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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走向灭亡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董卓乱政。边将董卓带着凉州兵入京，擅行废立，让皇权的尊严当然无存。随后诸侯并起，群雄逐鹿，中国历史走向了一个大分裂时代。 这个历史过程中就有一个问题，董卓的出现是一个偶然事件，还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呢？  董卓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话题。 从光武帝建立东汉是开始，中央政府就对西北豪族心存戒备。 东汉建国时，西北出现过三个阻碍统一的割据势力，分别是卢芳、窦融和隗嚣。这三个势力有两个共同点： 第一，都是西北的豪族； 第二，都善于拉拢羌胡，让少数民族士兵为其作战。 不过这三个势力主要拉拢的对象有所区别，窦融和隗嚣善于拉拢羌胡，而卢芳主要依靠匈奴人。 “羌胡”这个词得简单解释一下。根据吕思勉先生的观点，“羌”就是“羌人”，“胡”原是汉朝人对匈奴的称呼，后来泛指西方的各种少数民族。所以“羌胡”，可以简单理解为是“羌人”和东汉西境内其他少数民族的总称。 卢芳、窦融、隗嚣这三个势力中，隗嚣最难缠，一直坚持到了最后。隗嚣的坚挺，就是因为手下的羌胡兵战斗力强，又对他忠心耿耿，在西北豪族纷纷转投刘秀后，苦苦帮他支撑危局。 平定西北后，刘秀对西北豪族就有了两个认知： 第一个认知是：西北豪族长于军事，是帝国的潜在威胁，要提防他们、打压他们； 第二个认知是：西北经济落后，人口少，当地豪族只靠自己的力量无法威胁中央政府，但如果他们获得了羌胡的支持，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所以要想办法隔断西北豪族和羌胡的联系。 刘秀这两个认知，后来就成了东汉中央政府处理西北问题，包括平定羌乱的基本指导方针。 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东汉政府对西北豪族的核心策略，首先就是持续压制其发展。 刘秀平定西北后，卢芳势力被借故消灭，魄嚣手下和支持他的先零羌都被迁徙到其他地区，就连早早投靠刘秀、为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窦融势力也被肢解。窦融家族被迁入雒阳，与皇室通婚，本人也被任命为冀州牧，看似予以重用，实际上让他离开西北，釜底抽薪，抑制他势力的壮大。 西北豪族的主要人物或被消灭或被迁徙后，东汉政府用内陆人出任陇右郡县的长官，包括郡守、刺史和县令县长。如果当地有叛乱，带兵的将军从内陆抽调。 在很长的时间内，这成为一种用人惯例，赤裸裸地表明了对凉州豪族的刻意防范。 东汉中央政府对西北豪族的压制，其本质上还体现了关东豪族与西北豪族的对立。我们如果能够看清这一点，就会更容易看清东汉和三国历史的脉络。 当时控制东汉中央政府的，基本上是关东豪族，刘姓皇室本身就是最大的关东豪族。 空口无凭，我们来用数据说话。 给大家看一张表格，出自崔向东老师的《汉代豪族地域性研究》。  关东独尊的东汉政治 表格统计了东汉高级官员的出身地，当然都是能够确定籍贯的。从这个表格上看，关东籍官员是东汉政府中绝对的多数派。 而且，西北豪族中为数不多的高级官员，相当一部分是在东汉末年羌乱严重时靠军功升迁的，比如皇甫规、张奂、段颎等，还有不少是在董卓乱政的特殊历史时期升迁的，比如董卓、李傕、郭汜等。 所以如果刨除这两个因素，只比较东汉中前期，那关东豪族更是占有绝对的优势。 这里还得说明一下，司隶校尉部的河东、河南和荆州的南阳郡，在东汉时都是属于关东区域。前面视频中，有同学对这个划分提出质疑，说什么偷换概念啦，突出关东呀！各位，这种区域概念并不是后人划分的，而是当时人在政治、文化上的自我认同，自我划分。 代表谁的利益就要替谁说话，这是政治运行的常识，中央政府自然主要代表着东豪族的利益。关东豪族是大股东，负责吃肉；其他地区豪族是小股东，只能喝汤。 东汉的政治格局是关东独尊，打压西北豪族不过是顺手的事。 我们举个例子，比如汉和帝时改革察举孝廉政策。举孝廉是东汉做官的最基本的途径，也被视为“正途”，所以肯定是各地豪族最关心的。 