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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15年最大的收获有三件事，一是我的文集《大记》出版，二是在神秘的天山南北三次旅行，第三件可能就是认识了这个叫做白李东的后生。 白李东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看到了我的文章，就带着陕北产的杂粮来看我，他走进我家门的时候，我就笑了，我看见一个小青年，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紧紧张张地站在那里。我知道他来自陕北，但是他身上一点也没有陕北人所特有的那种张扬和傲气，他就那么谦和而紧张地站在那里，望着我。我几次让他坐下，他才拘谨的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着，眼光在我的头顶上飘来飘去。 我问，白李东才说他来自陕北延川县，是延川县委的一名干部，是一个爱写文章的人。我当时在心里嘀咕，陕北在路遥之后，还会不会再有真正意义上的作家？这个文文弱弱的白李东，身在官场，能写出什么像样的文章呢？于是，我们的谈话，也就简单明了，白李东对我表达他的敬意，我也只是客套的应付一段，不久，他就告辞了。 过了几天我在微信上看见白李东写的《乡村无厘头》，我就大吃一惊，立刻就意识到，这个白李东在文字上的天赋是非同寻常的，他能用最简单直白的语言，描绘出最丰富的生活内涵，而且能将生命的艰辛与幽默，苦涩与快乐，不动声色地揭示出来，而他只有三十多岁，他的心灵中就有许多对生命的感悟，而且这些感悟充满思辨与哲理。我心里说，陕北这块土地，又一朵奇葩将要开放了，他如果努力，过不了多久，他的名字和路遥放在一起，不见得会逊色多少。 于是，我就给白李东发微信，要来了他的十几篇文章，每天晚上在临睡之前，都要读上一段，我跟随白李东的叙述，在他曾经生活过的土地上和时光里游走，跟随他喜悦，跟随他伤心，跟随他欢笑，跟随他叹息。 白李东的出现，可能标志着路遥时代的终结，陕北高原上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开始了。 我嘿嘿地笑了，说，这又是一个搅动人灵魂，让人不得安生的家伙。 小镇光阴（十章） 公 社 大 院 我记事的时候其实已经改称政府了，可是老乡们却依然习惯“公社”这个叫法。 只要途经大院，就禁不住向里张望：院子里，三三俩俩的干部和前来办事的乡民打着招呼或站着拉话。有时候，难免会有一只不知好歹的狗闯进来，或有几只不明就里的鸡搅进去。如果天气晴好，常会有一个穿着黄军裤和翻毛皮鞋的司机和一个卷着袖子，戴着眼镜的干部嚷嚷着在石床上啪、啪地走棋。 一个孩子的嗅觉，只限于直接的刺激，对于政治，毫无概念。真的。当时，我的认知简单而主观。 文 化 站 这是儿时最欢喜去的地方。 只是两间灰扑扑的瓦房，外观也没显出什么特别。位置就在公社大院的对面。门楣上悬一块白铁皮，上书“镇文化站”，是立体的美术字，红字描了白边，颇显讲究。 窗台上挂块黑板。其上拉拉杂杂写画着“只生一个好”，或是“学习敬老爱幼王秀珍”之类，号召也批判。 好长一段时间，我享有随时借阅的权利。 呼延站长不一般，能用笛子吹奏《催马扬鞭送公粮》，会使广告色画漫画，他还负责编辑一本文艺期刊，上边赫然印着他的隶体大名。 大冷天，外边呼呼的风刮着，屋里炉火正旺，铝壶里的水丝丝地响起。呼延站长鼻梁骨上架了眼镜，精细地对着一对木箱子描画，几笔一只喜鹊登梅，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又几笔呈现出南京长江大桥，桥墩开圆拱，桥栏插红旗，煞是气派。身边央求他的主顾满脸堆笑，一会敬烟，一会又敬烟。有时候他估摸是画麻烦了，画笔一摔，停下来猛咂几口烟，退后几步瞅瞅，索性团起几张写过大字的软宣纸，在料碗里蘸蘸，然后在上了底漆的箱面上一旋，再一旋，如此反复，一组排列组合的奇异花纹就呈现出来，瞅上去也蛮好看的，这是抽象派之于我的早期印象。 我早早地晓得了蒙在三弦子音盒上的是蟒皮，晓得了南京军区出版《解放军画报》，这些个见识让我当年混在孩子群里威风凛凛、底气十足。 