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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坊邻居老故事(上） 从牛角沱穿过狭长的四维路就到了嘉陵江上清寺桥头。四维路一共有45个门牌号，我要写的故事发生在46号，所以纯属虚构，勿需对号入座。 大姐从加国回来探亲时我曾告诉她，我要写我们原生家庭的老邻居，让你们身处他乡的游子不要忘了那段日子，那是不能也不该忘记的。 那是我家最落魄时住的大杂院。其实，说“院子”还抬举了它，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围墙，就是两排房子中间夹着一条土路，坑坑洼洼，行人、车道都走那条路。往西走出四维路这条民居深巷，就与牛角沱到沙坪坝的大马路相连；另一头爬上一小坡石梯，可以到嘉陵江大桥南桥头打望。如果要考证，四维路46号几乎是清一色的市井平民，就连那几户市级机关的小职员，也与当下时髦的月光族一样，多几两碎银都拿不出来，且嚼的还是粗康和菜根。
上世纪60年代末的嘉陵江大桥
我家就是四维路46号的住户之一，一栋破旧的二层楼房，住有四五十户人家，房子很狭长，从东至西并列十来户人家，楼梯在房屋的两端，上楼即穿过公用厨房，再到走廊，进入各自家门。现在很难再觅这种外廊式结构、前后各一条长长走廊的建筑了。
我家住楼房的西头，冬冷夏热。冬季一日三餐都要顶着寒风，过一长段走廊到厨房煮饭，甚至晚上还得摸着黑，缩着脖子到厨房去热水洗脸脚。厨房外有个很小的露台，与上下楼梯相连。我们用捡来的材料，搭建了一个极其简陋的窝棚。屋顶油毛毡，四周塑料布，里边没有光亮，前面拉张帘子，就成了我们的洗澡堂，我们管它叫奶奶庙。大约每周一次的洗澡日，像是盛大庆典，很有仪式感，每一道程序都很隆重。先是到楼下水站挑回几担水，再把炉火烧旺，支上家里最大的一口铝锅，直径有30公分。 水热了，一切准备就绪，开始洗澡了，洗浴者爬进奶奶庙，即洗衣槽，庙外还得有一人站在寒风中，既当警卫又管后勤。这样轮流洗浴，前后持续近半日的时间。直到大外甥诞生，我们才舍得花钱，带着他一起去公家澡堂洗澡。那个奶奶庙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大弟的琴房。弟弟读初中时，家里好歹挤了点钱出来，给他买了一把旧提琴。用爸爸的话说，要解决横起一笔，总要有点手艺才行。爸爸一贯幽默，他说“横起一笔”就是嘴巴，也就是要能自食其力。 我记得那把琴是花了35元钱买回的，相当于全家人半个月的伙食费。为了回报家人的厚爱，弟弟练琴非常刻苦，每天提前一小时起床，害怕影响家人和邻居休息，他就在奶奶庙拉琴，还要在琴弦上插上弱音器。练琴完毕，再跑步去学校上课。 我们的房子夏天当西晒，整个楼道及前排房间与日月同辉。太阳落山，天已黑尽，晒得滚烫的地板久久不能退凉。于是每到下午5点钟，我们姐妹几个就拧着水桶到几十米外的防空洞里取水。那里边常年有水，水温很低，有时还有点扎骨头。我们把水担回家，先从床上的席子抹起，然后是桌子、地板，直到冰凉的水逐渐变成温水，屋子里的温度也下降不少。现在想来，真得感谢当年在城市遍布的人防工程。要不是有防空洞里的凉水，那些年的夏天肯定要难受许多。 