东汉和帝永元年间，举孝廉制度已经运行了二百多年，其中的一个问题也变得越发尖锐了，就是公平问题。 当时的制度是每郡每年举孝廉两人。可因为经济区域发展存在不平衡性，各郡国人口数量相差悬殊，大郡人口百万，小郡人口只有数万。百万人口两个名额，几万人口也两个名额，所以大郡就嚷嚷着不公平。 汉和帝永元四年，也就是公元92年，汉和帝把这个问题交给大臣们讨论。 司徒丁鸿带头提议说，把每郡固定岁举两人的制度，改成按人数多少给予不同的名额，具体分配是：每二十万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以此类推；如果郡国人口不满二十万，那就两年举一人；郡国人口不满十万，三年察举一人。 朝廷采纳了丁鸿的建议。这个改革，显然对人口众多的关东各郡国更为有利，受伤的肯定是西北、江南等人口较少的区域。 能提出这样的建议，丁鸿的出身估计大家都能猜到，不错，妥妥的关东人，出身豪族众多的颍川郡。 以人数为标准决定察举名额，听起来确实很公平。但谈论公平时，要看从哪个角度来看问题。 西北等地本来在政治上就没啥发言权，中央政府应该想办法保障他们有渠道正常表达利益诉求，所以应该让他们在朝官中占有一定的数量，这也是公平的需要，不过是换了一个角度的公平。 当然关东豪族是不会这样考虑问题的啦。所以察举孝廉政策改革后，西北豪族仕途更加不通畅了。雪上加霜的是，这时羌乱已经在西北不断爆发，各郡户口持续减少，又不断地换太守，所以有的郡竟然十多年也举不出来一个孝廉。 除了政治上被压制外，西北豪族在文化上也被关东豪族歧视。  两汉的人才结构是“关东出相、关西出将”，西北豪族给关东人的印象还是兵痞、大老粗一类。当时关东人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学术寡于凉州”，放到现在应该叫“地域炮”，估计会被网友喷死。 不过“学术寡于凉州”也是事实。西北豪族中有人学问做得不错，比如皇甫规、张奂等。但这属于个别现象，东汉时西北豪族整体上文化素质还要差不少。而且，西北豪族中最顶尖的人物，也很难融入关东豪族主导的士大夫圈子，士大夫们互相吹捧的“三君”、“八俊”、“八顾”等荣誉称号中，没有一个是西北人。 西北豪族本身大概也觉得低关东豪族一等，是想向主流文化的代表者关东豪族靠拢的。这种心态，从张奂和皇甫规身上的两个小故事能反映出来。 张奂后来在战场上立功，朝廷要封赏他。张奂提出要求，封赏我不要了，朝廷能不能把我的户籍改一改？把我家从敦煌迁徙到弘农？ 东汉对边郡户口管理是很严格的。《后汉书》记载说“时制边人不得内移”，边郡居民不得向内郡迁徙。张奂提出要求后，中央特批他迁居弘农，成为一名光荣的司隶校尉部居民。 皇甫规的故事就更有意思了。《后汉书》记载，“规虽为名将，素誉不高”，皇甫规在当时的声望体系中，名誉一般。 发生党锢之祸后，很多知名士人都被禁锢，皇甫规不在名单之内。按理说，在政治斗争中没有被处理应该感到开心才对，可皇甫规却相反，他心中竟然产生了一种羞耻感，史书说他“耻不得豫”。一个“耻”字，把他的心态描述得非常传神。有名声的人都获罪了，我却没有，难道我名声还不够吗？ 皇甫规就上书说，自己也是党人，要求被定罪，想和关东士人有难同当。如果用今天一个流行的词来描述皇甫规的心态，多多少少有点癞皮狗的感觉呢。但中央压根不搭理他，不过皇甫规这样拼了一把后，收获了一个“时人以为规贤”的评价，获得了当时士大夫们的好感。 所以当时西北豪族的处境是很差的，政治上被轻视，文化上被歧视，经济上处于劣势，估计西北豪族肯定一肚子气。不过在政治博弈中，生气是没用的，西北豪族只能暗气暗憋，等待一个翻身的机会。 前面我们说过，刘秀对西北豪族的认知之一是：只要他们不与羌胡联合，就不会有什么作为。 刘秀的判断是正确的。当时中央政府或者说关东豪族西北豪族压制得不错，如果再能把羌人问题处理好了，西北豪族就彻底灭火了。 但问题关键是，东汉政府搞不定羌人，羌人们不断反抗、暴动，西北地区兵灾连年，东汉政府长时间平定不了，最后不得不启用西北豪族担任军事将领来平定羌乱。 这个过程中，西北豪族再次联合羌胡骑兵，完成了军事上的崛起，最后终于出现了董卓这样一个乱臣贼子。 当然了，必然性中也有偶然性。比如皇甫嵩同样掌握兵权，就拒绝了阎忠造反的建议，由董卓承担了乱臣的历史角色。 这是就个人在精神世界上的不同了，属于另一个话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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