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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范围内的华文山水文学创作，既与中华传统的山水哲学、美学、文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有不能忽略的艺术创新。 “山水” 据现有资料，“山水”二字连属并作为一个定型的词，最早应该出现在先秦古籍《山海经》里。该书有“山”字876处，“水”字542处，超过一半的表述是“水”随“山”转，山水相依。《海内西经》曰：“后稷之葬，山水环之。在氐国西。”记载了后稷的所葬之地及所处环境。《山海经》仅此一处提到“山水”，且明指自然物象。作为一册满载着神话故事的古地理著述，《山海经》给几千年以来的地理学、哲学、美学、文学等学科，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术语和范畴。 文学中的“山水”一词出现得相当晚。但汉以前一些重要哲学、文学典籍，“山”与“水”二字（或相关之川、江、河、海、泽等）的出现，数量十分可观。《诗经》已有“如山如河”的比喻，但最多还是将“山”与“隰”在诗行里对举，如《郑风·山有扶苏》有“山有扶苏，隰有荷华”。 《老子》一书无“山”，但“水”出现3处；相关词“川”“江”“海”都至少出现在2处以上。而“上善若水”是他最著名的比拟之一。《庄子》亦无“山水”之说，但“山”有67处，“水”有77处，仅次于《山海经》。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善铸新词，与“山”“水”搭配的词语相当丰富。 及至《楚辞》，虽仍无“山水”之构，但以山与水对举的修辞方法愈至频密，将山水的阴阳之对、高低之位和美学之别等，表现得显明而深入。 本人认为，这一切都源于中华最古老的文化原典《周易》。
《周易》中，山水通过卦象和爻象表达出来的描述义、引申义、比喻义、象征义等，在中国数千年来的文化及文学艺术作品中，随处可看见它们的倒影与涟漪。事实上，《周易》之“山”与“水”，很多时候概括了自然的一部分甚至整个自然现象，后世扩大山水的狭义为广义的自然界，其根源也在这里。更重要的是，《周易》的自然本体论哲学、“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变化思维和卦象对偶的设计，尤其是山与水、泽四个可对比互组的卦象，对后世的哲学、美学、文学和艺术有至深至远的影响。 “山水文学” “山水文学”这个概念，源于何代何人何典何文，目前还没有找到可靠的说法。晋代诗人左思（约250—约305年）在《招隐二首·其一》里写道：
后五字是中国诗史上的一个名句，至少有三层意思：自然之音胜过人工的丝竹之音；“清”乃道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观念，应该与山水之清隽的客观和“清静无为”的主观有联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清音”包含了本体论与认识论双重含义，既是自然自体的声音，也是诗人审美的声音。也因此，这儿的“山水”，不再仅指《山海经》中的自然物象，或地理学中的隆起部分与水域，而是诗歌语境中的感受性山水、想象性山水与文学性山水。 一百多年后，谢灵运诗《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有仿句“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只不过由听觉转换为视觉。再过一百年左右，萧统编《昭明文选》，在众多分类中，列“畋猎”、“纪行”、“游览”、“江海”、“物色”、“游仙”、“行旅”和“军戎”等类型，均与山水和旅行有关。能用这些概念为不同作品冠名，说明在当时的文学界已有共见与共识，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与萧统几乎同时期的著名文学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就专题《物色》一章，认为“岁有其物，物有其容”；“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提倡“模山范水”，以便“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从萧氏的“物色”到刘氏的“物色”，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本体论哲学风行，山水旅行文学已成风尚。