中间的住房原本是前后套房，一前一后的两个房间有一扇室内小门相通。套房有大有小，大套房前后房间一共36平米，小套房面积则只有大套房的一半。前房出门即前廊，后房出门即后廊。竹木结构，木梁木柱木地板木走廊，墙壁是夹壁墙，也叫篾笆墙，夹在中间的是竹编，两面用石灰加黄泥，再加进斩成寸长的干稻草或棕毛搅拌的灰浆，厚厚地糊上，就成了墙。前后外廊，年久失修，歪歪扭扭，摇摇欲坠。 前廊光线充足，俯身四维路，斜望嘉陵江大桥，远眺江北区。若有雅兴凭栏写生作画，远山近水，近景、中景、远景都能收入在一张画布中。因此那前廊就成了我们的观景台、聊天吧，甚至会客厅、会议室。街坊四邻、过路行人都可尽收眼底。 而后廊的咫尺之遥就是一壁长满青苔的石壁，终年滴水，阴暗潮湿。前后住户像是跨了阴阳两界。 雨果说过，每一个十字架下都埋藏着一部长篇小说。我写不了长篇小说，所以我说，每个门洞里都有一个或几个那个时代的故事。我今天只是记录下几个门洞里的故事。 接着说前后套房，其实只有我家是拉通住全了的。前屋是爸妈的住房，后屋是我们姐妹的住房，摆放两张大床，好像并无衣橱，本来就不多的衣物都整齐地堆放在拖洗得很干净的木地板上，然后用一张旧床单覆盖其上。后来大姐结婚了，姐夫是在本市工作的外地人，刚大学毕业，无房无钱，自然就成了我家的上门女婿。他们夫妻俩就住进了我们的姐妹房，中间用一道帘子隔起来，原本18平的房间就成了两间9平米的小屋。套房旁边还有一间9平米的半截房，是哥哥弟弟们的房间。我不太明白的是，父亲一直是老运动员，建国后的每一劫难都无一幸免，为什么我家住房，尽管破旧，在当时还算很宽敞的。三间住房，一共45平。 哥哥他们的小屋靠后廊的半截也只有9平米，中间的门用报纸糊上，隔开另一户闫姓人家。全家6口蜗居在没有窗户的9平米半截屋子里。除闫妈妈外，男的女的身高都在1.70米以上。闫家人很谨慎，一般是房门紧闭，屋里的人几乎不出声响。闫妈妈并不在公用厨房煮饭，而是在走廊上支了一眼煤灶，时常能看见她用平底锅摊煎玉米饼什么的。我有时在闫妈妈的煤炉前站站，本意是想学点厨艺，13岁的小女孩对什么都好奇，结果每次都成了守嘴讨吃。 闫妈妈掰下一小块冒着热气的玉米饼，“你尝尝吧，还是不错的。”这个不到50岁的山东妇女，已是满头白发，笑起来脸上的褶子陷得很深。偶尔闫家老爷子和小儿子也在走廊透透风，父子俩对坐在小板凳上，身体蜷缩，膝盖顶着膝盖，好像要尽量节省空间，不挡住邻居的过道。在我眼里，他们的样子非常难受别扭。据说闫老爷子是某大型国企的总工程师，因解放前曾留学海外，所以被打成了特务间谍。小儿子比我年长几岁，文革开始那年初中毕业，后来去了秀山插队，再后来就没有再见过他。 时年9岁的弟弟总是纳闷，6个大人关在9平米的小屋子里，大家都站立也许还有空间，晚上睡觉怎么办，人叠人啊？百思不得其解。为求答案，小小少年用他能想到的最便捷方式，划根火柴把糊在门上的报纸烧了，不就能看见了嘛。他想不到的是，木板门和夹壁墙会随着报纸一起燃烧。火势迅速蔓延，闫妈妈隔着木门使劲泼水，隔壁二娃妈，一个在食堂做白案的壮硕女人，拧着一桶水，一脚踩上哥哥的床板，哗啦一声，朝着上窜的火苗猛扑过去。火势很快得到控制。还好闫家的损失不太惨重。闫家人并没要求索赔。爸爸妈妈上门诚恳致歉，和颜悦色教育了弟弟。求知欲甚强的弟弟，学习成绩一贯优异，硕士毕业后成了一名高校教师。