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政人 | 1978年高考那些事儿

编者按：四十年前的今天（1978年7月20日至22日）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全国首次迎来统一高考的日子。这一年的夏天，610万考生报考高校，录取了40.2万人。而西南政法学院作为重点法律院校，也在当年克服各种困难，恢复招生，并录取了423位考生。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参与者，而且也成为四十年来中国法治建设的经历者和见证者。经历数十年的风风雨雨，重忆当年他们的高考故事，仍然回味无穷。感谢西政78级的张建田师兄，在《歌乐年华》一书中给我们描述了他们的高考轶事。

《高考1977年》剧照

2009年问世的影片《高考1977年》是一部以恢复高考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讲述了30多年前，一群在黑龙江农场插队落户8年的知青如何立志赶考，继而改变自己命运的感人故事。影片风格激情澎湃、荡气回肠，不仅真实还原了当年知青生活的历史风貌，更通过曲折的故事情节、巧妙的人物关系设置、纯真质朴的情感表达，准确地展现了那个年代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普通人的内心世界，让一代人在银幕上重拾自己的青春记忆，重新凝聚生活的勇气和力量，进而完成一次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集体精神追忆。

不知看过该电影的人们是否记得，影片的结尾曾出现这样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隆冬季节，地处塞北黑土地的知青农场风寒料峭，知青宿舍内大伙屏息静气，正在听门外高悬的大喇叭里传出的“第一把手”老迟宣布高考的录取名单的声音：“陈琼，北京大学物理系；强国强，强子，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这小子，还学法律呢，哈，哈，哈……”，当屋内爆发出一阵阵的欢笑声的同时，屋里角落还传来有人落榜而发生的抽泣与呜咽……

高考，这是改变无数人人生命运的重要时刻！影片反映的故事与现实有些出入，毕竟1977年的西南政法学院尚未招生。然而，当年走进考场的西政78级学生——这些拥有与改革开放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正是1978年那场改变自己命运的高考，使他们的故事四十年后听来，仍然富有传奇而有趣的色彩。

上世纪六十年代参军入伍、七十年代退伍回到南昌电子管厂当支部书记兼车间主任的邓文定正在工厂大显身手的时候，恢复高考的消息蓦然传来，是继续留在工厂当领导并拿着稳定的工资收入？还是抛开名利圆十几年前的大学梦？毕竟当时的他已经过了而立之年门槛，况且家中还有一双嗷嗷待哺的儿女。在经历反复的选择之后，邓文定毅然选择了后者。

1978年考上西政之前，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柯汉民在湖北老家就已经有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给县委书记当秘书。虽然继续跟着领导走，既风光也体面，但是跨进大学校门一直是他心中的梦想。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考上的是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不是自己喜爱的法律和新闻专业，于是，他毅然选择了放弃。1978年，在刘书记的鼓励和支持下，他又投入了紧张的复习考试，填写志愿时，他首次看到了西政的校名后，顿觉得眼前一亮，便义无反顾地“相”中了她。

从报纸上看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后，在宁夏平吉堡国营农场当电影放映员的袁其国因没有心理准备，1977年高考没有报名。1978年得知全国统一命题后，他毫不犹豫地报名考试。

在河北永年农村插队已经两年多的任贵月，在经过一段自嘲是“故弄玄虚的煤油灯下的苦读”后，感到有点儿底气的他毅然参加了县里组织的高考复习班，初见黑压压的一屋子稚气的考生，暗地扳指数着录取率极低的机遇，他不免一度心灰意冷。在高考前填报志愿时，为了圆一个少年时代曾经崇仰的福尔摩斯的梦，他鬼使神差地填报了西南政法学院，尔后迷迷糊糊地进了考场，糊里糊涂地答完了卷，当众多考生兴高采烈地走出考场时，他感觉自己就像从前落榜的秀才一样，耸拉着脑袋灰头土脸地回到了村里，走进了稻谷扬花吐穂的地里，再也抬不起头来。

“我被西南政法学院录取了！”任贵月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当天晚上，他被知青们灌得酩酊大醉，被人抬回家里，他说那是他来到人世间21年来的第一次醉酒！

与任贵月一同在永年县城一中一起参加高考补习班的黄藏勇（黄永维），是后来成为西南78级年龄最小的考生。1978年开春，他与任贵月以兄弟相称，在一条青草铺垫的土坑上厉兵秣马三个月，两人一同走进高考的考场，一起填报志愿，一同跨进歌乐山下的校门。

1978年6月，在陕北延安某公社办公室，回乡青年高宽众在窑洞内一边紧张工作，一边偷偷地昼夜复习迎接高考。高考当时是作为农民子弟彻底改变命运的机遇，也是许多乡村青年无法跨越的一道天堑。两天考完后回家已经疲惫不堪的他对父母自信满满地说：我今年肯定能考上了！事后，他高中100多位同学，考上大学只有3位。