怪不得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总结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庄老告退”所指为何或是否准确不好说，“山水方滋”则是确信无疑的！如果说，中国文学史上的“山水文学”，词根起自《山海经》，由《明诗》一文赋予它美学、文学及文体学的属性，恐怕应该是有些道理的。自刘萧以后，山水诗、田园诗、游览诗、行旅诗、游记、山水小品、旅游文学等等名目，流行于各时代的文坛了。 此讲无意从历史沿革的视角来梳理山水文学的发展，只着力从文学各体与山水（无论狭义还是广义）的关系，其实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厘分自《诗经》以来四种主要表述形态，并探索这四种形态背后隐藏的文化与文学信息。这儿先说前两种。 第一种曰“摹写山水”，也可以说是摹写自然。这个摹，就是用文字来临摹、描摹或刻画，使文本中的山水与自然风物尽量保持原生态的体貌声色。这与庄子《渔父》中所谓“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恰相扣合。这恐怕也是中国各体文学中最早出现的山水文学方式。《诗经·葛覃》写女子准备回娘家的故事，第一节起兴，集中笔力摹绘山中景物：
朴素的笔法有如素描中的白描或线描，把半山上的一植一动、一色一声勾勒出来。李白名诗《梦游天姥吟留别》，除了前面的四行和后面的七行，中间的三十四行全是摹写，尽管他用了许多比拟、夸张、想象、甚至神话的诗法，但赋的直陈与铺排还是最重要的。散文中，《徐霞客游记》最可代表。当然，这与徐氏不从文学出发，而以地理考察为本有关。 第二种曰“归依山水”，也可以说是归依自然，是以大自然的山水为主要素材而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与“摹写山水”一样，人或主体只隐进山水，是相对于山水而存在的次要角色。它们都是以山水为本体，从山水自性出发，用文学体验山水、感悟山水、重现山水，进而呈现自然之广大与至美！不过，较之“摹写山水”而言，“归依山水”更进一步，诗人或主体化而为物，身体与心灵归向自然。用老庄哲学来说是“物化”；用现代哲学来说就是人的自然化。陶渊明的《饮酒二十首·其五》：
为何诗人身在闹市却静若无人？只有心“远”而为物了，与“地”（自然）融为一体了，才可“而无车马喧”。“君”化而为“物”了，返璞归“真”了，才能“忘言”，发现自己“欲辨”而不能。 唐人王湾的《次北固山下》，我觉得有重读重评的必要：
此诗双重主体角色非常明显：“客”与“乡”（洛阳）属人的社会；“潮”“风”“海”“日”“夜”“江”“雁”作为山水或自然主体，已将“客”“物化”成了一员，所以，回到洛阳的不是“客”，而是雁！此外，诗作自然时空感深广而开张：就时间而言，有白天景象，也有夜晚江色；有日的转换，也有年的更替。最后，雁客只能在更远的时间里归于故乡！就空间而言，连诗题在内，其“山”“下”“外”“前”“海”“边”等，将“客”的人生命与物生命作了充分延展。还可特别注意那个“舟”意象与题目“次”的对应，“客”人无处可栖，以舟为舍，四海为家，即舟次残夜而入旧年，也算是与“山水”结为一体了。这首作品，可说是诗人让自己“归依山水”与自然的汉诗典范！ “文学山水” 在政治、哲学、文学或其他领域，出现一个有价值的术语或概念，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更何况，若它真正成为一个学科的范畴，则有可能占据一定历史位置，“文学山水”有这种可能性。 据笔者目前的了解，按“文学”“山水”顺序，将两个词组合在一起，最早出现在大陆《两岸关系》杂志1999年第1期，作者是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程树榛。文章标题为《“文学山水相约”——大陆著名文学杂志负责人访台散记》，“摘要”明确指出，是“台湾朋友为我们此行起了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很显然，这里的“文学山水”不是一个学术的、理论性概念，而是“文学”与“山水”相加，一个访问团体的标识。散记发表在一册时政性刊物上，在文学界也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注意。 