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闫家有个另类，他家三姑娘闫家复，长得人高马大，喜欢打排球，说话大嗓门，因为家庭成分和学习成绩双差，文革前初中毕业没上高中，就在一家街道工厂当工人。 “哎呀呀，我终于找到同命相连的人了，”当她得知我二姐名字尾音也叫FU时，“我最讨厌这个名字了，就因为我和大姐生日是同一天就给我叫'复’，好土气，哪是女娃的名字嘛。”她居然没忘记自己的性别。家复说话时总爱坐在栏杆上，身体还不停地晃动，我总是替她捏把汗，害怕她会从二楼掉下去。 夏天，9平米的房间关不住家复，她就在走廊睡觉，不盖被单，不点蚊香，一张凉席铺地而眠。 “我是做蚊烟的，一身的蚊烟味，哪有蚊子敢来咬我，除非找死。” 从家复嘴里，我知道了很多地下新闻，我当时就读的中学有个吃饭不给饭票的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学校食堂卖饭菜是两个窗口。卖饭窗口无人看管，买饭者自觉把饭票插进铁签里，然后取走所付饭票同等量的罐罐饭。那位老师撺掇同事，每人多拿一罐饭，少插三两饭票。事后主谋者率先举报，却让协同者蒙在鼓里，结果从犯成了主犯，被吊销教师资格，降薪降职，成了打扫厕所的勤杂工。主犯举报有功，从此直步青云。我像是被魔鬼相中了，这个举报者竟然成了我的班主任，我无意中没管住自己的嘴巴，传播了丑闻，致使我的中学生活演变成了一场噩梦（不扯远了，就此打住）。 家复话痨，“我们家的人都嫌我不爱读书，没得文化，就连我妈都爱吵我”。除此之外，家复再不谈与自家相关的丁点私事。直到1978年我们的房子被拆迁，我也未亲耳听到过近邻闫老爷子和闫家少爷的声音，神秘的一家人从此淡出我的视线。据说，家复与一个小她七八岁的男人同居，诞下一个私生子，又一脚把那男的踹了，自己与儿子单过，没有再婚。 我们楼房几十米外有两间低矮的棚屋，以前是修建嘉陵江大桥时施工队的洗澡棚，一男一女共两间。大桥竣工后，施工队撤走了，这两间棚屋就遗弃在路边。不知哪一天，从什么地方来了两户人家，捡来几张油毛毡和一些旧砖头，简单解决了遮风避雨的问题，就开始入住了。这两家人有点神奇，听口音像是来自川东地区的县镇，父母都没得工作。一家人姓丁，屋里清一色的男孩，老大十七八岁，依次递减，老五刚在蹒跚学步。另一户有四朵金花，无男丁，老大老二看上去比我年长一点，因为她们都长得丰硕肥美，前挺后翘的。老三老四好像还在上小学。这两家子女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故事，荤的素的都没有，甚至连日常的交流都没有。 母亲对我们的家教很严，不许搬弄是非，更不许与人吵嘴摩擦。可路边棚户人家的故事还是有所风闻，因为我们煮饭在公用厨房，用水到楼下公用水站去取，就连大解小解也是上公共茅房。诸多的公共领域就是信息交流的平台。 上世纪70年代，上清寺的电车
