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下的红色传奇——闽北红军游击队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万余名红军指战员，毅然奋起抗击，与敌人浴血奋战，掩护了中央红军主力顺利转移。在苏区沦陷已成定局的危急形势下，面对国民党军咄咄逼人的进攻和地方反动势力的凶残报复，留守的红军指战员和革命群众没有被吓倒，他们掩埋了牺牲战友的遗体，拿起倒下战友的枪支，搀扶起受伤的同志兄弟，向着深山密林走去。从此，被誉为南方八省15个地区的三年游击战争，如星星之火在黑暗的中国南部闪烁的耀眼的光芒，积蓄着燎原的希望。

武夷山脉

而在风景秀丽的武夷山下，有一支英勇的红军队伍，在苏区全部失陷的情况下，始终高举革命红旗，与十数倍的敌人进行着顽强的战斗与周旋，在胜利与挫折中不断前行。经过三年多的浴血苦战，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在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的同时也保存了大批优秀的革命骨干，为新四军输送了一支1500余人的队伍，完成了坚守南方革命支点的历史任务。

这篇文章讲述的是战斗在武夷山下的——闽北红军游击队的战斗历史。

闽北苏区的发展与形成

闽北苏区位于闽浙赣三省边界，以福建北部为主，包括福建省的崇安、建阳、建瓯、政和、松溪、浦城、光泽、邵武、顺昌、南平、将乐、建宁、泰宁、屏南、古田、周宁、寿宁和浙江省的江山、庆元、龙泉以及江西省的金溪、贵溪、资溪、广丰、铅山、上饶等26个县近4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这里地势险要。西北部是雄伟的武夷山脉，山高林密，峰危隘险。以武夷山为依托，北可达浙江，西可去江西，南可下闽中，东可至大海，有广阔的回旋余地。这里物产丰富。肥沃的建溪平原卧于境中，盛产粮食、竹木及茶叶。在秀丽的武夷山区，飞禽走兽和野生植物，应有尽有，具有开展游击战争的各种有利条件。

闽北地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良好的群众基础。早在 1926年7月，崇安和建瓯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1928年9月，中共崇安特别支部书记徐履峻领导了著名的以崇安上梅为中心的崇（安）浦（城）农民武装起义，震惊了闽北反动当局。1929年1月，中共福建省委特派员杨峻德、崇安县委书记陈耿以及徐福元等又领导崇（安）建（阳）浦（城）松（溪）铅（山）等县农民武装在崇安上梅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成立了闽北红军第55团。1930年5月，建立了崇安县苏维埃政权。闽北苏区初步形成，不久，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闽北苏区与赣东北苏区合并，成为闽浙赣苏区。闽北成立了中共闽北分区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闽北军分区，领导闽北地区的革命斗争。

徐履峻（1897—1928），字蓬仙，福建崇安大埠头村人。1922年初春入金陵大学读书。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7月与爱人潘超人返回福建，被选为中共崇安特别支部书记。同年12月4日任中共崇安县委县委书记。1928年9月28日领导了著名的以崇安上梅为中心的崇（安）浦（城）农民武装起义，任上梅“民众局”局长。1928年10月31日凌晨返回“民众局”途中，由于反革命分子告密，遭100余敌人包围。使用自带“勃郎宁”手枪击毙5名敌人后，因无法脱险，用最后一粒子弹射入口腔，牺牲时年仅32岁。

徐履峻烈士使用过的勃朗宁手枪

杨峻德（1900—1931），福建建瓯人。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和葛越溪等在建瓯创建了闽北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建瓯支部。1930年2月任省委常委、秘书长和组织部长。1931年3月25日在厦门被捕，5月23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1岁。

陈耿（1905—1933），原名浩源，号硬石，福建崇安县(武夷山市)程家洲人，闽北苏区和红军的创建人之一。,192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4月任中共崇安县委组织委员，10月参与领导第一次上梅农民武装暴动，11月任中共崇安县委书记。1929年1月29日，领导发动第二次上梅农民武装暴动， 1930年10月任红10军第82团参谋长，后任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第五分校教导员、闽浙赣省军区武装部第一科科长，1933年9月，在闽浙赣苏区“肃反”扩大化中被错杀，年仅27岁。

1931年至1932年，方志敏曾两次率领红10军入闽作战，攻克崇安、浦城、赤石、星村等重要城镇，促进了闽北地区革命斗争和武装力量的发展。1933年4月，闽北苏区划归新成立的闽赣省委领导，成为中央苏区之一部。1934 年2月始，闽北分区委和军分区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下，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积极配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是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之后，国民党军即调集重兵，对闽北苏区发动了反复的“清剿”。闽北红军游击队在黄道、黄立贵、吴先喜、曾镜冰等优秀领导人的领导下，依靠闽北地区的有利地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黄道（1900—1939）

曾镜冰（1912—1967）

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后闽北苏区的形势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前，由于国民党军在占领了黎川、光泽后，又沿江西南城，经黎川、光泽、邵武、顺昌至福建的南平，构筑了数道封锁线，切断了闽北苏区与中央苏区的联系。主力红军转移后，国民党军为消灭留在闽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即开始部署对闽北苏区的“清剿”。11 月，国民党军第 56、第 21、第 76、第 12、第 57 师、新编第 11 师、独立第 45 旅、“剿匪”军第 2 纵队和福建、浙江、江西 3 省保安团共 10 万余兵力。在国民党驻闽“绥靖”主任蒋鼎文、驻赣“绥靖”主任顾祝同指挥下，南自崇安、建阳，北从上饶、铅山，东经广丰、浦城，西由邵武、光泽，采取“四面兜剿”“节节推进”战术，以闽北苏区首府崇安大安为总攻击目标，大举“清剿”闽北红军。

此时，中共闽北分区委、闽北军分区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有红 58 团（原属红 7 军团建制）、独立 1 团（即红 1 团）、独立 2 团（即红 2 团）、广浦独立营、西南独立团以及各县独立营等地方武装，总共 5000 余人，其中大部红军主力在敌后作战。由于敌人的“清剿”和封锁线的隔离，无法实施统一指挥。虽然红军游击队虽英勇奋战，先后于二都桥、三都圩、青山、渔梁等地给敌新 11 师、第 56 师及独立第 45 旅等以打击，但终因寡不敌众，难以遏止敌人的进攻。敌先后占领了崇安县城和星村、黄坑、石塘、二都镇等地。至年底，闽北苏区大部丧失。仅有以大安为中心的一块狭长地带还掌握在中共闽北分区委、闽北军分区和红军游击队手中，形势十分严峻。

大安紧急会议

　　1935 年 1 月 5日，为统一思想，确定下一步行动方针，闽北分区委书记黄道在大安主持召开闽北分区委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李德胜、曾镜冰、曾昭铭、吴华友、王助等干部。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在长征前关于原地坚持游击战争、等待中央红军主力总反攻的指示，结合闽北地区面临的形势和斗争实际，进行分析讨论。