2015年，由香港世界华文旅游文学联会主办的“第五届世界华文旅游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打出了“文学山水”的主题，它不是对“山水文学”的简单倒置，而是在文学与山水（无论狭义还是广义）关系上，一种观念的改变，一些创作方法的概括，甚至还关涉到数千年来哲学美学上主客体争论不休的思辨，是相当有价值的一个命题。 我们来讨论文学表现山水的另两种形态，即自现山水与文化山水。这类作品从人文出发，从主体出发，强调人的存在价值与理想价值，用山水来阐释人化的自然，让山水隐进人文，颇值得研究。 第三种曰“自现山水”，也可以说是自现自然，让自然的星月、山河与动植物内在地诉说。在《诗经》等摹写山水及之前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因为自然的强大和原始宗教的约限，人们臣服于山水，崇敬山水，视自然及山水为神（《周易》即以“乾”为神）为仙。只有在相对于自然本体之主体（人）相对自由和解放之后，在一定意义上激活了“天人合一”中“天”与“人”的平等价值之后，文学才可能让山水与自然“自现”。王维的五古《辛夷坞》：
一个自闭的山涧，一树自语的芙蓉，一个自足的世界。《周易》以天为神，《说卦传》更谓：“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大概就是这种境界吧。 新加坡华文作家周粲的散文《秋色》写道： 所有的枫树都知道：叶子绿了之后，一定要凋零；既然如此，那么，在凋零之前，为什么不索性痛痛快快地燃烧起来呢？这么想时，所有的枫叶，便都痛痛快快地燃烧起来。
在这里我们看到，枫叶之所以燃烧，是枫树自己的心理行为。这个行为能够发生，当然又是植物与季节所创造。这就像弗朗兹·马克所期待的，画作能“表达出森林或马自己所感觉的”（《宗白华美学文学译文选》）。这些除了意识，还需要笔力，并不容易做到，但周粲做到了。他另一篇名为《树龄》的散文，通篇用第三人称请一棵老树来讲述自己的历史，第四段说：“当然，它也能讲一讲跟鸟窝啦、蜜蜂巢啦、蚂蚁啦、啄木鸟啦、松鼠啦等打交道的经历，但是这些经历，谁听了都会嫌琐碎的。”带给读者全新的视界，一种来自山水万物的内在之声。这种写法，在大陆、台港散文里也并不多见。 第四种曰“文化山水”，也可以说是文化自然，或以人化成的自然。人以山水修养性灵，久而久之，再以性灵修养山水和统领山水。有的文本，表现在人创造的文化系统里解释和叙述自然，有时甚至可以忽略自然。这是在人类文化产品相当丰富，社会文明高度发达，而人类主体非常自信甚至有些膨胀的时候，才可能形成风尚的一种形态（在历史的某个时段，某个个体的自信与超越，也可能出现类似作品，如林则徐少年时与老师合作巧对的山水联“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就明显地将人高耸在自然之上）。 就作者群体而言，学者或理论修养比较好的作家，喜爱这种方式。像饶宗颐、余秋雨和李元洛等都有这样的作品行世。香港饶宗颐的《文化之旅》，讲国学与地理、田野与考古，文化很多，而山水很少。 余秋雨的《山居笔记》、《文化苦旅》和《行者无疆》等，通过考查埋藏在中外文明历史中的良知，重建现代民族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某些篇章像《三峡》，虽然带读者进入了历史地理，但那地理中的山水，影影绰绰甚至一带而过，完全不是过去那一套临摹细描的笔墨。为什么呢？醉翁之意不在山水，在乎山山水水中承载的文化，因为文化才使山水高耸在人类历史的天空中。而人的精神、人的遭遇、人的追求、人的浪漫、人的气魄、人的创造、人的艺术之光与彩，“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才是贯穿始终的主旋律！ 当然，文艺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现象，而文学比起艺术来，可能更加剪不断，理还乱。上述文学对山水自然的四种表述形态，并不总是可以区别开来的，一兼二甚至更多的大诗大文大戏，也极有可能存在着。比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比起五言或七言的绝句来，是不是要复杂得多，也立体得多呢？ 原创作品，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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