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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香港回归25周年，香港街头已经开始挂上红旗，提前庆祝：  也有很多跟回归相关的活动开始预热：  香港群星演唱25周年主题曲《前》 还有人在回顾这些年香港回归的经典画面：  香港回归已经25年，在这25年里，中国越来越富强，人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但谁还记得，曾经的中国有过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 特别是在香港回归前，由于国际上的种种限制，新中国的发展举步维艰。  但是，有这样一群香港富豪，他们顶着压力，突破重重限制也要帮助祖国！ 今天就来看看他们当年是怎样排除万难，跟祖国携手渡过难关的…… 1 第一个在香港升国旗 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在国际上也处处受限。 西方国家对中国又是经济封锁、又是物资禁运，新中国备受制肘。  首先要解决的头号问题：没钱。 这时有人提出：不如在香港建一座属于自己的银行。 新中国想要打破封锁、联系全球华人华侨，就必须有自己的银行。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又是贸易自由港，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这个提议的人就是香港银行家庄世平。  庄世平是广东人，他就是为了帮国家建银行才来到了香港。 别看他后来成了银行家，其实他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就已经把所有的财产捐给了革命军，当时他连办银行的本钱也拿不出来，最后是找人借了1万块来到了香港。  1949年12月，庄世平在香港中环成立南洋商业银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银行门口挂起国旗。 香港这个殖民地上空，第一次升起了五星红旗！  建国初期，中国统一了货币，又兑换了大量外汇，单广东省就收回5亿多港币。但当时中国还处在国际社会的“限制”中，外汇根本发挥不了作用。 这个时候，庄世平的银行就派上了用场。 时任广东省主席叶剑英联系庄世平，将港币分批运往香港。  叶剑英接见庄世平 庄世平亲力亲为，用了半年时间，终于分批次将5亿港币全部运送到了香港。 这大大解决了中国成立初期的财政问题。  光解决了钱的问题只是第一步，中国想要发展经济，还得要吸引投资才行。 这就又轮到香港富豪登场了。 2 打破国际限制 在现在看来，“爱国”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中国人帮助祖国也很平常。 但是在那个年代，香港富豪去帮助祖国，不会因为“爱国”被赞美，反而会被欧美国家看做是对国际秩序的挑衅。 而很多富豪的生意其实都离不开国际上的合作，他们如果对祖国出手相助，可能还会受到制裁。  但是，香港富豪们仍然顶着压力，绝不向威胁低头。 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要属建国初期的“抗美援朝”战争时期。 由于国际上的“禁运”限制，很多物资都不能运到内陆，这时候，有两位香港富豪伸出了援手。 一位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霍英东： 另一位就是“毛纺大王”曹光彪： 当时，霍英东解决船队物流，曹光彪就专门帮他采买物资，两个人齐心协力，打破欧美的禁令，源源不断地将汽油、药品等紧缺物资运往祖国，支援对抗美国的战争。 1978年，内陆刚刚改革开放，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完善，很多外资都还在观望，谁都不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但是，曹光彪却义无反顾，成为了第一个来内陆投资建厂的人。 当时，曹光彪的业务主要在国外，他在葡萄牙、印度等地都有工厂，从赚钱的角度来说，到内陆投资并不是一个很稳妥的决策。 但曹光彪很坚决：“必须做，就算亏掉所有家当也要做，这对国家的发展有帮助！” 1978年，曹光彪在广东农田上建起了纺织厂，为国家的外汇创收打开了新的道路。 之后，他又支持内陆的教育，在上海建起了“曹光彪小学”： 跟曹光彪一样，第一批就到内陆投资的，还有他的好友、香港“船王”包玉刚。 当年，改革开放的消息一传出，包玉刚马上就跟内陆的造船企业签订了协议，一口气订购了一大批船只。 像他这样的大客户，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场及时雨。 包玉刚经常对子女说：“无论加入了什么国籍，无论成为哪个国家的媳妇，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国人！” 当年，中国能接待外宾的酒店很少，而且硬件和服务都跟国外的星级酒店有很大差距。 包玉刚知道这件事后，二话不说：“北京缺少旅游饭店，我来贡献！” 1981年，他捐款1000万美元，在北京以父亲的名义、建起一座五星级酒店“兆龙饭店”。 酒店名称是由邓小平亲自拟定，也是他亲手题字，邓小平还出席了酒店的开业典礼。 上海交通大学、宁波大学里，都有包玉刚捐赠的图书馆： 有了投资，内陆经济转动起来了，但是又暴露出一个问题：基建很落后。 此时又有一位香港富豪，他对中国早期的基建事业至关重要，那就是胡应湘。 1958年，23岁的胡应湘在美国完成了学业，美国极力挽留他，但胡应湘坚持要回国。 