对于如何坚持斗争，会议产生分歧意见。以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为代表的极少数人，认为应采取不放弃苏区寸土的方针，主张重新组织力量，在洋庄、小浆、紫溪岭、车盘等地区，分兵把口，与敌决战，死守大安。以黄道为首的多数人则认为：当前形势是敌强我弱。闽北苏区以 5000 之众对 10 万强敌，是力不从心，要想处处设防，必然是防不胜防。过去闽北苏区所以能够取得历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主要取决于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闽北的形势就发生了变化，闽北苏区失去了固守的条件，因此，大安是守不住的。与其与强敌争夺大安，白白消耗有生力量，不如主动撤出大安，保存现有力量，以期以游击战争与敌作长期周旋，图生存求发展。针对李德胜等的错误观点，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赣东北创建根据地的经验及闽北前一段斗争实践为例，建议闽北党政领导机关及直属单位随军分区分批撤出大安，在原苏区地盘内坚持游击战争，将主力撤到深山中去，依靠武夷山区和人民群众，开展艰苦的游击战争，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黄道的意见获得大部分与会同志的赞同。这次会议，是在强敌压境的关键时刻，作出了闽北由苏区斗争方式转变为游击区斗争方式、红军游击队由阵地战转变为游击战的正确的战略决策，从而为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四渡桥阻击战

大安会议期间，铅山方面敌第 21 师、第 12 师由北，崇安方面敌独立第45旅等部从南，以钳形攻势逼近大安。大安会议后，闽北分区委为保证党政军机关安全撤出大安，令闽北军分区教导 1 中队在四渡桥阻击第 45 旅的进攻。

四渡桥位于崇安黄石街与五渡桥之间，是敌进入大安的通道。因此，敌欲进攻大安，必先夺取四渡桥。闽北军分区教导 1 中队在指导员陈仁洪带领下，迅速接替了四渡桥防务。第 2 区队进入四渡桥东侧高地。第1、第3 区队潜伏在北侧高地坚守，并保证第 2 区队侧、后翼安全。临时指挥所设在中央的炮台处。部队按照部署，加固工事、备粮备弹，在敌我阵地交界处布上雷区，埋下许多拉发和压发地雷。

1935年1 月 6 日拂晓，敌独立第 45 旅以 1 个营的兵力开始发动进攻。1 中队拉响雷区 18 颗地雷，将敌炸得血肉横飞。至 1 月 8日，敌在 1 中队地雷、滚雷、手榴弹打击下，始终未能前进半步，伤亡300余人。此后，敌改变战术，集中兵力进攻第 1、第 3 区队扼守的四渡桥北侧高地。在敌重兵反复进攻下，第 1、第 3 区队所在阵地被烧焦，战斗持续 2 天。第 1、第 3 区队指战员大部牺牲，余部退守分水关至温林关河流西岸。1 月 10 日拂晓，敌2 个营兵力再度转向四渡桥东侧高地，并由第 56 师拨炮 2 门、轻机枪 4 挺参战。敌在炮火掩护下，疯狂向四渡桥东侧高地进攻。第 2 区队全体指战员居高临下，用冷枪、手榴弹打退敌数十次冲锋。在敌兵力不断增加、阵地工事逐渐被摧毁的情况下，顽强坚持到夜幕降临，敌暂时停止了进攻。陈仁洪鉴于阻击任务已完成，遂率部乘阵地烟雾弥漫之际，悄悄撤出战斗。11 日拂晓，敌第 45 旅的炮火从南、北、东三个方面对着无人坚守的阵地猛烈轰击 2 小时后，方提心吊胆地进占四渡桥阵地。

陈仁洪（1917—1990）开国少将

四渡桥阻击战，军分区教导 1 中队共歼敌 500 余人，粉碎了敌人迅速夺取四渡桥阵地的企图，掩护了闽北党政军机关安全转移。此役及随后进行的阻击战，为闽北苏区由苏区斗争方式到游击区斗争方式的转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独立第 45 旅占领四渡桥阵地后，复向五渡桥进攻。闽北独立第 1 团在五渡桥东侧阵地阻击，歼敌 300 余人。15 日，敌独立第 45 旅继续向大安推进，沿途遭到红 58 团等闽北红军游击队的节节阻击。 　

路口截击战

根据大安会议决定，红 58 团于洋庄、小浆一线，在地方武装和赤卫队配合下，以袭击、伏击、骚扰等战术，阻滞敌人前进，争取时间，掩护领导机关转移。当独立第 45 旅继续向洋庄、路口、小浆一线进犯，距大安仅 2.5 公里时，红 58 团团长黄立贵令所部和奉命刚刚从分水关赶到这里的原红 7 军团第 19 师第 53 团第 3 营（营长饶守坤，留在资溪、光泽、贵溪、邵武几县交界地区坚持斗争）迅速抢占位于大安南部的路口两侧山岗隐蔽。当敌尖兵排开过之后，红 53 团第 3 营和红 58 团立即拦截其中间部分，两面夹击，使敌首尾不能相顾。经激烈战斗，歼敌 1 个营，击溃敌 1 个团。

饶守坤（1915—2006）开国中将

　　与此同时，闽北军分区独立 1 团在崇安老鼠排设伏，毙伤独立第 45 旅第 1 营 10余人。由于红 58 团等主力部队的奋力阻击，敌在 10 天内只前进了15 公里。25日，当敌到达小浆时，闽北党政军领导机关及直属部队、工厂、医院等单位1000 多人，安全撤出大安。26 日，大安失守。

长涧源整编，闽北红军独立师成立

1935 年 2 月 5日，当闽北分区委领导机关转移至崇安长涧源、坑口一带时，收到中共中央分局转发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就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对照指示，闽北分区委肯定了撤出大安这一行动的正确后，开始进一步精简党政军领导机关，本着一切服从游击战争作战需要的原则，压缩非战斗单位和工作人员，充实战斗部队，撤销重叠机构，将分区领导机关，包括直属队在内，由原来的 1000 余人，减至约 400 人。成立分区政治部，曾镜冰任政治部主任，王助任副主任。各县、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也进行精简。在闽北游击区各地，相继成立游击司令部或指挥部，以利于游击战争的开展。成立崇安中心县委，由曾昭铭任书记，领导大安以东的崇安、广浦地区的斗争。成立西南战区委员会，以汪林兴任书记，领导大安西南的崇安、建阳老区的斗争。从分区领导机关抽调分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温卿绍、总工会主席吴华友、总工会青工部长王荣生等，到建阳、邵武、广浦等地，充实和加强各县的领导。

1935年 2 月 12 日，闽北分区委将闽北军分区所属各部在崇安长涧源集中，进行整编，重建闽北红军独立师。黄立贵任师长，卢文卿任政治委员，张燕珍任参谋长。独立师下辖 4 个团，每团编制3 个营。第 1 团由红 58 团第 1、第 2 营为主编成，张燕珍兼任团长，卢文卿兼任政委。第 2 团由独立 1 团为主编成，胡佑民任团长，刘胜任政委。第 3 团由红 58 团第 3 营、闽北军分区警卫营第 2、第 3 连、教导 1 中队和部分机关工作人员编成，祝为根任团长兼政委。第 4 团由独立 2 团为主编成，丁日升任团长，彭喜财任政委。全师共 2000 余人。

