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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苦 有乐 有味道 听我从头说
家事篇15、大哥的生活（恋爱和婚姻） 大哥人长得帅，中等偏上的个子，面部棱角分明，五官端正，是个标准的男子汉。 在村里当赤脚医生，也算是有文化有见识的人，自然就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再加上父亲在四邻八乡的影响力，给他介绍对象的人也是络绎不绝。 先有媒人上门介绍村子里的一个姑娘，但是没有进一步的发展。彼此同村情况很熟悉，大哥可能是知道对方的个性，也深知村子里盘根错节的宗族关系不好理顺，与其等将来合不来，再去“黄亲戚”，不如就此打住的好。 大哥处的第二个对象是邻村的一个姑娘。人很朴实，也很能干，说话办事有条不紊，看着就像一把理家的好手，特别能博得母亲的喜欢。姑娘的容貌老远看去也挺不错，但是近看是有缺陷的，她的一只眼睛有点外邪视，因此说话的时候总是侧着脸，时间一长自然能发现这个毛病。 但两个家庭门当户对，双方家长也都是彼此慕名，加之媒人“很硬”（很有公信力也很有面子），也就“成了”（确立了恋爱关系）。 父母认为姑娘是过日子的好手，都很中意的。至于大哥是怎么想的，只有他心里知道。我当时很小，不懂得大人的事，长大以后也没深入问过这些，毕竟是过去的事儿，问也无益，徒增烦恼。 有一点是确定的，大哥当时是同意了的，因为这门亲事持续了很长时间，连我们这些小孩子们印象都很深的。 变故出现在大哥参军之后，可能是他被压抑的情绪得到了释放；也可能是他脱离了老家的氛围，少了很多人情的顾忌；更或者说是他脱离了父亲的“牙籀”拘束；反正他提出了“退婚黄亲”。 他从医学的角度给出了退亲的理由：万一女方的缺陷会有遗传呢（现在想这是不能成立的）？父母反复写信规劝，但终于鞭长莫及，无济于事。 因此父母也觉得很愧对人家姑娘，在媒人面前也觉得无话可说。好长时间父母都是咳声叹气，既觉得黄了这门亲事可惜，又觉得大哥不听话可气。 大哥在部队上进步很快，很快就当上了班长。他自己也很努力，向往着能提干，能成为军官（那时候都是从优秀战士中提拔军官的）。我们全家当然都希望他能更进一步，成为我们家的幸运之星。 不仅我们家这么期望着，几乎所有的乡亲们也都这样期望着，大哥已经超期服役，在部队干了三年多了，说不定马上就要提干了。 这时候，又有人给大哥介绍对象。这次介绍的姑娘从长相、到待人接物、到文化水平都无可挑剔，大哥终于非常满意了。姑娘对我们的家庭也作了深入地调查，对我们家庭的背景和实力也表示满意。 搞对象毕竟是人生大事的，不能仅靠人介绍和通信就能最终确定，必须要见一面才好。于是母亲给那个姑娘拿了路费，让她去大哥的部队，和大哥见面，增强彼此的印象。 大哥后来回忆到：得知姑娘要去部队相亲，连队上下也都很重视。那个时代部队思想政治工作是过硬的，况且大哥是个老兵，也是连队里的骨干，和连长指导员有兄弟般的感情。在姑娘到达部队之前，连长和指导员都和大哥谈了话，通过大哥了解了姑娘的心理诉求，知道她的心思就是要嫁一个军官。 于是在姑娘到达部队之前，特意安排大哥暂时代理排长职务，在姑娘面前，时不时有战士跑过来喊排长汇报工作。 在战友们看来，这是替大哥撑面子的事情，能促成这段婚姻，也是他们心里最愿意做的事情。反正提干也只是时间的问题，又不是成心撒谎。 终于进入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妈妈把攒了许久的彩礼给了人家，记得好像是200元钱，100尺布票，还有几斤棉花（哈哈，好像我记得真是很清楚，因为为了凑齐这些彩礼，妈妈真是没少犯愁） 婚礼定在了1976年7月25日，这个日子我是不会记错的。 那时的婚礼和现在完全不一样的，在我家的北门口摆了毛主席像，是那幅著名的《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像，一对新人向毛主席行礼，主持人（记得是老姑父田兆祥做的主持人）向人群撒了两把糖块，就算礼成了。
宴席是少不了的，但是记得只有一道菜：梢瓜熬粉条，饭倒是随便吃，秫米红豆干饭。老家管赴这种宴席叫做“吃干饭”，等到四天娘家来唤亲时候才叫“待且”，估计那时候才会做“成桌”，来款待娘家客人。 但是，我们家却没等到“四天待且”的节目。第四天头儿上，1976年7月28日凌晨，著名的唐山大地震发生了。我家的房子前后坎墙都倒了，预备着待且的餐具被砸了个稀巴烂。 爸爸是个极具政治敏感的人，知道国家出了大事，军队肯定会有所动作，于是催着大哥在第二天就结束休假启程赶回部队。家里大大小小都接受了灾难的现实，忙活着抗震救灾。 但是谁也没有意识到，我的家庭从此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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