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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5月24日傍晚，周恩来的大侄女周秉德下班后乘103路电车前往中南海西花厅，她从小在周恩来夫妇身边长大，对大伯夫妇感情很深，在周恩来病逝后，想前去安慰和陪伴深陷悲痛之中的“七妈”邓颖超。  西花厅外的海棠花已经凋谢，院子里安静得惊人，当周秉德走进西花厅正屋时，看到邓颖超手持一个很旧的黑色皮夹子，正在沉思。 看到周秉德后，邓颖超指着黑皮夹说，这是刚刚从保险箱中取出的周恩来遗物，从抗战时期起，这个黑皮夹就是周恩来的贴身之物，里面经常放党的重要文件，十几年如一日，直到进城后才被放进保险箱。 当着周秉德的面，邓颖超打开了黑皮夹，只见皮夹的卡证位置放着一张发黄的老照片，夹层里面还放着三封信，这可谓是周恩来最私人的物件了。 周秉德看到照片后不禁震惊了，照片中的人是她的爷爷、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抗战期间，周秉德一直跟着父母生活在北方，从没见过自己在外颠沛流离的爷爷，对爷爷颇为陌生，对爷爷的了解都来自于自己的父母和大伯。  当周秉德小心翼翼地抽出这张照片时，看到照片后面有周恩来的四个亲笔字：“爹爹遗像”。  周恩来生前经常会谈起自己的两位母亲，却很少对人提起父亲，但在内心深处，他对父亲有非常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包含了父子之情和对弱者的怜悯，也因此，1942年周贻能的突然去世给他的打击很大，子欲养而亲不在，令周恩来心中深藏了这难以排遣的遗憾与痛苦，只能把父亲的照片放在贴身皮夹里，仿佛父子朝夕相伴。 1、家境逐渐败落，周贻能奔波28载为葬妻周恩来出生于江苏淮安的一个大家族中，但自他有记忆时起，家境就日渐败落，生母、嗣母相继离世，性格温和不争的父亲长期在外地奔波谋生，无暇顾及家中三个幼子，这让周恩来十岁就成了一家之主。 周恩来母亲叫万冬儿，据他回忆：
万家是淮阴县的大户人家，家境丰裕，周恩来的外公万青选曾任淮阴县知事，他在18个儿女中最疼爱的就是万冬儿，人称“万十二姑”，平时，万青选外出办理政务、访客会友时，绿色衣官轿后总会跟着一顶小花轿，里面坐的就是爱女万冬儿，这几乎成了淮阴县街头一景。 这也培养出了万冬儿精通能干、擅长待人接物的优点，未出嫁前，她是万府几十号人的“大总管”，把家中事务打点得井井有条。  嫁到周家后，附近亲戚熟人家里有什么喜丧大事，都会请“万十二姑”前去主持，她主事很有规矩、礼数周全，受人称道。 而亲友家有了矛盾，也会找“万十二姑”帮忙调解，万冬儿善良豁达，平息矛盾谙熟练达，分析起问题来头头是道，很快就能化解矛盾，而跟着母亲身边的周恩来耳濡目染，从小就比别的孩子更懂事、成熟。 周恩来还不满周岁的时候，他最小的叔父周贻淦因患肺结核重病垂危，为了“冲喜”，万十二姑答应把儿子过继给周贻淦为嗣，可周贻淦的病情未能好转，不久就去世了，他新婚不到一年的妻子陈氏守着周恩来，母子二人相依为命。 嗣母陈氏的性格与万冬儿不同，她沉静温和、精通诗文书画，平时很少外出交友，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周恩来的教育上，教他4岁识字、5岁进私塾读书，每天天刚亮就把周恩来叫起来，陪他在窗前读书，平时在家给他经常讲各种历史人物和书里的故事。  周恩来称她为“娘”，对她的感情超过生母，多次说：“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 对于两位母亲的影响，周恩来曾总结说：
建国后，在一次全国会议上，周恩来动情地说道：