　　闽北红军独立师成立后，立即根据分区委的决定，按计划分散活动：独立师师部和第 1、第 3 团到江西的铅山、上饶、贵溪一带活动。第 2 团到崇安、广浦地区活动。第 4 团到建阳、邵武、光泽地区活动。各团在当地独立营和游击队配合下，依靠山区，依靠人民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以对付敌人的“清剿”。其中，师长黄立贵所率师部和第 1、第 3 团在闽赣边境连战皆捷。

偷袭紫溪、杨村

1935 年 2 月13日，向闽赣边境深入的闽北红军独立师师部及第 1、第 3 团为打击国民党军“清剿”的嚣张气焰，扩大红军游击队的影响，决定首先攻打江西铅山县紫溪。部队一出温林关，师长黄立贵就令警卫营侦察排40 余人，化装巧取了通往紫溪的必经之路——下渠，切断了紫溪和石塘镇（敌第 21 师驻地）的联系。并从俘虏口中获悉驻守紫溪镇敌驻军第 21 师的布防情况。师部经过研究，决定偷袭紫溪。14 日晚，部队悄悄从下渠出发，经过车盘，进抵紫溪。3 团 1 营侦察排和 2 连摸掉通往车盘方向路口的哨兵，出敌不意，一脚踢开紫溪镇山上碉堡之大门，闪电袭击正在喝酒猜拳的敌人，收缴了敌人的武器，将守军全部俘获。接着，燃起 3 堆熊熊大火，发出攻击信号。担任攻打紫溪街的第 3 团 2 营、3 营和担任攻打外围据点的第 1 团立即发起攻击，将外围据点守敌全部歼灭。此战，独立师共歼敌第 21 师 1 个营部和 2 个连，毙伤敌 100 余人，俘敌 80 余人，缴枪 200 余支，取得了独立师成立后的首战胜利。紫溪战斗后，独立师第 1 团乘胜扩大战果，突袭铅山县杨村，经1小时激战，歼敌第 21 师 100 余人。

突袭盖竺、涂家村

紫溪、杨村战斗后，独立师第 3 团从杨村直插盖竺，准备歼灭盖竺之敌。盖竺共有守军第 21 师 1 个营，分别驻守在盖竺村村东北的大碉堡、黄沙坑和涂家村。3 团团部决定，以团部和直属队攻打盖竺，2 营攻打大碉堡，3 营攻打黄沙坑。1 营攻打涂家村。涂家村守军 1 个连分为两部：2 个排驻村中，1 个排在村西虾蚣山上碉堡内。1 营兵分两路，以突袭动作，山上山下同时进攻，涂家村守敌全部就歼。之后，1 营奔赴盖竺，增援团部。盖竺守军正凭借有利地形顽抗。1 营配合团部、直属队以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将盖竺守军劝降。与此同时，3 营攻下黄沙坑，这次战斗，独立师第 3 团共毙敌 100 余人，俘 200 余人，缴枪 300 余支。

巧袭陈坊

盖竺、涂家村战斗后，黄立贵师长率独立师师部和第 1、第 3团在元宵节前，到达铅山县石垅村宿营。当了解到当地元宵节有舞龙灯的习惯时，师部决定巧袭陈坊。翌日下午，第 1、第 3 团急行军至傍晚，赶到陈坊镇。部队化装后跟着群众舞着龙灯穿过敌第 12 师的碉堡封锁线，冲进街道。抓住敌哨兵充当向导，向陈坊驻军突然发动攻击，全歼敌第 12 师 1 个连100 余人，缴枪 100 余支。之后，迅速撤出战斗。夜幕中，敌目标不清，胡乱开枪射击。而独立师一面嘲笑敌人在鸣枪为红军游击队送行，一面继续向邵（武）顺（昌）建（阳）大踏步前进。

　　在独立师师部和第 1、第 3 团转战闽赣边境，扫平武夷山北麓数镇之敌， 歼敌正规军和地方民团近千人时，独立师第 2、第 4 团也在崇安、浦城、建阳、邵武、光泽等地，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打乱了敌人的分区“清剿”部署。这一系列的胜利，证明了闽北分区委主动放弃大安、适时领导闽北地区实行战略转变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正确的。

李德胜叛变，三港整顿

独立师各团分散后，分区领导机关和直属部队在黄道率领下，由崇安出温林关，沿着武夷山脉，进入铅山县境。此时，发生了李德胜叛变投敌事件。时任闽北军分区司令员的李德胜，是王明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后，他仍然坚持王明“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左”倾政策，不顾闽北敌大军压境的实际情况，坚持死守大安、不失苏区寸土的主张。当闽北红军游击队撤出大安后，他又在敌军围追堵截和由此所造成的各种困难环境下，一筹莫展，悲观失望，以至由动摇而叛变。当部队行进至距望村 7 公里左右的铅山县东坑时，李德胜借口侦察敌情，只身在篁村投靠了国民党军。

李德胜“侦察敌情”一去不回，富有斗争经验的分区区委书记黄道预感到李德胜有叛变的可能。遂采取紧急措施，一方面写信给独立师师长黄立贵和中共光泽中心县委书记吴先喜，嘱其提高警惕，凡军分区司令部命令，未有政委签名，一律无效，以防不测。另一方面立即行动，率分区领导机关和直属部队，冒着倾盆大雨，向崇安方向星夜转移。即便如此，也没有完全脱离险境。当部队行至桐木关附近时，李德胜引国民党追兵跟踪而至，将黄道及其所属部队分割包围，情况十分危急。此时，在三港（距桐木关约 3 公里左右）活动的吴先喜获知后，立即率独立师第 4 团前来救援。经过激烈战斗，在独立师 4 团奋不顾身掩护下，分区领导机关和直属部队终于突出重围，到达三港。但部队已遭受惨重损失，部队的军需辎重和生活必需品全部丧失。闽北军分区所拥有的唯一一部电台，也为免落敌手，被战士们扔至山涧中，从此，闽北分区委和闽北红军游击队失去了与中央领导机关及兄弟部队的联系。

李德胜的叛变，在军中引起了不小的波动。加之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怀玉山的失利和方志敏不幸被捕的消息传来，像一片乌云笼罩在闽北红军游击队指战员心中。一些意志薄弱者，经不起国民党反动宣传和残酷战争的考验，或逃跑，或叛变，致使军心不稳。同时，部队撤出大安后，频繁的行军和作战，使部队和机关迫切需要进一步精简。所以闽北游击区领导人深深感到，部队在实行斗争方式和组织方式战略转变的同时，必须实行思想上的转变。

