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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觉醒年代》中的李大钊 94年前的今天，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英勇就义。 他是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之一，是中国革命当之无愧的“播火者”。 前段时间，我们介绍了北京第一批革命文物中西城的4个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北京宋庆龄故居、郭沫若故居、北京鲁迅故居和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旧址。   如今还有最后两处，李大钊故居和国立蒙藏学院旧址。有趣的是，这两处革命文物都和李大钊，这位中国的“普罗米修斯”有关。 今天，不妨跟着我的讲述，来追溯李大钊在北京西城的革命足迹，体悟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永垂不朽的精神和气节。 李大钊故居 最美街巷里的红色景点 101年前，李大钊一家搬到了这条胡同，并在这里居住了将近4年（1920年春-1924年1月）。  文华胡同里的李大钊故居，摄于2020年12月。 李大钊在北京辗转11年，居所也前后换了8处，文华胡同24号（石驸马后宅35号）也是他在京期间居住时间最长、生活最为稳定的一处。据传，“文华胡同”这个名字便是因他而来。  李大钊在京的八处居所，图源网络。 去年年底，北京西城的文华胡同被选定为2020年北京最美街巷之一。胡同中的景观，有许多是以李大钊故居为中心展开的。 如果您从胡同的西口进入，入口的墙上便能看到那句“铁肩扛道义，妙手著文章”。这句化用自明代文人杨继盛的诗句，同样也挂在李大钊故居正房的客厅之中，还曾作为《晨钟》报创刊号的“警语”。 可以说，这联辞句既反映了李大钊的远大志向和高洁追求，又是他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  文华胡同西口，南侧拐角的墙上写着“铁肩扛道义，妙手著文章”，摄于2020年12月。 李大钊一生，不过短短38载，在北京便生活了11年，而文华胡同居住的4年间，正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重要时期，也是他人生事业的黄金时期。 李大钊，本是河北乐亭人，早年间曾东渡日本，求学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学习期间，他逐渐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曾组织神州学会，进行秘密反袁活动。 在袁世凯准备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时，他在《警告全国父老书》中大声疾呼“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四万万国民未死以前。”  影视剧《觉醒年代》中，在日本早稻田校园中声讨袁世凯的学生，留着大胡子的那位就是李大钊。 1918年7月，李大钊提前结束学业回国，担任《晨钟报》编辑，居住在西单皮库胡同。  《晨钟报》同仁在北京中央公园合影 “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认为真正能拯救中国的是马克思主义，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曾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胜利》等文章，认为一战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并大胆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由此，李大钊以开拓者的无畏姿态，成为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  影视剧《觉醒年代》中，李大钊慷慨发言：“一百年后的中国想必会证明我今天的观点，社会主义不会辜负中国。” 1920年春，李大钊带着一家人住进了石驸马后宅35号（今文华胡同24号）。 而在同一年的1月份，李大钊刚刚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在离京的马车上，两人相约组建中国共产党。 李大钊不久便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一年的秋天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 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影响和推动下，全国涌现出了总计8个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共有50多名党员。 次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也因此被传为佳话。  左起：陈独秀和李大钊 据李大钊故居官网显示，在文华胡同的4年间，李大钊发表了140余篇文章，文字总量超过33万余字，平均每9天一篇；参加各种会议120次，包括共产党三大、国民党一大等，平均每10天一次会；陪同会见、拜访各界人士30次，讲演30次（不算讲课），到广州、上海、武汉、洛阳、天津等地从事教学和革命活动。 