一向稳重的周恩来，提及此事时，不禁声音颤抖，眼睛湿润。 在公开场合，周恩来很少主动谈起父亲，在他的小时候，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并不多。 周恩来祖父周起魁生有四个儿子，长子周贻赓长期在东北谋差做事，次子周贻能是周恩来的父亲，三子周贻奎自幼因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一生没有离开过驸马巷周家的院子，四子周贻淦20多岁就因病去世。  驸马巷周家老宅 幼子周贻淦去世后，周起魁悲痛过度、一病不起，五十多岁就离开了人世，他虽然生前出任过知州、知县等职务，但由于不擅理财、未治产业，去世后，周家家无恒产，只有驸马巷的老宅和郊外的一块坟田，几乎没有任何收入。 此后，一大家子人陷入了经济困境中，周贻赓托人在东北找了个差事，不时寄点钱回来维持生活，而周贻能的收入捉襟见肘，甚至动点子买起了彩票。 1904年春节，周贻能前去清江浦给岳母拜年时，和周恩来的“十八舅舅”合起来在街头买一张赈灾彩票，头彩是一万元，周贻能的彩票幸运地中了头彩，可号码被一个亲戚知道了，这个亲戚又从报纸上得知头彩号码后，想从周贻能手中骗走这笔钱，对周贻能说，他可以帮着查号，要拿走这张彩票，幸好这张彩票放在万冬儿手里，周恩来回忆说：“我母亲精明，不肯给那个亲戚，怕他给调了包，一定要自己兑，一兑，正得头彩!” 周贻能因此分得了5千元钱，这是他平生罕有的一次好运，对一家人的生活是很大的补充。 债主们得知后，纷纷上门讨债，而周家一些远房亲戚也经常来借钱，万冬儿深感难以满足，为了摆脱困境，她在当年秋天带着周贻能、周恩来的嗣母陈氏等人移居回了娘家万公馆。  而寄人篱下的日子也不好过，万家子女多，难免有口舌，万冬儿的一个嫂子因借钱不遂，借机和她发生争吵，1905年，要强的万冬儿买下了万府南边的陈家花园房子，带一家人搬了出去，尽管条件十分艰苦，万冬儿与陈氏仍坚持请来塾师，自立家塾馆教儿子读书。 1907年，万冬儿染上了肺结核，由于无钱医治，不久病情加重去世，年仅30岁。 万冬儿去世后，一大家人失去了主心骨，而前来吊丧的万家亲戚对周贻能非常不满，他们认为万冬儿嫁到周家后不但没过上什么好日子，还由于周家家境破落、经济困窘导致她年纪轻轻就丢了性命，因此，悲痛中的亲戚们对周贻能很不客气，不仅说了不少难听话，还借万冬儿母亲张氏之口提出了很高的丧葬要求：要求以楠木棺材下葬，棺材外还要披五层麻布、漆七层漆，并做七七四十九天道场。 虽然这要求有些过份，但周贻能觉得妻子因操劳过度导致青年离世，是由于自己拖累了妻子，他对此深感愧疚，因此一口答应下来。 而他当时的经济条件是无法实现这一丧葬标准的，吊祭之后，周贻能将万冬儿棺木暂厝于一个尼姑庵内，自己背井离乡当起了塾师，准备凑够费用后再回乡安葬万冬儿。 忠厚老实的周贻能一直把此事放在心上，此后，他奔波于武汉、东北、上海多年，一直当着薪金微薄的小职员、教师甚至收发，从未再娶，过着节衣缩食的日子，直到1935年，在万冬儿去世28年后，61岁的周贻能才凑够钱，按当年对岳母承诺的丧葬标准安葬了妻子。 自幼看着父亲的窘迫处境，周恩来内心既难过又怜惜，但他从未向人提起这些事情，直到晚年，他才对侄子侄女们流露过心声：
2、子欲养而亲不在，总理一生之痛1908年，就在周恩来生母万氏去世后第二年，嗣母陈氏也因染上了肺结核而不治身亡，大伯父、父亲都在外地谋生，年仅11岁的周恩来在清江浦无法独立生活，只能带着8岁的二弟周恩溥、4岁的三弟周恩寿回到驸马巷周家老宅。 他的三叔父周贻奎（按家庭排序为“八伯”）因腿疾而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多年来饱受饥饿与疾病的困扰，出身农家的“八婶”杨氏却不顾家中贫困，将周恩来三兄弟留在家里照顾，连同他们自己的儿子周恩硕，全家六口人过着极其艰难的生活。  周恩来1911年留影 周恩来在日本留学的日记中曾含泪记录过当时的生活：