我关注最多的当数姓丁的女当家，她体型怪异，举止怪异，引人注目。那女人四十来岁，很胖，但不是那种健康的胖，是虚胖，因为她脸色蜡黄。我没见她穿过外套，她似乎只有冬夏两季，冬季套头卫衣，夏天罗汉衫。衣衫里的物质被挤压得只能横向排列，前胸一对硕大的乳房一直垂到肚脐上。她时常坐在门口的石墩上，端一只大号搪瓷盅，很艰难地吞咽着杯中的液体，每次吞咽，她都会眉头紧锁，很夸张地脖子往后一仰。是什么东西这样难以下咽，为什么又要吞这么多？好奇心驱使我走到她跟前。 “嬢嬢，你在吃啥子？”她并不回答我，只是把杯中的东西在我眼前一晃。我看，好像就是白开水。 小的三个娃从屋里冲出来，拉扯打闹乱作一团，最小那个的脸上还有刚被抓破的血痕，边跑边哭。 “去死嘛，都去死。”她两眼茫然，并不看那几个娃崽。 听说她每月卖一次血，能有一二十元的收入。去抽血前总要喝很多的水，说是把血冲淡了，自己的损失要小些。难怪她那么痛苦拼命地喝水。 丁家长子是个职业扒手，人长得极其清秀帅气，总是在吞云吐雾，香烟堵住了嘴巴，所以他言语不多，很少说话。只见逢年过节时，地段片警都会光顾他家，人还在门口就开始吆喝 丁老大总会迎出来，把一根烟递到片警手里，然后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 民间有个说法，扒手一不偷二不抢，吃的是技术饭，因此也就不该吃牢饭。丁家老大识时务，从来不吃窝边草，加之他活得像个影子一样，一贯不与人群打堆，街坊四邻时常会忘记他，邻里相安无事，你好我好他也好。 妈妈上班在十多公里外的沙坪坝，每天挤公交车，早出晚归。有一天妈妈回来后很生气，原来她在公交车上看见丁家老男人，就是那个卖血婆娘的老公，在公交车上耍流氓，被同车的人暴打了一顿。 妈妈不会骂人，“真不是东西”在妈妈的词库里已是顶级恶毒的语言了。这也是妈妈为数不多的一次在背后揭别人的短。 另一户姓孙的人家，女当家的看起来凶巴巴的样子，脸上最突出的就是高高的颧骨，还很发亮，难怪她家男人病怏怏的，惨白一张脸，天气暖和时搬张小木凳坐在门口，懒懒的，不多言不多语。四朵金花都朝了妈妈，高高的颧骨成了家族符号，具有极强的辨识度。老大老二长得已经熟透了，感觉她们身上破旧的衣服随时都有被撑破的风险。老大声音尖利，嗓门也大。 “嘿，大妹儿，你发财了？二件二件的毛衣穿起。”居民委员陈婆婆拉着孙大妹的手看了半天。 当年的居民委员有点像现在的网络格长，不同的是，他们监察居民的方式靠走。走家串户，管天管地，哪家来了客人，哪家这个月多买了一次肉……都逃不脱他们的法眼。 “哎呀陈婆婆，我发啥子财哟，我把毛衣拆了，整成两个半截，看嘛，都只有上半截，下面是空的。”孙大妹把外衣捞起，让陈婆婆看个明白。 “我妈一天到晚日诀（骂）我不挣钱，吃饭都不准我添碗了。”孙大妹说得有点凄楚。 “凭本姑娘这身材还愁挣不到钱？我还要把二妹带上一起挣钱。挣给我妈看，还要看她的老脸往哪个凼凼放！” 过了一段时间，我再看到孙大妹，果然旧貌换新颜，两件毛衣，是真资格完整的两件毛衣。不晓得她是不是有意不把毛衣外套的拉链拉上，两件毛衣赫然醒目，里面的套头毛衣一直遮到腰部以下。 爸爸曾在市级机关工作过十来年，到文革前夕，这样的要害部门实在不能再容他这样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蹲在那里，爸爸才被踢到了一个远郊小厂，接受监督劳动改造。爸爸在机关工作时，也从未轻松过，全市的工业成本核算以及收入盈利等，都靠他一把算盘拨刨不停，瘦弱的肩头早早被过重的担子压斜了。我们因此也曾有阳光暖身。我家多子女，每年的学杂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从我记事起，每学期缴学杂费时总能得到一定补贴。