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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方大曾摄影作品关注生活在底层的百姓现状。 经历过二○一四年非法“占中”和二○一九年“黑暴”，大家一定明白真相有多重要，而报道真相、留住真相、广传真相，甚至将真相纪录成历史，靠的，就是记者。 从前，记者有无冕皇帝称号，大家用“铁脚、马眼、神仙肚”来敬佩记者，但自从苹果日报出现，改变了传媒生态、改变了记者的做事手法、改变了新闻的价值观，令香港人开始害怕记者，甚至鄙视记者。我作为一个传媒人，也是曾经的前线新闻工作者，看到社会大众对记者渐渐失去尊重，实在可悲。 六月十二日，我参加了大公报一百二十周年报庆活动，当天除了冠盖云集，最让我印象深刻，是现场的展板。那些展板，简介了大公报这份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报纸，亦是全世界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华文报纸所走过的路。而毛泽东主席著名的一幅亲笔题字：“为人民服务”，原来就是送给大公报的。 在当天的展板中，我看到八个文章救国的故事，原来，抗战期间，大公报有很多战地记者，以笔和摄影机，出生入死，在烽火连天中记录历史。有记者甚至跟随红军长征队伍，沿途报道。 其中一位展板中介绍的大公报记者，就是在“七七事变”后第一个抵达现场的中国记者，而他，就是我今天想同大家分享的故事主角。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向河北省的卢沟桥发动进攻，国民政府第二十九军奋力抵抗，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正式开打。 打仗，从来都有两个角度，在中方影过去，跟日军那边影过来，可以是完全不同的画面，所以，战地记者好重要，要令世界知悉日军侵华的真相，就要靠穿梭于战场的记者。 于是，“七七事变”开始后三日，即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一个住在北平、身材高大的青年，背着相机，拿着记者证，走出家门，只身穿越一路的炮火，来到卢沟桥一带。 到埗才发现，日军已将战场封锁，在卢沟桥外围了个大圈，不让中国记者进入。因为这年轻人手持的是印有中英文字样的证件，在接受了一小时盘查后，日军终于放行。根据国际公约，记者和医生在战争中是可以得到保护，通行无阻的。于是，这位年轻人就成了卢沟桥事变后第一个抵达现场的新闻记者，也是唯一亲身记录“七七事变”的中国记者，他的名字叫──方大曾，他写战地报道的笔名叫“小方”，他用手上的相机和钢笔，记录了中国现代史上最重大时刻，向世界发出了关于“七七事变”的第一篇战地报道。 方大曾当时是中外新闻学社及全民通讯社的摄影记者，亦是大公报战地特派员，他经常只身远赴前线采访，然后将照片和文字报道交给各大媒体。 当年，方大曾拍下了日军侵略的暴行，写成著名报道《卢沟桥抗战记》，除了在报纸刊登，也在上海《世界知识》杂志、《良友》杂志、英国的《伦敦新闻画报》等国内外媒体发表，这些图片和文字，从此成为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 一九一二年，方大曾出生于北京一个家境很好的家庭，父亲是外交官。小学时，母亲用七个大洋买了部照相机给方大曾，从此，相机便成了他形影不离、患难与共的好伙伴。 方大曾镜头下的影像总是与别不同，那个年代，能拥有相机，当然会用来拍漂亮照片，或者风花雪月题材。但方大曾就刚刚相反，他喜欢真实、朴素的画面，例如拉黄包车的车夫，做苦力的工人，故他的作品别树一格，亦为时代留下很多当年中国真实的劳苦大众画面。 为了方便晒相，方大曾在家中院子角落以木搭建了一间黑房，每次出差回来，都会躲在黑房冲晒，也因如此，他好多作品都留了在家，并得以传世。 后来，方大曾更拿着照相机在大江南北奔走，随军打仗，吃尽苦头，但他的镜头也为后世人记录大量战争真相。 方大曾在中法大学唸经济系，毕业后到报社工作，因为英语出色，相片常被外国媒体收录。一九三六年，方大曾去了天津当大公报记者，从此更加忙碌。 去卢沟桥前线采访，其实并不是方大曾第一次单人匹马赴战场。根据妹妹方澄敏回忆，在“九一八”事变后，哥哥就天天东奔西跑，永远都在旅途中，他总是带着一把雨伞、一条毛毯、一个背包、一部照相机，就离家出发采访去。 消失于硝烟中的战地记者方大曾（下）\屈颖妍2022-06-29 04:24:29大公报