2 月下旬，闽北领导人黄道在三港对机关部队进行整顿。首先是组织上的整顿：开除李德胜的党籍，撤销其军分区司令员的职务，任命吴先喜为军分区司令员；分区领导机关进一步精简，压缩非战斗人员，充实独立师各团，轻装灵活，以适于游击战争的需要。接着是思想上的整顿，为肃清李德胜叛变造成的恶劣影响，利用战斗间隙，开展“反叛徒、提高革命信心、坚持革命斗争”的教育。通过反叛徒斗争，革命光荣、叛变可耻的思想深入人心，部队的凝聚力、战斗力迅速提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组织上也更加精干，为闽北三年游击战争的坚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里考遭遇战

1935年4 月 2 日，闽北独立师第 1、第 3 团约 500 人，在师长黄立贵率领下，从资兴县辗转作战至建阳县五里考，与国民党“清剿”军新编第 11 师周志群部两个团遭遇。敌以优势兵力占领五里考四面山头，企图将闽北独立师一网打尽。在被敌人团团包围的危急情况下，师长黄立贵身先士卒，一马当先，率部拼搏，反复冲杀，激战两昼夜，突出重围。部队翻过几道山梁，不料又与敌第 76 师遭遇，激战 10 小时，终于摆脱敌军纠缠。这次遭遇战，独立师伤亡 100 余人，但毙伤第 11 师、第 76 师 300 余众，体现了独立师全体指战员英勇顽强、对革命无限忠诚的精神。5 月，黄立贵率部冲破敌设置的多道封锁线，深入到建瓯、松溪、政和地区、访贫问苦，帮助当地党组织开展工作，恢复和发展武装。更重要的是，在两个月的艰苦斗争中，取得了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宝贵经验。

金钟山伏击战

在闽北独立师第 1、第 3 团转战于建阳等地时，独立师第 2、第4 团根据闽北分区委的指示，深入到崇安、浦城、铅山等地活动，寻机歼敌。部队到达铅山王府岗山下的金竹排，侦察到距此 20 多公里的甘溪镇驻有国民党“剿匪军”第 2 纵队 1 个营，兵力薄弱，估计天亮前有可能出来“搜剿”。黄道、吴先喜决定采取“诱敌深入”战术，在金钟山和甘溪镇之间打一伏击战，歼灭“搜剿”之敌。1935年 4 月 29 日凌晨4 时，独立师侦察排悄悄下山，向甘溪镇方向鸣枪，吸引敌人。敌“剿匪军”第 2 纵队果然有1000 余人出动。当敌过甘溪河，进入金钟山“之”字形山沟时，埋伏在两侧山上的独立师第 2、第 4 团突然跃起。第 2 团从正面猛烈开火，第 4 团从侧后包抄，切断敌之退路。敌依仗人多势众，武器精良，拼命组织反扑，但在独立师猛烈夹击之下，渐成败势。经 3 小时激战，独立师仅以伤亡 20 余人的代价毙伤敌 200 余人，缴枪 200 余支。

国民党军大举“清剿”

由于闽北游击区红军部队有效地开展了游击战争，且游击区域不断发展扩大，终于引起国民党军的重视。1935 年 7 月 15 日，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闽赣浙皖 4 省边区“清剿”总指挥，重点“清剿”闽北红军游击队。随后，国民党军第 56 师移驻松溪，第 3 师移驻浦城，第 21 师移驻铅山河口，第 76 师移驻光泽，新 11 师移驻建阳黄坑，独立第45 旅移驻崇安。以崇安、铅山、浦城等红军游击队主要活动区域为重点，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圈内设置层层封锁线，构筑碉堡，密布哨卡，并不断对藏居深山的红军游击队进行“清剿”，企图将闽北红军游击队消灭在崇建浦公路为封锁线的封锁区内。又在政治上继续推行“移民并村”和“保甲制度”，“一户通匪十户连坐”，实行“连环切结”。不仅如此，国民党还在经济上严格控制粮食、食盐等生活必需品上山，“抽干池水捕鱼”，妄图以此断绝红军游击队的生路。

这一策略的实施，给闽北游击区红军游击队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时期内，闽北地区各红军游击队的非战斗减员就达1000余人，仅地方县一级、部队团一级干部，就有 26 人牺牲。斗争虽然艰苦，但红军游击队指战员在黄道等领导人的带领下，怀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深深仇恨，斗志更加顽强。

黄龙岩会议

　　1935 年 8 月，为了打破国民党军的重点“清剿”，摆脱被敌包围之困境。黄道在崇安县岚谷乡黄龙岩主持召开闽北分区委扩大会议（简称黄龙岩会议）。会议首先肯定了大安会议以来，闽北红军游击队在闽北分区委领导下，适时实行斗争策略的转变以及坚持开展游击战争，客观上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支援兄弟地区的革命斗争等方面的正确。同时指出闽北各地目前游击战争发展还不平衡，有些地区因仍坚持苏区原有政策和固守“原地坚持游击战争”的指示而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因此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等。接着，会议围绕如何打破敌人政治、经济、军事三管齐下的“清剿”和如何图生存求发展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独立师师长黄立贵根据在建瓯、松溪、政和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经验，在会上提出了“鉴于局势危急，部队应积极地打出外线，到敌人后方去，实行战略退却和战略进攻相结合、外线作战与内线作战相结合的方针，以调动敌人。避免打硬仗，打消耗仗，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既可打破敌人的“清剿”，又可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黄道及与会同志的赞同，一致认为向敌后挺进、开辟游击新区的作法，开拓了游击战争的新思路是完全切实可行的。在此基础上，会议对黄立贵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和金钟山战斗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制定了以革命老区为依托，保存有生力量，积极向外发展，开辟游击新区的总方针。黄龙岩会议后，闽北红军独立师主力即根据会议决定，兵分三路出击外线，如蛟龙入海，开辟了闽东北、闽中、抚东等儿块游击根据地，并使闽北原有的游击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闽东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

1935 年 9 月，饶守坤、王助率领独立师第 2、第 3 团（次年 6 月改为独立师第 1、第 3 纵队）为第 1 路，从崇安岚谷出发，向闽东北进军，执行开辟闽东北游击根据地并联络闽东红军的任务。东进途中，遭到敌第 3 师、新 11 师和反动地方民团的围追堵截。部队采取忽东忽西，欲南却北之战术，终于摆脱尾追之敌，于 10 月进至闽东北，到达建（瓯）松（溪）政（和）边境的川石村。饶守坤、王助率部到达这一地区后，为便于与闽北分区委联系，缩小目标，减少给养困难，利于开辟新区，决定再次分兵。周汝春、叶全兴率第 3 团留在这一地区，与地方武装相配合，建立和扩大游击根据地。第 2 团则在饶守坤、王助带领下，继续东进，选择有利地区开辟新区。