补贴的代价是，爸爸必须为人低调，夹起尾巴做人，我们每学期期末必须到机关的最高权威，他们的局长那儿去汇报考试成绩。局长是当年川东地下党的一名要员，一个模样威严，肤色黢黑，冷脸冷面的老太婆。我们几姊妹鱼贯进入局长办公室，姐姐率先行了一个标准的少先队队礼，还用普通话说，刘奶奶您好，这是我们的考试成绩，向党组织汇报。说完，恭恭敬敬地呈上成绩册。我站在最后，感觉一切都很滑稽，努力不让自己笑出声来。 住楼下的有个叫刘恩伯的邻居，也是爸爸的同事，他与国民党将军汤恩伯同名不同姓。仅一字之差，两人在为人、体貌上却相去甚远。汤恩伯英武雄壮，战功赫赫。刘恩伯猥琐丑陋，还是一个驼背。他对内不仁，对外不义，三天两头搞举报，谁稍不留神就成了他打小报告的对象。 先说他对内不仁。他家岳父去世很早，岳母改嫁给一个姓邓的裁缝，二婚女儿都好几岁了，老裁缝在替女顾客量体裁衣时把别人给强奸了，等待老裁缝的自然就是牢狱之灾。岳母带着小女儿来投靠大女儿，也就是刘恩伯的老婆。老婆大咧咧，在家没得话语权。刘恩伯露出了嘴脸，他在楼道端头与石壁间两米宽缝隙处搭了一个棚，两面石岩终年滴水，地面潮湿，没有窗户，关门伸手不见五指，活像一个地牢。岳母和小姨妹住进去了，刘恩伯不管伙食，让老岳母自己挣钱开伙烧饭，从此我们叫邓婆婆的老女人就开始了拾荒生涯。那个年头，大家都是穷人，拾荒又能掏到啥呢。邓婆婆的儿子在煤矿工作，偶尔来看母亲，给她送点钱财，这样邓婆婆母女尚能勉强度日。 再说他对外不义。春节，我家按定量糯米推了汤圆。妈妈早出晚归，很多时候顾及不到灶台。我们姐妹几个就自己包汤圆吃，没钱买好一点的汤圆芯子，就买廉价的红糖来包，也不懂得要等锅里的水完全沸腾了，才能把汤圆下锅，下锅后还要立即推动，以免粘锅煮糊。姐姐刚刚墩上一锅冷水，我就一股脑把生汤圆推进锅里，不一会，锅里已经开始冒出糊味道了，汤圆还没煮熟，于是接着煮。越生越煮，越煮越糊，最后把锅底烧了一个洞，倒出一锅糊得变黑的酱酱了事。我们几个傻丫头在公共厨房闹的笑话，传到刘恩伯耳朵里，也就等于到了局长办公室，只是故事一经改编，成了张家买了几十斤糯米，煮汤圆把锅都煮烂了。谁会想到，几个半截幺爷，煮了两斤汤圆就把锅烧穿了呢。 姑姑是单位采购员，到甘孜出差，给我家买来四瓶酥油。用酥油炒菜很难吃，满厨房都能闻到浓烈的膻腥味。可有点油水总比没得强，饿极了的我们照样饥不择食，狼吞虎咽酥油炒菜。四瓶廉价的酥油又成了把柄，刘恩伯到局长办公室说成了白生生的猪油。 我们的“奖学金”很快被取消。这些陈年旧事，在昏暗的年代里已经一次一次被发酵。有一段时间妈妈在托儿所当所长，因此扣上贪污犯的帽子，下放到养鱼场监督劳动，双手开满口子，超负荷的鱼草大背篓，压得她直不起腰来。文革中，爸爸挨批斗，这些都成了一条条的罪状，成为罄竹难书的钢鞭材料！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诗蒂，本名张诗蒂，1970年代曾在云南当知青，1983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著有多部专著，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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