这一系列的活动，让越来越多的青年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其中有许多曾在李大钊家借住，感受过李大钊师长般的关爱和教诲，激励着他们战斗在前线。 可以说，这座故宅见证着风云激荡的历史。共产主义的理想从莫斯科到北京，从共产国际到早期中国共产主义在组织，在这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李大钊故居前的两棵海棠树。李大钊曾在此亲手种植两株海棠。此为故居复植。 最后再来看看这座李大钊故居，规模并不大，不过是个三合院，进门还是要下台阶，也就是说，院落地面要比胡同低，这是人们常说的“三级跳坑”。这样一来，如果夏天下大雨，免不了要进水，可见这院落的条件并不算好。 但如果联系到当时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教，月工资从最早的120元（图书馆主任）到后来的200元（教授），是绝对的高薪一族。要知道，当时北平五口一家一年的花费不过是100元刚出头而已。 李大钊的薪水表 其实，李大钊将工资的很大一部分拿出来进行革命工作，包括革命活动中的会务、印刷宣传品、交通食宿等开销，余下的还常常拿来接济贫困学生。 但对于自己一家五口，李大钊就相对节俭了很多，甚至有些拮据。北大校长蔡元培得知后，专门对会计科说：每月发薪时，要先扣除李先生一部分，亲手交给李夫人，以免李家“难为无米之炊”。 国立蒙藏学校旧址 第一个少数民族党支部在这里诞生 文华胡同往北不远，便是繁华的西单商圈，在这条熙熙攘攘的商业街东侧，有一处被高高的围挡挡住，其中古朴的院落，在一众高楼大厦之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原来这里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国立蒙藏学校旧址，李大钊也曾在此留下革命的足迹。 站在西单北大街一号桥上，东侧的老宅便是国立蒙藏学校旧址。 国立蒙藏学校，顾名思义，这里曾是专门教授蒙古族、藏族学生的学校。学校成立于1913年，最初名为国立蒙藏专门学校，是北洋政府为维护对蒙藏地区的统治，将清乾隆年间所设咸安宫学、唐古忒学、托忒学和光绪年间所设蒙古学4所学堂合并而成的。 学校创立之初校址选在西黄城根西南转马台内的孙家花园，但因为那里教室少，离宿舍远，经费也不足，蒙藏学校停办了几个月。 1916年8月，北洋政府财政部将西单小石虎胡同8号（今33号）的毓公府租给蒙藏学校办学。租期为10年，每月要付“修费70元”。 国立蒙藏学院西路的外院，正房门前，十分宽敞。 1919年五四运动中，蒙藏学校学生代表荣耀先参加北京高校学生代表集会，带领蒙藏学校学生前往天安门参加游行示威活动。 学校学生们还曾在《晨报》上刊登了《蒙藏学界之愤激》的罢课宣言，旗帜鲜明地表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蒙藏学生，亦国家之份子，爱国热忱彭湃不已。” 此外，荣耀先还与瞿秋白、许德珩等共同发起成立北京学生联合会，以“蒙藏学校一百三十人”名义参与签署《致巴黎专使电》《致巴黎和会电》等爱国文电。 这一系列的壮举引起了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关注，不久荣耀先便加入了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蒙藏学校第一名共产党员。 荣耀先 此后，在李大钊的鼓励下，荣耀先回到家乡内蒙古土默特旗，动员进步青年到北京蒙藏学校学习。1923年秋，39位蒙古族青年来蒙藏学校就读。 不久，他们便参与到了声援家乡土默特旗农民代表反对丈量土地的斗争，但也因此导致北洋政府取消学生们的官费待遇。学生们并没有屈服，而是针锋相对地进行抗议斗争，赶走了三名反动校长，最终拿回了官费待遇。 蒙藏学校学生名册（部分） 也是在1923年，李大钊派邓中夏、赵世炎、刘伯庄、韩麟符等到蒙藏学校开展工作，自己也多次前往蒙藏学校与学生们深入接触。 凛冽的寒冬过去后，1924年的春天，38名蒙古族青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3月30日，蒙藏学校团支部成立，这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青年组成的团支部。 经过系统地理论学习，捷报频频传来。同年秋，李裕智、多松年、孟纯、佛鼎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共蒙藏学校支部成立，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党支部。 蒙藏学校学生合影（部分） 此后，李大钊和蒙藏学校的联系更为密切，还常来此进行时事报告。 1925年，乌兰夫、奎璧、赵诚等也加入了党组织。全校一共才有120名学生的蒙藏学校，此时党团员的人数已达到90多名，蒙藏学校成为党在少数民族中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北方基地。 值得一提的是，这股来自少数民族的力量在立场上十分坚定，被李大钊赞为“最靠得住的力量”。比如，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后，蒙藏学校的党团员不仅积极参加游行示威活动，还总是担任最艰巨的纠察、联络的工作。 此外，在李大钊的领导下，1925年春，乌兰夫、多松年等人创办了蒙古族的第一个革命刊物《蒙古农民》，以蒙古族农牧民亲身经历的事实，辅以民歌、漫画等形式，通俗地向蒙古族劳苦大众宣传革命道理。 第一期的开篇文章只有16个字：“蒙古农民的仇人是——军阀、帝国主义、王公”，异常简洁却直击要害。 《蒙古农民》 由此，蒙藏学校成为当时组织少数民族青年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怪不得李大钊也要称他们为“新生力量，革命的财富”。 