根本。内则屏蔽王畿，外张三路之援。又置北京路兵官,令保边寨。咸以兵马为务，亦罕任文吏。防秋捍寇，为他路之剧”。  北宋澶州之围时，安肃军、广信军两地遭遇辽大军围困，然而“攻围百战不能下”，甚至有了“铜梁门”、“铁遂城”的美称。可以说，在北宋中前期，河北路虽地处平原地带，但依靠着较为完善的军事防御设施，依旧有着缓滞敌骑南下的作用。 然而，这种情况却并未维持到北宋末年。众所周知，我国古代经济发展中心有一个持续向南迁移的过程，河北路所在，唐代曾经是经济最为发达的熟耕区。曾有“河北贡篚征税，半乎九州”的说法。 安史之乱爆发后，河北地区陷入藩镇割据的内战泥沼当中，凭借着昔日积累下来的经济基础，依旧能保持自给。然而，这种虚耗却不可能持续下去，尤其是当宋辽南北对峙局面形成之后，作为边防沿线的河北路，已经变得虚弱不堪。  从安史之乱到靖康之变前夕，数百年的时间里，经济中心的南移已经结束。更为严重的是，为了对抗辽国这个大敌，河北路的军事负担更是逐年加剧。 前面提到，为了控扼要道，北宋在河北路内设立诸多府、州、军、寨等军事或半军事防御节点，这些节点的确可以起到防御敌骑入境的作用，但同时，也对北宋的后勤补给与运输带来了极大的负担。 为了供给前线粮草，宋代往往以汴梁为漕运枢纽，转运各地粮草北上。这些输税任务自然落到了经济更加繁荣的南方各路，“陕右河朔岁须供馈，所仰者淮南、江东数十郡耳”。 不过，除此以外，官府往往还会通过籴米的方式在当地以钱物购买粮食，一是为了减少运输损耗，二是为了在特殊情况下救急。在一开始，官府还是在粮价波动时平价购粮，既可以减少谷贱伤农的问题，也可以缓解运输压力。  但随着输粮压力日益增加，和籴也从一种由官府分情况进行的商业活动，变成了一种带有政绩色彩的摊派，而这也致使和籴逐渐成了一种不顾民情的强制购买。徽宗时期，甚至屡屡出现官员在灾年，依旧以往年平价强行从农人手中“买米”的乱象。 和籴乱象只是河北路经济问题的一个缩影，古代运输所带来的损耗极为严重，为了减少运输成本，尽量以河北路本地物资供养军队消耗似乎才是宋廷的“最优解”。按照学者侯天霖的统计，由于种种类型的加派，河北路的赋税超过陕西、河东两路之和，甚至超两浙、淮南等南方富庶地区至少一倍以上。 在北宋前期，由于吏治较为清明，统治者还可以将河北路税负造成的影响，维持在一个稳定状态。到了宋徽宗时期，各类牛鬼蛇神横行，地方官员媚上幸进，加之严厉的盐榷之策影响，在层层重压下，河北路群盗蜂起。毕竟，“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还能勉强称之为统治艺术，但把鹅都薅秃了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靖康之役爆发前，作为北疆的河北路就是处于这样一种混乱状态当中。然而可惜的是，当地官员依旧期望以高压方式来对民乱进行镇压。时任北京大名府尹王革，“每获盗贼，不问所犯轻重，必曰灰目、拆指、长枷五日，以锥刺目，填以灰。以石锤指，令碎而止”。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惨烈的镇压方式并没有制止当地盗匪的泛滥，在洪灾、兵祸的影响下，流离失所的百姓成了盗匪流寇滋生的沃土。当时，仅高托山、张仙、徐进等乱匪头目集结的盗匪，总人数就超过45万。他们依托大山、水淀与官军相抗。在这种僵持局面中，河北路又有进一步糜烂的趋势。 冷兵器时代，驻军的维系需要大量人力、畜力作为辅助，当河北路处于混乱中时，想要像原先一样维持大量驻军已是不太可能。当然，河北路驻军的衰落并非一朝一夕，而是军事供应匮乏后逐步消减造成的。 “朝廷唯务封桩数多，转运司利于销兵省费，更不切招填，因致边兵日少”。