王助（1914—1941）

饶守坤、王助率第 2 团日夜兼程，跋山涉水，辗转进入建瓯、屏南、古田 3 县交界之地村（属建瓯县玉山乡）。这里山深林密，人烟稀少。又因处于几县交界，国民党军防守兵力薄弱，开辟新区较为有利。但这里的群众由于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欺骗，和国民党反动政府血腥政策的镇压，不敢与红军游击队接近。这里的反动民团、大刀会猖獗，依仗人多势众，常常出其不意地袭击红军游击队，使独立师处于被动地位。饶守坤、王助为站稳脚跟，决定采取“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方针，把发动和争取群众放在开辟游击新区的首位。白天以连为单位集中，随时准备抗击敌人的骚扰和袭击。晚间分散深入到农寨中，走家串户，宣传党的政策，了解群众的疾苦，解决群众的困难，使群众逐步认识到红军游击队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部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群众渐渐消除了恐惧，同情并支持红军游击队，局面有所好转。饶守坤派人送信给当地大刀会首领林熙明，说明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红军游击队的任务及对大刀会的态度，表示愿意与大刀会互不侵犯，联合对敌。林熙明接受了饶守坤的提议，随后 1000 多名大刀会徒，脱离国民党反动派的控制，成为独立师第 2团不可忽视的一支联盟力量。同时，用“又打又拉”政策，在闽东北争取了一半以上的保甲长，使他们为红军送情报、筹粮食、打掩护，成为“白皮红心”的两面人物，对独立师2 团坚持游击战争起了重要的策应作用。

　　统一战线政策的运用，使独立师 2 团改变了在闽东北阶级力量的对比，形成了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数力量，由此度过难关，建立了以玉山、迪口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1936 年 1 月，独立师 2 团乘张发奎接替卫立煌任4 省边区“清剿”总指挥、各“清剿”部队换防之机，袭扰屏南县城，扩大红军游击队的政治影响。接着，在大刀会的配合之下，连续袭击棠口、葛畲、筹岭、大嵩、千仙岗等地，给国民党反动民团以很大打击，游击区域也随之扩大。至年底，独立师第 2、第 3 团开辟了包括福建东北部的建瓯、松溪、政和、周宁、寿宁、古田、屏南、南平和浦城千仙岗以南及浙江龙泉、庆元以西广大地区在内的闽东北游击根据地，打开了能够联络闽东红军的通路，第 2、第 3 团也发展到 1000 余人。

闽中游击根据地的建立

黄龙岩会议后，闽北红军独立师师长黄立贵将所属第 1 团和第 4 团第 1 营以及由闽北方面指挥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王裔三纵队（原挺进师第3纵队）合编为闽北红军独立师第 2 纵队，下辖 3 个支队。尔后，根据闽北分区委的指示，黄立贵和王裔三率第 2 纵队作为打出外线的第 2 路，挺进邵（武）顺（昌）建（阳）地区，开辟闽中游击根据地。部队从岚谷出发，绕道闽赣边境，连续摧毁岭源一线敌之碉堡，又袭击紫溪，攻占杨村，造成北进之势，以迷惑敌人。然后，部队突然掉头南下，甩掉追击的国民党军，直奔邵顺建。邵顺建地区，位于国民党军新编第 11 师和第 76 师交界处，属两不管地区，敌之防守力量较薄弱。随后黄立贵师长率部与在此地坚持斗争的中共邵顺建县委及邵顺建独立营会合，然后在他们的配合下，充分利用 3 省交界的复杂地理环境，坚决打击顽固的封建势力，争取群众，瓦解大刀会、九仙会，开辟游击新区。在我军宽大胸怀政策的感召下，终于消除了这一带大刀会、九仙会会徒的敌对情绪。第 2 纵队遂穿过建（阳）邵（武）公路南下，在华家山与邵顺建县委和邵顺建独立营胜利会合。由于邵顺建独立营在中共邵顺建县委领导下，经常配合闽北红军独立师开展游击活动，因此，在开展游击战争方面有一定基础。黄立贵率领独立师第 2 纵队 2 支队（原独立师 1 团）主力向闽东北地区挺进，执行联络闽东红军的任务。留下第 2 纵队第 1、第 3 支队与中共邵顺建县委、邵顺建独立营相配合，在邵顺建地区坚持斗争。

　　1936 年 1 月，独立营和地方游击队，采取“声东击西” 战术，在界首附近的田塘下击溃民团 20 余人，乘胜追击，攻入界首，俘镇内反动民团 17 人，缴枪 17 支，毙伤援兵 30 余人，有力地配合了闽北红军独立师第 2 纵队开辟游击新区的活动。8 月，独立师第 5 纵队成立。纵队长吴元林。10 月，第 6 纵队成立，纵队长林老生，政委柴金林。随后，第 5、第 6 纵队各抽出一部，由曾昭铭、马长炎、柴金林等率领，开辟了将（乐）建（宁）泰（宁）游击区，成立了中共邵将泰和建泰县委。年底，邵顺建、将建泰游击区连成一片，闽中游击根据地形成。

抚东游击根据地的建立

闽北军分区司令员吴先喜率领独立师第 4 团为出击外线之第 3 路，目标是向资（溪）光（泽）贵（溪）挺进，开辟抚东游击根据地。资光贵地区，曾是闽北苏区之一部，早在1934 年 2 月，吴先喜就在这里担任过中共光泽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了资光贵地区的革命斗争，对这一地区十分熟悉。1935 年 9 月，吴先喜率独立师 4 团到达建阳县黄坑，与邵光独立团 80 余人会合后，召开光泽中心县委会议，吴先喜传达了黄龙岩会议精神。随后两部 400 余人向资光贵进军。几天后，攻占光泽县柴家。第 4 团以柴家为立足点，在邵光独立团配合下，发动群众，开展军事活动，打击反动地方武装和民团。当月，成立了中共柴家区委，刘文学任书记。之后，第 4 团继续向资溪、贵溪边界前进，开辟新区。1936 年 6 月，吴先喜率独立师第 4 纵队（原第 4 团改称）再度深入资光贵地区，在闽坑附近与邵光独立团会师。7 月，吴先喜乘此时国民党军将大部力量集中于金溪、贵溪一线，资溪县城防只有少量民团时，率第 4 纵队 300 余人，袭击资溪县城，全歼守军 70 余人，缴枪 70 余支，占领资溪。但当部队撤出城后，在金溪五里峰遭国民党军重兵包围，第 4 纵队几经血战，方突出重围。8 月，黄立贵师长获知第 4 纵队损失较大后，派陈仁洪带领第 2 纵队第 1 支队到资光贵地区增援。第 2 纵队第 1 支队经长途跋涉，翻过武夷山，到达江西境内，在贵溪县板石坑附近与第 4 纵队会师。吴先喜把两部合编为第 4 纵队，纵队长吴德初，吴先喜兼任政委。