分享  图：头戴钢盔的方大曾，这是他从绥东前线寄给母亲的照片。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即卢沟桥事变发生前，最受关注的绥远抗战爆发，方大曾当时就由北平只身赶往绥远前线，开始了长达四十三天的采访。 十二月的塞外寒冬，气温只有零下三十多摄氏度，方大曾乘车、骑马、徒步，日夜兼程采访，拍摄了数百张照片，写成《绥东前线视察记》等多篇战地报道，记录了士兵挖战壕、擦机枪等备战场景，亦报道了军官对抗战的思考与保家卫国的热诚。 之后的“七七事变”、南口战役，方大曾奔走于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等地，冒着枪林弹雨，一次次深入战场，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北平沦陷，方大曾有家归不得，于是转而为上海大公报担任战地特派员。 在南口战役，方大曾写了篇通讯《血战居庸关》，记录了中国守军肉搏日军坦克的悲壮：“第七连连长带着两排人跳出阵地冲向坦克车，他们冲到这铁怪的眼前……不顾一切地攀上去，把手榴弹往窗口里丢，用手枪伸进去打，以血肉同钢铁搏斗，铁怪不支倒地，居然败走……两排勇敢的健儿虽然死了一半，但我们终于获得胜利。”方大曾不单记录了战斗之惨烈，亦报道了中国军人斗志之高昂。 战局动荡，一九三七年九月，因河北省的保定战况好紧张，方大曾退到距离保定东南约五十公里的蠡县，九月十八日，他从这里向上海大公报交了篇通讯稿《平汉线北段的变化》，又寄了封信给住在邯郸的亲戚，他说：“我将由蠡县继续北上”。 一九三七年九月三十日，方大曾的《平汉线北段的变化》在大公报上发表。但这篇文章，就像一封遗书，从此，再没有人收到来自方大曾的片言只字，或者半张照片，这位背着相机的年轻身影，从此消失于硝烟炮火中，无人再有他的消息，也无人再见过他的影踪。 方大曾的生命定格在二十五岁，而他跟这个世界亦失联于一九三七年。方大曾是一九三七年第一个到达卢沟桥的中国记者，他拍下第一张抗战图片，但他也是全面抗战之后第一位殉国的战地记者。 镜头转到北京，在东城区协和胡同十号，这里，是方大曾的家，一九三七年七月，他从这个家门离开后，就再也没回来了。 方大曾失踪之后，方妈妈一直不肯搬家。方大曾的外甥回忆：小时候我常问外婆，人人都搬新屋了，咱们怎么不搬？外婆说：“我不搬，我要等我儿子、即是你舅父回来，因为我跟他约好，他工作完了，就会回来。” 结果，方妈妈，就在这老屋等了三十二年，直到一九六九年离世。 方大曾的妹妹方澄敏一直悉心保存和整理哥哥留在家里的摄影底片，整整齐齐放在一个木盒中，历经战火和动荡，这木盒跟随方澄敏由少女时代走到白发苍苍，她过世前，又将木盒托付给家族的下一代。 二〇〇六年，方家第三代后人将精心保管了近七十年一共八百三十七张方大曾摄影作品的底片，无偿捐给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些珍贵影像和史料终于找到最好的归宿，成为社会共同财富。 二〇〇〇年七月，纪录片《寻找方大曾》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导演冯雪松自从发现方大曾的故事后，一直沉迷于搜寻这战地记者的事迹，先后出版了《方大曾：消失与重现》、《方大曾：遗落与重拾》等专书。 二○一五年七月七日，“方大曾纪念室”在河北保定落成。三年后的七月七日，国家再在此地成立了一个“方大曾研究中心”。 去年，一部由广电总局策划、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献礼繫列短剧《理想照耀中国》，其中一个单元就叫《我是小方》，说的就是方大曾的战地牺牲故事。 铁肩担道义，健笔为家国。八十五年过去了，我们今天能知道历史的来龙去脉，全靠当日好多在烽火中冲锋陷阵的战地记者，他们用生命为后世记录历史，当中包括二十五岁就消失在这世上的方大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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