供 销 社 被日头晒得滚烫的长石阶上总有几个老汉，头上勒着白羊肚子手巾，不嫌晒，口里噙着烟锅嘴子，坐着。 花麻麻的老玻璃柜台后面吊儿郎当的立着几个售货员，男的，女的，都穿着的确良或者咔叽---总归是很好的布料。吊儿郎当的他们抽着烟或是随意在身后的零食斗子里抓嗑着瓜子。 堂兄们去搬化肥的当儿，我攥着几个零票，鼓足勇气尝试着独自交易几根“果丹皮”或是一小盒“高粱饴”， 钱几乎是一把夺过去的，“啪”的一声，东西被摔在柜台上。顾不得小小的自尊，我飞快地抓过东西，塞进衣兜，脸给臊得通红。在此后长长的日子里，我对这个柜台后面的行当都充满了无以言说的痛恨。 机缘巧合的时候会遇上拉货回来的卡车。 大腹便便的，满年四季总是喝的红飘飘的主任一边剜着牙一边呜儿吼叫地指挥着卸货，一伙年轻人上蹿下跳，老王家打狗---一起上手，这是个很有些壮观的场面。眼毒的人在卸货的过程中能通过外包装分辨出某些紧俏货，然后四处显摆此类信息。 有一年，父亲曾托关系从这里搞到一批赊销布并撒了出去，赚得了一些钱。不料，那年冬天奶奶病故，操办丧事的费用由此得以保障。 粮 站 麦收了。 三三两两的拖拉机、三轮蹦子或者套着毛驴的架子车载着鼓鼓的麻包或化纤袋子从四面八方的各个村庄百流归大海般朝这里汇聚。 这也是个足够气派的地方，单说它的院子就是别的单位不好攀比的---用厚厚的水泥做了硬化处理，这便于晾晒粮食，也便于打篮球，粮站那帮小子因此总是牛逼哄哄的。 一排长长的石仓窑座落在五级石阶之上。每个仓窑只在顶端开了小小的一扇窗，关闭严实的厚厚的木门中间用红油漆醒目地编着号：粮1、粮2、粮3依次发展，端溜溜地排列下去，自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森严规整。 收粮的日子，院子里横七竖八地停满了拖拉机和驴拉车，那台锈迹斑斑的磅秤旁边，缴粮的人们挤挤攘攘围着过磅员套近乎，过磅员手持一杆锥形的长杆量筒，量筒在粮食袋子里一插到底，再“刷”地提起，顺带着把庄稼汉的心也提了起来，带上来的粮食搁嘴里咂摸一番，若是眉头皱起，坏了，不够干燥，搬袋子去院子里晒吧。被“淘汰出局”的庄稼汉圪蹴在墙根下，吧嗒吧嗒地抽着烟，郁郁寡欢。 毛驴不管这些，或是噗噗地喷着响鼻，或是绷着缰绳，撅起脖子用嘴去使劲够那墙头上的青草。更有甚者，屁股一撅，屙下一堆屎，跟前，正在锅里下面的粮站女人就皱起了眉头:“哎呀！这是谁家的毛老子,欺负死人啦！” 戏 滩 飞檐斗拱的高大戏台当仁不让地占据着戏滩的黄金位置，台下的一铺滩在平日里是石头瓦块和疯长的蒿草。 胡乱看上一会，就不再感兴趣，胆大的孩子从戏台两侧攀爬上去探究后台的秘密，于是一部分人在看戏，一部分人在看孩子。 好几年间，有一个演老旦的戏子居然也在戏台边捎带着卖水，玻璃杯中盛一些红的、绿的糖水，小杯子5分，大杯子一毛，她和她的搭档们轮流着看摊，孩子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喝完她的水，双手恭敬地给她递上杯子。 戏散了，戏滩也乱了营，有丢了孩子的，有鞋被挤掉的，有高举着凳子试图从人堆里突围的，负责维持秩序的几个高大壮实的汉子挥舞着手上的衣衫，呲牙瞪眼地喊叫，却没人理睬。 邮 电 所 这是个有些神秘的所在。 它的神秘是总有某些手段将外部世界的遥远信息带回小镇，当然也负责把这边的某些事情传递出去。 逢集与会的日子，人头攒动。那个神通广大的邮递员，有着《庐山恋》中男主角一样气质的邮递员，身着绿制服，手举着一沓子信件、电报和邮单在人群中点名。 某某，你二叔的包裹单，他三小子在新疆当兵吧？寄来了葡萄干，去后院领走! 某某，你女子的挂号信，娃出息了啊，大学快供完了吧？ 估计是报喜不报忧，净是好消息。也是，来邮电所似乎都是奔好消息来的。 院子里，黑乎乎的一部摇把子电话机就安在窑檐下的窗台上，打电话的人高喉咙大嗓子地吼着，生怕声音小了那头听不见，几个没事的人，戳在旁边听着，也不避嫌。 据说，靠东边的窑洞里头装有发报设备。我幻想，那应该和电影里敌特务的装备有一拼吧，可惜，终究没能亲眼见证。在兰州生活的四爷一家只是和我们保持书信往来，而家里也似乎一直没什么紧要事要着急发电报。 嗨！ 一直没有。 医 院 大宝眯着眼睛，眉头微微皱着，唇角隐藏着不易察觉的一丝微笑。