整编后，部队接受攻打资溪后被围的经验教训，重申以隐蔽斗争为主的方针，部队每到一处，即深入发动群众，发展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山民入党。同时减少敌对势力，增加同情和支持的力量。部队本身也将打仗与休整相结合，每打一仗后，争取进行 20 天左右的休整，以提高部队战斗力。这样，经过一段扎扎实实的工作，第 4 纵队不但发展了 200 多名党员，还建立了昌坪、马斜、丰上、闽坑、茶山、下张、横坑、五里山、下源、上源、窖下、冷水坑、饶桥、高埠等地党支部。成立了中共资光贵中心县委，吴先喜任书记，刘文学任副书记。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开辟了包括金溪、资溪、光泽、贵溪 4 县广大边区的抚东游击根据地。

闽北游击根据地的恢复与巩固

崇安、建阳、上饶、广丰、浦城一带的原闽北老苏区。在独立师兵分 3 路打出外线、开辟新区的同时，黄道领导闽北分区机关和中共崇安县委，在闽北地区坚持斗争，恢复和巩固闽北游击根据地。黄龙岩会议后，中共闽北分区委机关和各地党组织决定从解决群众利益入手，恢复和巩固闽北游击根据地。首先，是调整政策和策略。不再称下山回乡的群众为“反水”。在游击根据地内部，对保甲长和土豪劣绅实行争取和镇压相结合的方针。即一面对那些“白皮红心”的保甲长给予肯定和鼓励，一面镇压出卖革命和危害群众的首恶分子，坚决打击“铲共义勇队”和反攻倒算活动，维护群众的利益。这些措施实行以后，不但教育了群众，而且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人民群众知道红军游击队缺粮缺盐，就冒着生命危险，偷着出村上山，给红军游击队送粮送盐。并主动为红军游击队站岗、放哨，递送情报。遇到危险，宁可牺牲自己，也绝不出卖红军游击队。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留在闽北游击根据地的分区委和崇安县委，不但挫败了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全面“清剿”，而且使游击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活跃起来：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重建党的支部，恢复基层苏维埃政权以及妇女、青年、儿童团组织，领导群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等等。青壮年踊跃参军，红军游击队迅速扩大。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游击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巩固，成为闽北三年游击战争的领导核心。黄龙岩会议所制订的兵分 3 路打出外线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一着。正如下棋一样，这一着使闽北全局皆活。调动了敌人，也保护和发展了自己，扭转了被动局面。与此同时，汪林兴、左丰美领导的西南战区，也在崇安南部的程墩、曹墩、吴三地和西部的将口一带，建立了拥有 120 多人枪的游击队，开辟了崇西南游击区。

　　黄龙岩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之一，是联络闽东红军游击队共同抗敌。黄立贵师长受领这一任务后，率独立师第 2 纵队第 2 支队于 1935 年 10 月离开邵顺建地区，向古田、屏南方向开进。　　

上楼突围战，会师禾坪

1935年 11 月上旬，第 2 纵队第 2 支队横跨建溪，甩掉数倍“迫剿”之敌，进入屏南县的上楼村。这里因是新区，消息闭塞，12 日部队刚一进村，就遭到国民党军第 56 师 1 个营和新 11 师 1 个营的包围。第 2 支队在危急之下，退守村内炮楼，依托高墙抗击，连续打退敌多次进攻。战至下午，敌改变战术，兵分 2 路，挖墙突破。黄立贵师长用“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之办法，指挥第 2 支队用开水往下浇，敌被迫退却。至夜，敌改用火攻。黄立贵师长乘敌在四周点火，大门前暂时兵力薄弱的空挡，一脚踢开大门，率部边打边冲出炮楼，越过门前开阔地，奔向大东山。这次战斗，第 2 支队在极不利的情况下，勇猛果断、绝处逢生。毙伤敌第 56 师、新 11 师两部 400 余人，本身伤亡70 余人。第 2 支队突围后，辗转抵达政和，进入洞宫山下的禾坪村。部队一面向当地群众打探闽东红军游击队的消息，一面就地消除附近村庄的反动势力。此时，叶飞领导的闽东独立师正在这一带活动。1936 年 1 月 30 日，两支部队在古田县禾坪村会师。黄立贵、曾镜冰和叶飞会晤，双方介绍了游击战争开展以来的情况，表达了两块游击区联合统一、互相支撑的共同愿望，还就召开双方领导人联席会议的时间、地点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界首反击战，胜利回师

黄立贵师长率第 2 纵队第 2 支队完成联络闽东红军的任务后，于1936年 2 月 6日离开禾坪，回师崇安。部队进至建瓯县境，即被敌周志群新 11 师发现。敌立即“跟踪追击”和“分进合击”。黄立贵师长见状，立即决定由曾镜冰率一部兵力先回崇安，向黄道汇报和叶飞会谈情况，自己则亲率第 2 支队主力，用“叫花子打狗”游击战术，边走边打，拖住敌人。将周志群部从建松政地区拖至邵顺建地区，又由邵顺建地区拖到资光贵地区，牵着周部兜圈子，行程约 500 多公里，拖垮周部 1000 余人，余皆精疲力尽。这时，黄立贵师长抓住战机，在建阳界首以逸待劳，组织反击，经3小时激战，一举歼灭敌先头部队，毙伤敌 300 余人，残敌狼狈溃逃。周部因伤元气，从此望而却步。第 2支队胜利返回崇安。

洞宫山会议

　　1936 年 4 月，中共闽北分区委书记黄道在闽北红军独立师掩护下，从崇安县到达政和县境，在洞宫山与闽东游击区领导人叶飞会见。双方在洞宫山仰头村召开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黄道、叶飞、黄立贵、吴先喜、曾镜冰等人。双方先就闽北、闽东、浙南 3 块游击区相互配合与统一指挥等问题进行讨论研究，鉴于成立闽浙赣省委条件尚不具备，转而磋商成立中共闽赣省委和省军区问题，以统一领导闽北、闽东游击区开展游击战争。会议对成立闽赣省委和军区以及领导成员的组成事项，原则上达成了共识。但会后，由于斗争环境险恶，联系困难，在实际斗争中，无法实现统一领导，仍旧各自独立坚持本地区的游击战争。不久之后，还发生了颇受争议的“南阳事件”，这一事件直接导致闽东方面与浙南地区的联系中断，同时也影响了闽北方面与浙南地区的关系。

1936 年 6 月，黄道在崇安岚谷宣布中共闽赣省委和省军区成立。黄道任闽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叶飞任省军区司令员（未到职），曾镜冰任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此外，还成立了闽赣省委、省军区下辖的 4 个分区委和军分区：

第 1 分区（闽北分区），书记汪林兴，军分区司令员熊家才，辖崇安、建阳、广浦、广丰县委和西南战区委员会。

第 2 分区（闽中分区），书记黄立贵兼军分区司令员、政委，辖邵顺建、建泰、邵将泰县委和邵光特区委。

第 3 分区（抚东分区），书记吴先喜兼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副政委刘文学，辖资光贵中心县委。