最后再来说说蒙藏学校的校址，这里地近西单牌楼，位置十分优越，明代时曾为常州会馆。明末时，成为首辅周延儒的宅第。 国立蒙藏学校旧址东路全景，比西路规模小，且房屋较为密集。 清初，这座宅院曾为吴额附府，住的是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他娶了皇太极第十四女和硕恪纯公主为妻，因此也有人称这里是建宁公主府。 雍正三年（1724），右翼宗学在此办学。乾隆十九年（1954），因房屋“糟朽破坏”，迁到了西单牌楼以南的绒线胡同。 据红学家考证，乾隆十年（1745）-十九年（1754）间，曹雪芹曾在右翼宗学工作过，或是作为教员，或是担任抄写等杂役的工作。 曹雪芹画像 右翼宗学搬走两年后（1956年），这座宅子便被赏给了工部尚书裘曰修。值得一提的是，裘曰修是位汉臣，当时汉族官员大多居住在外城，自清以来至乾隆朝，被赏赐在内城的汉官不过寥寥十几人，裘曰修能被赏赐在内城，且在西单牌楼附近，可见他确实是简在帝心。 纪晓岚曾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过这里，说院内有“好春轩”为裘曰修会见宾客的地方，院内有小屋曾闹鬼，“童仆夜宿其中，睡后多为魅出，不知是鬼是狐，故无敢下榻其中者。” 裘曰修 道光二十年（1840）前后，裘曰修的后人将此宅出售给了安徽潘氏。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文字所描述的都只是如今国立蒙藏学校旧址的一半，也就是过去的石虎胡同7号（民国年间的门牌），而其隔壁的石虎胡同8号，在乾隆至光绪年间一直为贝子绵德极其后人的宅第。 光绪年间，因府主人为绵德玄孙毓祥，为世袭辅国公，因此这座府邸也被称作毓公府。据了解，这里也是目前北京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贝子府。 《乾隆京城全图》上的石虎胡同地段 同治五年溥咸府第画样（据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奉恩镇国公溥咸府第盘画样》绘制）（来源：胡燕, 潘明率. 国立蒙藏学校旧址历史研究[J]. 古建园林技术, 2011, 000(002):44-46.） 民国肇始，这两处宅院都被收归“官产”，石虎胡同7号为近代立宪派人物汤化龙居住，但在他住进这里不久后，他的朋友田某也在此猝死，他也在加拿大被刺身亡。因此，“好春轩”的“凶宅”一说甚嚣尘上。汤氏一族余悸未消，匆匆搬走，这里又成为“官产”，归财政部财政金融学会使用。 1922年，总统黎元洪将北海快雪堂拨给梁启超作为松坡图书馆馆址，但梁启超认为“不敷应用”，便和财政部协商，拿到了石虎胡同7号院的官房作为松坡图书馆第二馆。 松坡图书馆第二馆阅览室外景 值得一提的是，“松坡”为蔡锷的字，梁启超为他的老师，这座图书馆则是梁启超和丁文江、张君励等人为纪念他而建。 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1924年6月1日，松坡图书馆第二馆率先开放，而当时住在这里的除了张君励、蒋复璁，还有近代有名的诗人徐志摩，有诗《石虎胡同七号》为证。 徐志摩 据载，松坡图书第二馆有藏书近万册，数量可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文人学者们常来此阅览。 1929年，梁启超去世，松坡图书馆无人执掌，经费也十分困难，便搬到了北海快雪堂，与第一馆合并了。 前面也讲过，1916年，民国政府将石虎胡同8号的毓公府租给了蒙藏学院办学，租期为10年。1926年，租期将满，蒙藏学校数次要求将此地变为永久校舍，加上此前财政部对学校经费一直拖欠，竟有10多万元。终于在1928年，国民政府南迁，将8号院正式拨给了蒙藏学院作为永久校舍。 1931年，蒙藏学校以9000大洋买下了隔壁的7号院，并将中间院墙拆除，自此，两个宅院合二为一。 俯瞰国立蒙藏学校旧址 新中国成立后，蒙藏学校被政府接管，并迅速融入到北平市和全国各方面的工作中。1951年，中央民族学院在京成立，不久蒙藏学校便和其部分班级合并，成为中央民族学院附属中学。1972年，改名北京市第一零六中学，1978年恢复原名。 1987年，学校迁出，此处归国家民委使用。上世纪80年代，国家民委曾被计划拆除以建立民族大厦，但该计划被搁置，为筹集建大厦资金，该旧址建起了民族大世界商场，出租摊位。 2001年，这个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国立蒙藏学校旧址现存保留建筑（图中加影线部分）（来源：胡燕, 潘明率. 国立蒙藏学校旧址历史研究[J]. 古建园林技术, 2011, 000(002):44-46.） 此后，因占用文物建筑谋利、安全火险隐患等问题，北京市文物局曾多次民族大世界列为安全警告的“黑榜单”。但到2010年依旧是个名为“民族大世界”的服装市场，看不出建筑原有的格局。 曾经的民族大世界，挤着200多家小商户和几家中型商户。图源中新网。 2011年，市文物局到民族大世界递交《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并启动诉讼程序。 2013年，民族大世界正式停业腾退，2014年完成全部腾退，如今还未见详细的改造方案。 即将腾退结束的民族大世界 关于李大钊故居和国立蒙藏学校旧址， 您还知道哪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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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新用户8926AVU2 > 《《胡同纵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