为了维持一家人生活，杨氏常与周恩来一同跑当铺典当衣物，还把空置的几间屋子押给人家，11岁的周恩来就这样成了“一家之主”。 为了不失体面，不让人笑话周家没人主事，只有十岁出头的他把家族亲戚的生辰、忌日一一写下来，贴在墙上，到时间就带两个弟弟上门叩头行礼。 回忆这段灰暗的日子，周恩来曾经说：“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一二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 这磨炼出了他与年龄很不相称的精明周当的办事能力。 但他终究是个十岁的孩子，一大家人的衣食、三兄弟的前程，让周恩来深感无能为力，他不得不给在东北谋事的大伯父周贻赓（家族排序为“四伯“）写去一封求助信。 周贻赓膝下无子，对二弟的儿子们看得很重，平时也很顾家，经常从东北寄回来一些银票帮着还债。 收信后，1910年，周贻赓托人把周恩来带到铁岭绍兴会馆安身并读书，半年后又接到奉天（今沈阳）自己家中住，1913年，周贻赓调到天津长芦盐运司任科员及官银分号总稽核员，又将周恩来接到天津入读南开学校，后来得以去日本留学。 而周贻赓也没忘记自己的二弟，处境好一点以后，他托人把周贻能、周恩溥父子也接到铁岭，还将周恩来的三弟周恩寿立为自己的嗣子，在周贻奎去世后，将周贻奎之子周恩硕也接到天津，并在天津买了房子供家人同住，完全担起了一个旧家族长兄的所有义务，让下一代子侄们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周贻赓 周恩来很感激周贻赓的帮助，多次说：“四伯父对我恩重如山”。他曾说这是自己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让他避免了留在老家一生碌碌无为的命运。 在周恩来到处求学的日子里，周贻能仍然与儿子天各一方，他曾在堂兄的介绍下到铁岭的县衙做文书工作，后来还在京兆尹公署找到一份收入不菲的营生，然而，周贻能骨子里是个清高耿介的书生，他不愿与一些利欲薰心的同侠同污合流，很快就被扫地出门，只能前往南京找了个文员的差事。 南下途中，周贻能去天津看望了周恩来，父子分别后，周恩来在日记里难过地写道：“今早，生父以四点钟行，往南京去。昨事伤心方未已，今朝又复别严亲……”字里行间，尽显对父亲的怜惜。  青年周恩来 总是与父亲天各一方的周恩来很怀念自己的父亲，1916年春节，他写了一篇《试各述寒假中之事况》的作文，说：
在除夕之夜，他想念着在外奔波的父亲，不禁潸然泪下。 其实，周贻能对儿子的人格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他具有古代士大夫精神，更看重品行的坚贞高洁，从不为名利低头，尽管早年就捐了个“六品官”，可以外出当官，但他从不愿为了几个大洋而行不端之事，更不愿在官场上随大流，宁可忍饥挨饿、让人笑话他没用，也不愿做违背良心之事。 1922年，在大哥周贻赓的帮助下，周贻能在齐齐哈尔烟酒事务局当上了办事员，这才有了稳定的收入。 不久，还是学生的周恩来因不满社会现状而奋起抗争，走上了革命道路，当时，老家一些亲戚曾认为他“胡闹”，周贻能却非常支持。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和1931年周恩来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的凶险日子里，周贻能看到报纸上缉拿周恩来的悬赏通知后，感到很不放心，毅然前来上海找到儿子，为掩护儿子，他冒着生命危险，外出做了大量联络工作。 在别人眼中“老实没用”、连一家人生计都维持不了的周贻能却能在生死关头挺身而出，展现了他作为父亲的勇敢和对儿子的深情。 抗战期间，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成立后，1938年1月，周恩来给64岁的父亲写信，邀请他到武汉一起生活，战火纷飞中，周贻能辗转到达武汉。 据老舍记载，周贻能来时，周恩来正在主持文艺界会议，他在主席台上眼中含泪说道：