第 4 分区（闽东北分区），书记王助，军分区司令员饶守坤，政治部主任左丰美，辖建松政中心县委、迪口县委。

闽北红军独立师保留，隶属省军区。师长黄立贵，政委吴先喜。下辖各团一律改为纵队建制。各纵队领导同时受军分区领导。独立师第 1、第 3 纵队属闽东北军分区，第 2、第5、第 6 纵队属闽中军分区，第 4 纵队属抚东军分区。随后，在闽赣省委和省军区领导下，至1936年底，闽北红军游击队坚持、开辟了包括福建省崇安、建阳、建瓯、松溪、政和、浦城、光泽、邵武、南平、寿宁、建宁、泰宁、周宁、屏南、顺昌、将乐、古田，江西的资溪、广丰、铅山、金溪、上饶、贵溪，浙江的江山、龙泉、庆元等 26 个县的广大游击区。闽北独立师由 4 个纵队发展为 6 个纵队，发展到 3000 余人，成为闽北三年游击战争的鼎盛时期。

国民党军增兵闽北，红军游击队遭受挫折

　　正当闽北红军游击队活跃地开展游击战争、游击根据地不断扩大之时，西安事变爆发，最终通过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形成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局面。但蒋介石在被迫接受中共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的同时，又玩弄“北和南剿”的两面手法，集中兵力，加紧向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进攻。1937 年 1 月，国民党驻闽绥靖主任蒋鼎文遵照蒋介石旨意，坐镇建瓯，在原有的第 3 师、第 75 师、第 76 师、独立第 6 旅、第 45 师、第 52 师基础上，增兵第 16 师、第 63 师、第 80 师各一部，编成“清剿”、“搜剿”两部，采取“分进合击”“跟踪追击”等战术，在闽浙赣 3 省保安团、地方武装和反动民团配合下，分别从光泽、邵武、建阳、浦城、广丰、崇安，向资光贵、邵顺建、建松政等游击根据地大举进攻。对闽北游击区内的革命军民施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仅崇安一县，就有 300 多个自然村被毁灭，4600 多户被杀绝，被杀害的群众达34000余人。在军事上，扬言“三个月内消灭红军”，不断发动对红军游击队的“清剿”。敌人的“清剿”决心和行动，无疑使闽北红军游击队进入了最严重的困难时期。此时，闽北红军游击队正化整为零，分散在各地开展游击战争。

独立师艰苦转战，吴先喜牺牲

1937年1 月 22日，闽北红军独立师第 1 纵队在政和县后宝岱伏击福建保安第 8 团第 3 大队，毙伤敌 90 余人，缴枪 100 余支。中旬，独立师第 4 纵队第 1 支队袭击贵溪花桥，歼反动民团近 60 人。但由于闽北地区各地一些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负责人对新形势下敌“清剿”的迅猛之势和残酷性思想准备不足，致使各地红军游击队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2 月，独立师政委、抚东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吴先喜率领的第 4 纵队，在光泽北乡柴家遭敌第 52 师 3 个团的包围，激战中吴先喜壮烈牺牲。

吴先喜（1908—1937）

　　吴先喜的牺牲，是闽北游击区的重大损失，使闽北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领导人。闽赣省委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分析敌“清剿”的严峻形势，重申“基本任务是保存有生力量”这一基本方针，强调不得打硬仗，打消耗仗。”遵照闽赣省委的指示，刘文学在接任抚东军分区司令员和资光贵中心县委书记后，即将中心县委领导成员分散到各地活动，坚持斗争。活动在“闽东北”游击区的独立师第 1 纵队，也及时将“消灭敌人为主”改为“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采取“走、藏、打”相结合，将部队分得更小，强调以“藏”字为主，分散隐蔽，频繁转移，避免同敌人拼消耗。实在无法避开，就打几仗，打也是为了保存力量。与此同时，闽中和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等几个游击区，也分别转入隐蔽斗争。部队进入山区后，生活十分艰苦，过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生活。但指战员们在革命必胜坚定信念的鼓舞下，顽强坚持斗争，度过了三年游击战争最困难的时期。

抗日军政委员会的建立

　　长期战斗在深山野壑中的中共闽赣省委，时时刻刻盼望着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以便早日得到党的指示。为此，曾多次派黄立贵师长率部渡过富屯溪，经过将乐、顺昌、泰宁到黎川一带，寻找中共中央分局，但都失望而归。1936年 8 月，闽赣省委再派省委委员、省工联主任吴华友携带闽赣省委组织名单和有关闽北游击战争开展情况的报告，到上海等地，通过白区组织关系，寻找党中央。

　　1937 年 1 月，黄道在一张用于包盐的上海《新闻报》上获知西安事变的消息。接着，又从截获的国民党福建省银行的汽车上，发现了生活书店出版的《生活日记》，得知 1935 年北平发生的“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消息。为了进一步弄清形势，黄道还令人通过一家地主，订了一份《福建民报》和一份《民国日报》，和闽赣省委成员一道，从敌方报纸的字里行问寻找有用信息。通过这些渠道，分析出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抗日救国势在必行。因此，叮嘱部队要注意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2 月初，经过千难万险终于和党中央取得联系的吴华友，从香港致信黄道，叙述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并随信寄来密写的党中央文件，即中共中央 1935 年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和 1936 年作出的《中共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中共中央这些文件，针对日本侵略军策动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国内形势，提出了在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及其方针、政策，指出了党和红军的斗争策略及其任务。黄道在领导闽赣省委成员认真学习、领会文件精神的基础上，结合闽北的斗争实际，统一了思想。2 月 7 日，中共闽赣省委作出《关于开展抗日反帝斗争的决议》，号召“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国人，不论职业、团体、宗教信仰、政治派别，一致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并广泛吸收工农群众、学生、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参加抗日救国会组织。

为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共闽赣省委于 3 月 7 日成立了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黄道任主席，曾镜冰、曾昭铭任副主席。当日，即以军政委员会政治部名义发布《训令》，提出目前党的任务“是发动团聚与组织全国民族一切力量，去对付当前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进一步号召：“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都应该联合起来，使全国人民有力的出力，有知识的出知识，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都参加到反日战线上去。”随后，闽赣省委又向江西、福建两省国民党当局发出“快邮代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是，国民党蒋介石置闽赣省委的呼吁于不顾，于 5 月 2 日可耻的下令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及各“清剿”部队，在一个月内“肃清”闽北红军游击队。

黄立贵牺牲，独立师继续坚持斗争

1937年6 月，国民党当局在建瓯成立了“闽北搜剿指挥部”，以第 80 师师长谢辅三为总指挥，由第 75、第 3、第 80 师各抽 2 个营组成 3 个“搜剿”队，日夜不停地对闽赣省委和闽北红军独立师围追堵截，不给红军游击队一丝喘息的机会。闽北独立师师长黄立贵正率独立师一部在邵顺建一带活动。为摆脱敌第 76 师的前堵后追，部队以排为单位，分散活动。黄立贵亲率一个排艰苦转战。7 月 13 日，当部队刚到邵武县梧桐际山厂稍事休息时，即被敌第76 师便衣队发现，旋即被第 76 师一部和福建保安第 5 团 700 余人包围。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闽北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卓越领导人黄立贵，在掩护战友突围中，身中数弹，壮烈牺牲。他的牺牲，是闽北游击区继吴先喜牺牲后所遭受的又一重大损失。