可见，早在宋徽宗之前，因为转运困难，河北路就已经逐渐减少驻防士兵的招募了。  减少容易增加难，想要培养一名合格的士兵，除了武器、装备的必要消耗外，大量的军事训练同样不可或缺。因此，当好大喜功的宋徽宗下决心联金灭辽后，却忽然发现，此时已经没有足量精锐士兵可供调配差遣了。 可用兵力的捉襟见肘，让北宋在军事上犯下了另一个错误，在辽国叛将的问题上宋廷屡屡处置失当。如郭药师、张觉等人，就是其中的典型。张觉，原辽兴军节度副使，宣和五年降金，后又领平州归宋。张觉叛金降宋，实际上破坏了宋金盟约中“两界侧近人户，不得交侵，盗贼逃人，彼此无令停止”的协议，而这也在之后给予了金国讨伐宋朝的借口。 因此，当张觉准备归附时，燕京宣抚使的王安中不敢擅作主张，而是将此事报给了徽宗。此时的徽宗一方面不愿放弃平州，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收纳辽国叛将来增强军力，于是决定接纳张觉来降。  张觉叛金，金国自然大怒，完颜阇母率三千骑兵讨伐张觉，但由于平州（后改称泰宁军）兵力充足，完颜阇母不战自退。而张觉竟以将这一冲突报为大捷领功，朝廷也不加甄别，赏“银绢数万”。 此后，金国并未善罢甘休，而是派遣大军兵围平州，长达数月之久。面对金人的威胁，王安中屡次搪塞不成，“斩一人貌类（张觉）者去”，但李代桃僵之计被金人发现，只好诱杀张觉，以其头颅平息金人愤怒。此事件对于辽国降将的冲击极大，郭药师在得知此事后，曾经质问王安中：“金人欲觉即与，若求药师，亦将与之乎？” 自此，郭药师亦与北宋离心。然而吊诡的是，张觉事件之后，王安中并未受到朝廷处罚。直到靖康元年，反倒是因为童贯、王黼被牵连，再加上郭药师倒戈，才被降职罢官。可见，在宋廷或者说徽宗的眼里，王安中对张觉的处置似乎并无问题。  ▲郭药师：叛辽降宋复又叛宋降辽 有用时恩赏有加，一旦失去作用便弃如敝履。事实上，这不仅仅是张觉一人所面临的的情况。比如曾经官至龙图阁直学士的辽国旧臣赵良嗣，因献“联金灭辽”之策让徽宗青睐有加，百般信任，最后却因为反对纳降张觉被夺职。靖康元年更是以“坏宋辽百年之好”的罪名遭枭首，其妻子被徙万安军。 客观来说，无论是张觉、赵良嗣都并非良善之辈，前者企图在宋金两国间待价而沽，后者本为契丹大族，因“行污而内乱，不齿于人”才投奔北宋。然而，北宋作为接纳者，依旧表现出了颇为不智的短视和软弱。以至于郭药师这位少数能够在正面战场上与金国抗衡的常胜军主帅，叛降归金，甚至成为金人灭宋的向导。  最讽刺的是，当北宋通过赎买“收复”燕云旧疆后，由于距离燕京最近，河北路除了需要供给本地军队的转运消耗外，还需要为燕京部队提供辎重，“科赋并下，调发频数”。 作为北宋当时最被看好的军队，郭药师所率领的常胜军消耗最为庞大，“月费米三十万石、钱一百万缗”。这还不算完，由于运河淤塞，河北路运往燕京等地的运输耗费往往十倍于辎重本身，如此沉重的消耗下，使得常胜军几乎成了北方防线少数几支编制最为齐整的部队。而这，随着郭药师的倒戈，也成了一个笑话。 参考文献：1.《从经济与军事的联动看北宋晚期河北军事防御》侯天霖2.《北宋河北路政区研究》张春燕3.《北宋末年的大名府与宋室权力之争》郭泽华4.《北宋灭亡原因再认识——基于徽宗朝对待叛辽降宋官员政策的考察》周志琪，李少伟5. 《从郭药师看宋金的降将政策》周志琪 本文系冷兵器研究所原创稿件，主编原廓、作者披澜读史，任何媒体未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追究法律责任。部分图片来源网络，如有版权问题，请与我们联系。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