来自安徽安庆考点的阮齐林告诉我们，1977年秋，听说高考恢复，感觉人生转机来了，踌躇满志进考场，铩羽而归。初战失利，为高考荒废学业付出了代价。第2年再战夏季高考，得364分，当年安徽文科大本录取线300分，重点大学录取钱是350分。

1977年已在部队服役3年届满的广东籍退伍兵邓标伦回到家乡，适逢恢复高考，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参加了当年高考，结果名落孙山。得知落榜的消息后，心高气盛的老兵顿觉脸面无光，为避别人的讥讽，一气之下同村里的年轻人跑到大山深处里当了石匠，每天抡钎采石，立誓不再参加高考。1978年春天，标伦曾经上学的中学班主任老师得知他准备放弃高考，还在山里打石头，连夜上山找到标伦，强行将他带回学校，并安排在化学试验室住下。在高考前的两个月，他睡在实验室的地板上，夜以继日复习功课准备高考，最终以全县最高分考进了西南政法学院。

贺卫方回忆说，1977年高中毕业的当年国家恢复高考，我自然报考了，由于数学只得了4分，自然连孙山的影子都看不见。落榜对我是一次沉重打击，后悔数学没好好学，对自己的高考之路彻底丧失了信心。我曾不想再考了，自信可以通过不断写作改变命运。后在家庭的逼迫才最终又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这次对数学下了较大功夫，成绩居然达到了40多分，总成绩也超过了山东省的重点分数线。

北京知青刘希贵，高考前夕，曾在云南边疆插队长达8年之久，与后来一起考入西政的上海知青钱永华已经是被招录的当地法院干警，当时俩人正在西双版纳法院边办案边复习功课，正摩拳擦掌地准备迎接命运的挑战。然而，当高考临近时，法院领导突然要求刘希贵去几十公里之外的某地办案，而出差时间正是高考当日，“这不明摆着刁难人吗？”刘希贵闻知愤怒异常，不仅拍烂了办公桌的玻璃，而且还拍了身上佩戴的五四式手枪！这阵势把领导吓得够呛，连连摆手“不至于嘛，不至于嘛……”。第二天，取消出差任务的刘希贵和钱永华一同上了考场。 

1977年，张智辉作为部队赴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支农的解放军战士，借住在一家藏民家里，主人有个哥哥是县里一所中学的监考老师，当他将高考试卷拿回弟弟家里，张智辉发现自己上手做这些题目肯定能够上大学。张智辉清晰地记得那年青海省的高考录取线是47分。于是，一个强烈的念头促使这个入伍近6年的连队文书不顾一切地找到部队首长坚决要求退役。尽管当时部队对他的提干政审已经通过，尽管首长为他前程考虑说退役可以选择去石油管理局工作，23岁的张智辉只求退役回家乡陕西武功县农村，却没跟部队首长讲明是想考大学。退伍回到农村的张智辉一边复习功课，一边干农活儿，最终如愿以偿地在家乡参加了1978年高考。

高考成绩公布后，安徽考生白泉民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填报志愿时，面对北大、清华等之类的名校，他感到可望不可及，便草草填报了几所军校和省内大学。志愿上交后，他发现西南政法学院的简介后，顿时感到后悔自己没有填报。未曾想到，没过几天收到了西南政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原来因第一志愿填报西政的考生不多，招生的老师向当地招生办提出要一批成绩较高却因各种原因未报西政的考生档案材料，招生办大力支持，白泉民幸运选中，弥补了自己的过失，成就了来西政学习的梦想。

当年参加1978年高考的同学们在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前，不少人对母校印制的朴实、简要的招生简章留下深刻印象：

西南政法学院招生简章

西南政法学院是一所新型的政法高等学校。培养目标是：有社会主义觉悟，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掌握政法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的政法专门人才。

在全国招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

本科学历暂定四年。开设的课程是：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国家与法的理论、法制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务业务、刑法、民法、诉讼法、国际法、语文、体育等课。今年招生300名。按绝密专业、按国家规定的招生条件，择优录取。

地址在四川重庆。

事后统计，1978年夏天全国共有610万考生报考高校，最后被300多所高等院校录取40.2万人，录取比例不足7%。

“雨过初晴丽天高， 孺子人生独木桥。科试一搏分高下，还待金榜飞捷报！”被誉为78级“诗仙”候建刚的这首诗，表达了78级学子的录取后的艰辛与欢欣！而对于中国而言，1978年是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后来被认为转变了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对于中国的法律界而言，1978年是个特殊的年份，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攻读法律的这一届学生，后来高密度地诞生了一大批对中国法治影响深远的人物。 

