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

品读革命前辈的故事，发现一个深刻的道理：顾全大局者成大事。毛泽东说过：“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

圣贤人所存之心，只是利人、爱人之心，完全是为天下人谋福利、为天下人解除困苦，而没有自私自利。

圣贤人为什么以天下人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为什么心存爱人、利人之心？就是因为圣贤人是真正明白宇宙人生真相的人。

所以他们能够做到仁者无敌，对任何一个人都不存怨恨之心，而且还能做到爱人如己。

凡夫之所以有爱憎之心，喜欢这个、厌恶那个，就是因为他没有能够彻底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在这里起了分别执着。就像大海有很多的水泡，每一个水泡都执着这个水泡是我，它就和别的水泡起了对立、起了矛盾、起了纷争。

实际上真正明心见性的人，就是这个水泡回归大海了，他知道原来整个大海才是自己。这个就是凡圣存心的不同，是因为他们的智慧不同。

周武王问姜太公，古代帝王的自我警戒可以告诉我吗？尚父说：黄帝时的警戒是：我领导人民忧虑不安，唯恐傍晚到不了明天早晨。

尧帝领导人民战战兢兢，好像走在很深的大川边；舜帝领导人民小心谨慎，好像走在薄冰上；禹王领导人民战战栗栗，唯恐治理过不了今天；

汤王领导人民敬慎畏惧，唯恐见不到天亮。武王说：我现在刚兼并了殷国，处于民众之上，对他们恭敬谨慎，戒惧而不敢怠慢。

周武王很受教，听姜太公讲古圣先王的行迹，深受其益，警励自己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能因为自己是一国之君就可以作威作福。

臣听说尧帝接受天命成为天子，他把天下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却没有听说是因为坐上了天子的位置而高兴的。这两句话可以互参。

人们学习圣贤，“慕贤当慕其心”。圣贤人和凡人之间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的存心不同。

尧受命成为天子，他不是以拥有这个位置为乐，不是以通过这个位置作威作福来控制、占有，而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唯恐自己不能尽职尽责，不能解除百姓的忧患。

圣贤人的存心是利人爱人之心，完全是为天下人谋福利、解除困苦，没有丝毫自私自利。

尧帝不仅担任好自己的天子之责，并且用二十八年的时间找到并培养了好的继承人。他找到大舜，并认真地考察大舜，觉得他的德行能力足以担当此重任，才放心地把位置传给舜。

孟子说：像尧舜这些圣王，放下天子的位置，就如同放下破掉的鞋子一样，一点都不觉得可惜。因为他承担这个任务太久，终于可以卸下来松一口气了。

而他担当天子之位，是因为没有人做，所以不得不去做。如果能够找到更合适的人选，把这个责任承担得更好，他一定是欢喜退让，让更合适的人来担当。这是圣贤人的存心。

现在很多领导干部为什么出来做官？为什么勇于竞争上岗？是为了名、为了利。首先，升官是为了发财。为什么升官和发财联系在一起？因为有了官位就可以权钱交易，所以通常这个位置就和发财联系在一起，是为了财。

官就是管事，管人、管事、管财、管物。有权力自然就会有人巴结讨好，看起来受人尊重，实际上别人尊重的是他手中的权力。如果从这个位置上退下来，这些巴结讨好的人一定会离他而去。

这就是“以势交者，势倾而交绝”。一个人在位时，逢年过节来送礼的人特别多，是车水马龙。一旦从这个位置上退下来，就会“门前冷落鞍马稀”。

原因就是在位时是以权势和人交往，没有用自己的权位去帮助、方便、利益他人，反而是用权势去控制别人，让别人畏惧甚至还要讨好自己，给自己送礼。

所以当官滋长了自己的控制欲和权力欲。这是领导者一定要警戒的，不能因为对权力的欲望而去做官，做官一定是为了帮助别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古人说“官门好积德”，为官者出台一政策，制定一个好制度，利国利民，无形之中能够为自己积功累德。

同时，“官门好造罪”，如果身处一个重要的职位，却不能利国利民、与人方便，反而以权谋私、结党营私，这就是误国误民，无形之中也给自己平添很多罪业。而且喜欢给别人设置障碍的人，当自己做事时，也会有人障碍自己。

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说：“吾欲伸张大义于天下，挽救黎民百姓于泥浆。”

如此深明大义，在孝庄的身上也表现亦然

。他反复告诫儿孙“得众则得国”，因此要仁慈，要勤政爱民；治国要简任贤才，用人必求有真知灼见，亲忠良而远奸人；还要“安不忘危”，“虚公裁断”，以身作则。

唯有前瞻性的记取教训，防微杜渐，根本上促进彼此了解，互助合作，才是长久相安之道，忍耐天地间最尊贵的包容雅量，诚然是宇宙中最伟大的和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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