黄立贵（1906—1937）

在敌全面、残酷的“清剿”下，闽北红军游击队人数骤然下降，由 3000 人减至 700 余人。闽赣省委也被迫转移到光泽与建阳边界的猪母岗高山上，在敌重兵围困下坚持斗争。尽管如此，以黄道为首的闽赣省委仍以民族利益为重，一方面指示闽北红军游击队，面对敌人的屠杀政策，要勿急勿躁，保持冷静，切忌盲动，一方面揭露蒋介石不抗日、“清剿”红军游击队的罪恶，宣传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注意恢复党在白区的工作。建瓯县委成员、《闽北日报》主编张沐就根据闽赣省委的指示，用《闽北日报》作为宣传工具，将各界呼吁 “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文章 传播到闽北各地，唤醒人民的抗日意识，启迪国民党官兵的抗日热情。在闽赣省委政治攻势下，国民党军第 75 师某部第 3 连 1 个班就向邵光特区委游击队投诚，表示愿意与闽北红军游击队停止内战，携手抗日。

大洲谈判，达成联合抗日协议

　　1937 年 8 月 13 日，战火燃烧到上海。蒋介石被迫抗战，将正在闽北地区“清剿”的第 3、第 75、第 76 师等主力部队，先后调走。闽北游击区国共双方武装力量对比相对缓和。闽赣省委为求得早日实现与国民党闽赣当局的合作，当日就以“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名义，致函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在南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9 月 20 日，又通过光泽县长高楚衡转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明确表示谈判。随后，派出光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蔡诗山与光泽县长具体接洽。10 月初，在闽赣省委不断敦促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强大舆论压力下，国民党江西省当局派江西第 7 保安副司令周中诚、光泽县长高楚衡为代表，与闽赣省军政委员会代表黄知真、邱子明在光泽县霞洋乡的大洲举行会谈。谈判中，黄知真等挫败了国民党方面代表企图将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江西省保安团的阴谋，在红军游击队的驻防地点、粮饷和军需供应以及集中时间等问题上也作了坚决的斗争。通过 1 个星期的谈判，双方达成协议。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赣闽边抗日义勇军”。听候中共中央指示。随后，闽赣省委领导下的建松政、邵顺建、资光贵等游击区，根据闽赣省委的指示，先后同各县国民党地方政府谈判，达成一致抗日的协议。

黄知真（1920—1993）

三战三捷，以打促谈

　　大洲谈判后，闽赣省委和国民党江西省地方当局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停战协议，但福建省国民党当局却不执行此协议，不但不按协议撤兵，且不断向红军游击队进行挑衅。崇安、邵武、建阳等地的国民党军经常袭击闽北红军游击队。为此，黄道决定，一方面加紧联合抗日的宣传，揭露国民党军不遵守协议的阴谋，一方面令饶守坤、王助、马长炎、左丰美等率部进行自卫还击，迫使国民党军停止袭击游击根据地，按照协议撤军，实现真正的抗日合作。

马长炎（1912—1997）

左丰美（1918—1999）

10 月 13 日，饶守坤等率闽北红军独立师第 1、第 6 纵队 300 余人，从光泽县猪母岗出发，一日急行军，到达邵武县大山村。经对敌情详细侦察后，14 日凌晨 3 时，突然向邵武二都桥敌据点袭击，经 30 分钟激战，歼守军 2 个排。之后，部队撤出战斗，向建阳县开进。途中，前卫化装成国民党军开路，翻过大岭岗。上午 10 时，巧袭建阳响古村，歼灭村保安武装后，继续进军。下午 3 时，到达建阳县杜潭村，向驻扎在祠堂内的保安队发起攻击。保安队凭借高墙顽抗，长坪方向又有国民党增援部队开来。饶守坤等当即决定：第 1 纵队一部边战边退，造成撤退假象，纵队主力在距祠堂 10 米左右处设伏。第 6 纵队扮成黄坑方面增援之国民党军。当祠堂内保安队、长坪援军中计，全部暴露在第 1 纵队伏击阵地前时，第 1、第 6 纵队两面夹击，全歼保安队 1 个连。独立师在 24 小时内，三战三捷，歼敌 200 余人，缴枪 200 余支，并获大量弹药，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迫使国民党方面停止武装挑衅，遵守停战协定。

石塘整编，开赴抗日前线

　　1937 年 8 月下旬，黄道从缴获敌人的报纸上发现叶剑英在南京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的消息，异常兴奋。与曾镜冰于9 月 24 日联名致信叶剑英，就闽赣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问题请求中央的指示。大洲谈判后。闽赣省委又派曾昭铭去中央汇报，途经南昌，见到陈毅。陈毅对闽北若干问题给予了具体的指示。黄道、曾镜冰也收到叶剑英的复电。从此，闽北游击区党组织恢复了与中共中央分局失掉 2 年多的联系，并按照中央分局的部署开展工作。10 月，黄道、曾镜冰在温林关下的和尚坪与国民党联络官吴仰山会晤，商谈在铅山县石塘镇集结红军游击队和军需供应等事宜。会谈后，将情况向中央分局作了汇报。11 月，闽赣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指示，通知闽北各游击区红军游击队下山集中整编。并派陈仁洪、谢忠厚（谢锐）带 1 支小部队到铅山石塘镇做好部队集中前的准备工作。11月22日至25日，各地游击队陆续到达石塘镇，总计不足 800 人。其中有 200 多名从始至终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老红军战士，荣获黄道亲自颁发的闽浙赣边区坚持斗争纪念章。为了扩大抗日武装，闽赣省委决定补充兵员，号召游击根据地青壮年为抗日救国参军参战。经各级党组织的充分动员，部队很快发展到 1500 人，并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军事训练。

曾昭铭（1906—1940）江西吉安人，1928年参加革命，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6月当选为闽赣省委执行委员，1938年2月9日任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副团长，1940年3月22日奉军部首长命令，率领部队护送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家属去江北指挥部途中，经国民党控制区安徽无为县时，被国民党地方保安武装无理扣押，后被秘密杀害。

1938 年 2 月 9 日，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在江西铅山石塘主持召开大会，由闽赣省委书记黄道宣布新四军军部命令：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 3 支队第 5 团，团长饶守坤，副团长曾昭铭，参谋长杨元三，政治处主任刘文学。下辖 3 个营和 1 个机炮连。

刘文学（1909—1994）开国少将

1938年2 月 25 日，第3 支队第 5 团奉命从石塘镇出发，经弋阳、横峰间的浙赣铁路，再经德兴、饶家坂、铜埠、白沙关到达浙江开化，在华埠镇与闽东红军游击队组成的第 3 支队第 6 团会合。3 月上旬到达皖南歙县，随即投身于抗日战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