他左手捏一小团酒精棉球，一只针管在他熟练右手的操作中做向上的活塞运动，几滴细小的药水急不可耐地从针尖上窜出来。 一旁窄小的病床上早已准备好了半个白花花的屁股，有时候是我的，有时候是妹妹的，整个气氛凝重而紧张。 镇上的人都叫他大宝，大宝主宰着医院里的一切。 戴着白袖套的大宝不抽烟，也不见喝酒，甚至还有些笑容可掬。可是孩子们都怵他，就连粮站的那帮浑小子见了他也远远地就躲起来。人人都知道大宝拥有并熟练使唤的那支锐器铁面无私，所向披靡。微笑并不代表友好，全镇的孩子们在这一点上有着统一的认识。 好在大宝家的强子总和我们打成一片。强子时常偷带医院里的白气球出来玩，这玩意吹起来和常见的气球存在造型上的些许差别。有一次强子还把这白气球拿到了学校，小子们一人一只，腮帮子鼓起来吹的水桶一般大，居然都没破. 我们一致认为那是质量最好的气球。 拖 拉 机 站 四圈他爸就在拖拉机站工作。 高头、长斗子的大马力拖拉机，装备了像坦克一般履带的推土机一字排开在院畔上，那叫一个排场。竟然没有围墙，于是下了课，我们顺着学校的小路就溜过去了。 胡子拉碴的奎子叔是我同村人，也姓白，父亲老和他一起撂点子喝酒，我便不怕他。 一伙小子们经常去看奎子叔修理机器。看他杀猪一般，井然有序地拧松螺丝、卸下齿轮，拆开油箱，把一整台铁家伙大卸八块。当然也不只甘于看着，奎子叔喊“钳子”，我把钳子递上去，马上又喊“扳手”，另一个手快的小子就递上扳手。我们相视一笑，彼此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愉悦。 四圈早就吹嘘他已经掌握了四轮拖拉机的驾驶本领。于是我们就商量着里应外合，商量着如何把四轮拖拉机开出来，一直顺着公路去临近的村子里走一趟，这个计划让大家亢奋，我们野心勃勃着，盼着时机的到来。 行动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展开。梁子、我和红平还有玉东蹑手蹑脚地向拖拉机站摸去，梁子装腔作势地间或咳嗽几下，四圈在裤带上煞有介事的别了一把“左轮”枪。可是下午分明由四圈隐藏在砖垛中的柴油机摇把却找不到了，没有摇把就发动不了柴油机----真扫兴！ 又是在一个晚上，突然真相大白----内部消息透露，那天是四圈的二姐玲子向站长告的密，因而导致了我们行动的失败。 那晚，我们摩拳擦掌、义愤填膺。 出于内疚，四圈从家里偷出半包“壶口”香烟，讨好我们。我们挨个用一根火柴点着了烟头，靠在拖拉机上沉思。明明灭灭的光亮中，我们一致决定把玲子姐和文化站小张偷偷拉着手去玉米地的事向大人们揭发，毫不留情。四圈犹豫着，许诺给我们一人三丸打弹弓的钢珠，我们不同意。 坚决不同意。 信用社 高高的围墙。 石片拉茬垒砌的墙头上再密布了尖利的碎玻璃，门口卧一条狼狗，说是狗，但分明是狼，我亲眼见它三两下撕咬着吃完了一只死鸡。这里有点像监狱，我时常琢磨。 歪脖子的信贷员劈里啪啦的拨打着算盘，自信而傲慢。他坐在有着铁护栏隔着的柜台后面。桌子上散堆着前来办事的人敬给他的烟卷。他的身后是几只靠墙竖立的铁皮柜子，其中有一只略矮的感觉厚重些。 母亲庄严地绽开手帕，手帕里裹着纸包，再绽开纸包，纸包里是一小叠纸币，是钱。母亲和歪脖子的信贷员交谈，意思是一部分存起来，一部分要换成新票子。 我踮起脚尖使劲去瞅铁护栏后边的情况:歪脖子的信贷员站起来，转过身去鼓捣那个略矮的，给人厚重感觉的铁柜子，铁柜上一只手柄被他左拧几下，又右拧几下，然后咔塔一声柜门打开---整整齐齐的纸币码在里头。 新年的早上，我掀起枕头，几张簇新的票子赫然出现。 看看，一张印着女拖拉机手，一张印着手持铁钎子的工人，我知道过完年，母亲又会把这新票子收回去，以买书、买本子的名义。 这倒无所谓，让人真正感兴趣的是---这些新票子的来路和它们诡异的身世。 梦 境 少年半醒半睡的梦里，一条潮湿、晦涩的小土街东西贯穿，散落着店铺，飘散着呛呛的煤烟的味道。一伙无忧无虑的少年，双手插兜，像刚学打鸣的小公鸡，不太熟练的吹着口哨在街上游逛。一匹黑鬃马从身旁疾驰而过，蹄声哒哒，像迅疾的时光绝尘远去······ 这便是我主观的故乡，有着我童年记忆的黑白影像的故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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