改革开放初期，胡应湘本来是想跟李嘉诚等人一起，在内陆投资酒店。 但胡应湘到内陆走了一圈之后，发现很多地方路都不通，国家最需要的是基建。 于是胡应湘马上停下了酒店的项目，开始在内陆建设高速公路和发电厂。 为了这件事，他还差点跟李嘉诚翻脸了。 胡应湘在广东先后投资了沙角发电厂、广深高速公路等等。 这几十年来，胡应湘一心扑在中国基建上，也错过了香港和内陆的地产发展时机。 很多跟他同时期的富豪已经靠着地产赚的盆满钵满，胡应湘却一点都不后悔：“国家富强比自己赚钱更重要！” 陆地上这些问题一个个被解决，但又出现了新的难题：航空业！ 3 时代富豪 1979年，中国刚刚和美国建交，中美航线即将开通，却被飞机餐的供应难住了。 当时，中国飞机上基本没有餐饮服务，只在走廊里摆上热水瓶和茶叶，乘客要喝还得自己去倒。 连邓小平的专机上，都只有一个面包，一杯茶。有领导回忆，那个面包硬邦邦的，味道实在是不敢恭维。 那时候的首都机场配餐车间，连最基本的冰箱都没有。后来美国提出，如果中国不能解决飞机配餐问题，就在中途经停日本进行配餐。 中间有经停站，这还能叫“中美直航”吗？ 飞机配餐的问题一下子上升成了外交问题，关乎国家尊严。 在这样的困境下，香港的餐饮龙头“美心集团”挺身而出了。 美心创始人伍沾德马上就决定为国家接下这个重担。 解决航班配餐的问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诸多阻碍。 由于香港暂未回归，所以香港企业到内陆投资属于“合资”，而中国当时还没有任何一家合资企业，相关法律法规也是完全空白。 可以说美心这时候到内陆投资，是处于“0保障”的风险中。 伍沾德女儿伍淑清 但是，这并没有阻挡美心回报祖国的决心。 伍淑清说：“大家都是中国人，我们讲究一诺千金，只要彼此信任就行了。” 于是，在没有合约、没有保证书等任何书面文件的情况下，双方以“握手”作为契约，达成了初步的合作。 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要落实合作，才真的是困难重重。 当时中国很穷，既没有人民币，也没有外汇，民航局拿不出“合资”投资的钱。 伍沾德很大方，就让民航局把以前的配餐车间折算成300万人民币，当做是投资了。 接下来，“合资公司”又涉及到股份占比的问题。对这方面，民航局也没有什么经验，就提出大家各占50吧，公平公正。 但伍沾德却说，让国家占51%，美心占49%，这样主动权就移交到了国家手上。 并且，美心还把董事长、总经理等重要职位都让了出来，让民航局担任，香港这边只担任副职。 时间距离1980年5月通航的日期越来越近，但是民航局的审批却迟迟下不来。拿不到资金，民航局付不了款，各种设备和机器的购买工作就没办法推进。 在这种紧急的时刻，伍沾德又一次慷慨解囊，他拿出500万港币帮忙垫付了资金，只因为民航局的一句话：“我们都是中国人。” 由于没有相关法规和条约，这笔钱走不了公司，只能由伍沾德自掏腰包，拿出自己私人的积蓄，万一有什么损失，都得他一个人承担。 在1980年，500万港币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足以买下香港中环的一整栋大厦！ 解决了钱的问题，新的问题又产生了：美国航线对配餐要求很严格，要达到标准，必须进口欧美的设备，而当时欧美国家对中国内陆仍然实行禁运，即使拿着钱，东西也买不过来，怎么办？ 伍沾德亲自出面，以香港人的身份，自己从美国订货，等设备到了香港，他再想办法运回内陆，又一次承担了所有责任和风险。 在美心的不懈努力下，1980年，3月8日，双方终于正式签订“合资合约”。 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一间合资公司：北京航空食品公司，诞生了！ 1980年5月1日，中美航线正式通航。 邓小平亲自感谢美心集团，民航局则送给美心八个字：“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最后再来说说大家都很熟悉的爱国富商霍英东。 除了抗美援朝，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贡献，就是支持中国的奥运事业。 为了实现中国人民的“奥运梦”，他在国际上四处奔走，又出钱又出力。 除此之外，还有从1985年开始，就不停在内陆捐款的邵逸夫，总额接近50亿！ 邵逸夫一生都在支持内陆的教育事业，他在中国大学树起一座座“逸夫楼”，还曾经出资1000万，帮助敦煌壁画的保育工程。 还有起草《基本法》、并先后捐赠3000万港元及2000万美元，支持中国科技发展的査济民： 这些曾经帮助过中国的富豪中，除了胡应湘，其他的已经全部逝世。 而他们当中许多人，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然心系祖国！ 比如曹光彪去世后，把所有财产捐给了清华大学。 庄世平在香港、澳门建起两座银行，又都无偿捐给了国家，自己两袖清风，成为“最穷富豪”，子女都穿旧衣服、开出租车。 庄世平“国葬”，董建华、李嘉诚等人为他扶灵 如今，香港已经回归25年，但在那个尚未回归的时候，香港商人想帮助祖国，只会更难、更辛苦，他们的付出不应该被遗忘。 他们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为了祖国的发展，愿意奉献所有的家产、人脉，在最困难的年代，仍然排除万难，跟祖国风雨同舟，坚定地站在一起。 在那个年代，他们不叫“富豪”，而是实业救国的“实业家”。 这是香港曾经一代实业家的风采！也是他们为民族大义奔赴的豪情！ 现在，很多香港的豪门世家已经到了第三代接班人，他们传承的不应该只是财富，更应该是当年这些企业家们为国奉献的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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