由于日军逼近武汉，当年8月，周贻能跟着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们一起往湖南迁移，给工作人员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他们眼中，周恩来的父亲个头与儿子相仿，花白须发、红光满面、天庭饱满，经常身穿长袍马褂，颇有仙风道骨，喜欢与周围人交谈，有时还会开玩笑，显得知书达理、平易近人、讲义气，大家也很敬重他。在贵阳农村暂住时，他经常拿出自己微薄的积蓄帮助穷苦农人，从不提起自己当“高官”的儿子。 1940年秋天，周贻能跟着办事处转移到了重庆红岩村，之后再也没离开过这里。 他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主要职责是看门、打杂，虽然与儿子同处一地，甚至是同处一间屋子里，周贻能也总是安静地呆在角落里，从不去打扰周恩来的工作，他经常一个人看报或者读唐诗，有空就去山上果园转一转，或者帮工作人员看仓库、做杂事。 周贻能 周恩来知道父亲是寂寞的，可那时候他日理万机，根本无暇陪伴父亲，心里难免有歉意，有时候只能特地恳求工作人员，让他们有空可以陪周贻能散个步、聊上两句。 周贻能事事都依顺儿子，可有一个爱好他却戒不了，他祖籍浙江绍兴，有空喜欢喝两口老酒，而周恩来认为父亲年纪大了，又是独居，不应当再喝酒，喝醉了还要别人照料，周贻能就听话地减少饮酒，只是有时候背地里偷喝两口。 1942年6月，周恩来因小肠疝气被送往歌乐山医院做手术，为了不让周贻能担心，办事处工作人员向他隐瞒了消息，而令人料想不到的是，7月5日，周贻能突然发起高烧，被送往另外一个医院，看到前来探望的邓颖超后，老人反复念叨着说：“我儿子为什么不来看我？” 7月6日，正当邓颖超在医院陪伴周贻能时，收到了一封周恩来托人带来的信，信上说，星期六是周贻能虚岁69岁的农历生日，按民间传统是该办七十大寿的日子，他本打算当天出院，但由于刚做手术的原因，院方不让他那天出院，周贻能受传统文化影响比较多，过生日总认为当天过最好，所以周恩来让她征求一下父亲意见，如果周贻能愿意，就等周恩来回来再过生日，如果不愿意就算了，还让邓颖超体谅父亲，不要强求。 而就在此时，周贻能的病情已经变得很严重了，邓颖超不敢隐瞒，写信说：“爹爹先发冷，继之发热，体温四日未退，医生诊断为疟疾。” 她守在周贻能身边日夜照顾，可周贻能毕竟年老体弱，高烧四天未退后，竟在7月10日这天病重去世。 这天，邓颖超正好收到了周恩来从歌乐山医院写来的信，信里详细叮嘱说：
此时的周恩来还躺在病榻上，他心里满满的都是对父亲的牵挂和关心，邓颖超读着信，不禁难过得失声痛哭起来，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很难过，他们商量后认为，周贻能已经去世、事情无法挽回，而周恩来身体还在恢复期间，最好是先瞒住消息，等周恩来出院后再说。 就这样，周贻能的灵柩被暂时放在红岩办事处，准备等周恩来出院后再出殡。 而三天后，细心的周恩来还是从他们的神情和话语中发现了蛛丝马迹，他惊得跌倒在地、脸色惨白、泪如雨下，生平第一次对邓颖超大发雷霆，当众责问道：“老爷子过世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通知我？跟我这么多年，你还不知道我吗？” 当天晚上，周恩来独自在灵堂里为父亲守灵，直到天亮…… 第二天，他打破一生低调为人的原则，特地为父亲在报纸刊登了一份《讣告》，沉痛地道出了自己对父亲的深挚感情。 子欲养而亲不在，是人间至痛。 父亲的突然离去给周恩来内心留下了巨大的伤恸和遗憾，他将父亲照片放在黑皮夹内贴身珍存多年，也将这份沉甸甸的父子情放在心里多年。 晚年周恩来 作为大国总理，作为中国的赤子，周恩来未能在父亲面前尽孝，却把全身心献给了自己的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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