如今，每当西政78级同学谈及自己参加1978年的往事，无不心潮澎湃，出言铿锵有力：高考之梦，不可阻拦！

“那一年，历史翻腾，劲风拂面，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我们呵，扬天一吼燃起了生命的火焰，以笔为矛，开创全新的人生旅程，秉烛苦读，重拾昨日的梦想！”

朱圪拿到母校的录取通知书送达，心情激动，思绪万千，遂仿诗一首《七律  七八抒怀》的诗为证：

门东流水照桃花，吾亦曾是书香家。从前多存杨雄赋，如今空余张旭札。

有心握笔慕李杜，无力泛舟游天涯。飞鹏万里缘风起，明月一轮自腾达。

“那一年的高考，对于西政78级的每个人而言，乃至全国数百万考生而言，堪称一次'诺曼底登陆’！”《法律与生活》2008年第7期在介绍“78西政现象”时，用了这样一个惊鸿的标题。

1978年，当数百万年轻人经过多年人生积淀，历经艰苦复习，义无反顾地走进考场，去迎接胜利与失利的选择和命运相隔的人生挑战而言，确实有着某种异曲同工之处。

你想，那么多不同经历，不同年龄的人，怀着同样的梦想在这一刻聚集，'文革'的压抑，上山下乡的艰辛，终于在这一刻被彻底抛诸脑后，他们摩拳擦掌，豪情万丈，像攻入城堡的战士，迅速冲向属于自己的高地。

那一年，被西南政法学院录取的78级新生杨遂全、李力、梁治平、周强、夏勇、贺卫方、王卫国、龙宗智、蒋庆、顾培东、王敏远、陈泽宪、阮齐林、江必新、张穹、于安、朱孝淸、李玫、裴显鼎……他们来自祖国各地，虽然身份、年龄不同，但是目标都是一致的，因为他们怀里都揣着一张录取通知书——重庆西南政法学院！

1978年10月初的几日内，一列列汽笛轰鸣的绿皮火车，一艘艘江轮，将掩不住激情与喜悦的数百名年轻人从祖国四面八方的田间、工厂、部队、机关拉到了重庆山城，向歌乐山下的西南政法学院汇集，入校后他们才得知：我们是'文革'后全国当年入校的首批法律专业的大学生！。

1977年恢复高考后，全国普通高等法律本科仅招233人，1978年招生729人，1979年招收1947人。

在西政78级的423名同学中，年龄相差达16岁之多！最大年龄的为1947年出生的，最小的为1963年出生的，其中1956年出生的最多，1954年至1957年四年期间出生的同学合计227人，占年级同学比例60%以上。

据统计，在78级同学中，入学前当过兵的56 人，当过知青的360多人（含回乡知青），属于城镇户籍入学的289人，党员56 人，团员298 人。统计资料表明，78级同学有“四多”，入学党员多，有110多人，占总人数的26%；参加工作的多，有216人，其中5年以上工龄带工资的有102人，占总人数的24%；下乡回乡知青多，有115人，占总人数的27%；同等学历参加高考的人多，约占总人数四分之一。在这支400多人的团队中，入学时中共党员就占了约三分之一，从各行各业带薪就读的占了约三分之一；从部队入学或转业、退伍的占了约三分之一。事后事实证明，当年入学时这支平均年龄在22周岁的特殊群体，蕴含着释放出巨大潜能的才识与能量。

有人统计，1977年当年全国招收法律专业的人数是223人，加上74、75、76的“工农兵大学生”，那时候在校学习法律的学生共有431人。到了1978年，全国法科专业招生人数是729人，其中西南政法学院招了近一半。可以说，西政78级占了当年法科学生的“半壁江山”。

有的专家指出，“文革”期间法学教育几乎空白，1966年到1972年的7年间，全国学法的大学生一个都没招，直到1974到1976年北大等院校才招了180人。 1978年西南政法学院率先恢复招生，此时西政的师资力量基本保留。上世纪70年代末期，恢复高考制度初时，积压了十几年的人材突然被“释放”出来，有“井喷”的感觉，各路英雄好汉纷纷云集高校，聚集了十年的社会优秀青年同一时间涌现过来，这些人分别来自工厂、农村、部队，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生活阅历和年龄层次，这正好符合法学规律特有的社会实践基础和基本要求。况且，西政当时列为重点大学招生，招生范围没有局限在西南地区，而是面向全国，相对容易选拔到一批素质高的学生，从而为西政的恢复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后来成为中国政法大学知名教授的阮齐林说，在我们这一届里，当时的同学多数是20多岁，也有好些30多岁的，“大大小小的我们那些人，有很多好玩的事儿。”

1978年是个好年头，1978年是个好吉头。时至今日，78级的学子们无不为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改革开放的新机遇如此息息相关庆幸不已，对改变自己人生之路、圆了大学梦的1978年永怀感激之情！

西政78级的故事自1978年高考开始，至今仍然被人们所津津乐道的道理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