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生和理科生，别再错过那个改变命运的抉择

小草9hce4imcw4 2022-06-30 发布于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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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l 职场Bouns（ID:ZhiChangHong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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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的高考结束了，接下来考生和父母的重要任务是填报志愿。

对于现年27岁，最近正在经历互联网裁员危机的李锐来说，十年前他所经历的这场“人生中最重要的考试”，似乎从未离开。“每当工作压力剧增，我就会梦见高考砸了。”

疫情三年，给高考与升学选择增加着新的不确定性。2020年疫情爆发，全国高考推迟一个月；今年，上海等地区高考延期一个月。

变化常在。自1977恢复高考以来，高考改革一直在进行中。2014年9月，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为标志，我国开启了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刻的一轮高考改革。截至今年，共有21个省市进行高考改革，“新高考”逐渐将原来的文理科改为“3+3”和“3+1+2”[1] 考试模式。

即使“千军万马过独木”，高考依然给不同身份、地位、财富的人创造了相对公平竞争的平台和改变命运的机会。但高考过后，还有更多岔路将改写人生未来。

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专业，不一定能让你成为人生赢家，但一定能让你少走弯路。在四年后的就业选择前，志愿填报便是高考之后的第一个重大选择。

在高考结束，无数年轻人即将走上新的征程之际，职场Bonus独家对话了两位分别身在理科、文科热门行业的领军人物——

邓亚峰，现任360集团副总裁、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兼搜索事业部总经理。

刘逸星，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上海律师协会第九届理事会理事、上海仲裁委员会委员。

无论如今获得了何种令人瞩目的业界成绩，他们都有着从平凡起步的过去。通过他们的高考回望，愿你找到“志”与“愿”，拥有遵从内心、自由选择的勇气。

[1] “3+3”考试模式为3门必考（语文、数学、外语）+3门选考（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

“3+1+2”考试模式为3门必考（语文、数学、外语/不分文理科）+1门首选（物理、历史）+2门再选（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

从技术专家到公司管理者：

我坚持长期主义

职场Bonus向邓亚峰发出采访邀约邮件后不到一小时，邓总就爽快地回复了，“让年轻人获取行业信息，我觉得你们做的事情是很有价值的。”

“我出生在农村，我记得直到八岁，村里才通电，我现在依然记得第一次看到电灯时的兴奋。”从农村，到县城，再到市里读高中，高考考上北航，并从清华硕士毕业，邓亚峰深耕人工智能领域二十年，如今已做到360集团的副总裁，管理搜索和人工智能研究院两个团队。

邓亚峰走上这条路的起因是“一种直觉”。

98年参加高考的他，在班上一直是第一，当时讯息不发达，专业方向的信息闭塞，填报志愿的时候他并没有对未来想得很清楚，“有一点盲目，但我对工程类、计算机类感兴趣，于是报了电子工程专业。”

在研究生阶段，他又因机缘巧合选择了计算机视觉方向，“我发现让计算机程序去自动识别一个图像里面有什么物体或识别人的身份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如今，计算机视觉已经成为人工智能领域最活跃的方向之一。

对一件事能否有持续的热情和兴趣、做事能否有足够的积极性和上进心、是否有解决问题的逻辑性和基础知识，这是邓亚峰认为和分数、成绩同等重要的东西。“我们小时候，家长教育的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可当今时代，不论是在知识技术等信息层面，还是在人文社科等思想层面，我觉得都是需要有基本认知的。”

他担心这个要求是不是对年轻人稍显严苛了，但“还是很有必要了解各行业各领域的动向和方向，特别是要多找机会和领域的专家沟通，也许只一句话，就能让你对一些事情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与邓亚峰共事的同事们，包括他非常欣赏的一些年轻人并非都有很好的背景。“我觉得在未来的发展中，有自己专精的点是很重要的。对于一些学习成绩没有那么好，或没有考上特别好大学的同学来讲，如果对计算机或者一些工程相关的领域非常感兴趣的话，只要全心投入，一样可以有很好的发展。”

对邓亚峰来讲，乐趣所在更容易成为他所坚持的长期主义。从小成绩拔尖，在他眼里，学习并不枯燥，反而充满攻克难题的成就感，“人本身是有惰性的，需要一些快乐和刺激才能坚持。近几年，计算机特别是人工智能行业发展日新月异，总有新的方法涌现，不断有突破发生，所以总可以不断学到新技术，让自己不断成长。”

2012年之前，因为技术不够成熟，专业岗位少，人工智能还没有进入火热发展的行列，所以选择这一方向的人并不多。邓亚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芯片公司做人工智能算法，后经一家创业公司，加入阿里云进入互联网行业，之后又选择了百度深度学习研究院，这是一次重要转折。“因为那个时间点深度学习在国内刚刚兴起，而百度是国内最早投入到这个领域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这是能驱动未来的方向，所以义无反顾地加入了。”

离开百度到格灵深瞳担任CTO，邓亚峰的职业角色从技术专家转变为一个百人技术团队的管理者。这段经历让他成长很多，“不仅要考虑技术方案，还得为团队找到合理的目标，特别是如何让团队为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

到360后，管理的团队更大了，但更大的变化是，他成长为一个人工智能驱动业务的负责人。作为创新型部门兼成熟业务的管理者，需要考虑的东西更多了：“需要考虑团队的投入产出，需要考虑如何找到最有价值的创新业务，需要考虑如何在成熟业务上找到增长点，这时候，行业视野，对业务方向的判断都变得更加重要。”

回看自己的整个经历，他坦言，“有些选择现在看来算不上明智，但因为每一次都全力以赴，所以每一段经历都让自己收获颇丰。特别是最近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行业的经历，让我有非常多的改变和进步”。

对于职业选择，他看到很多年轻人短时间内频繁换工作，“其实要尽力少换工作，不要轻易放弃，特别是最难的时候，要想一想还是否有努力的空间。当然，该换的时候还是可以换，特别是当一份工作无法让自己成长时。但选择非常重要，要选择一个有潜力的行业，和一个有前途的平台，这很考验眼光。我很佩服的一个朋友，在通信行业最热的时候，毅然进入当时很不起眼的互联网行业，作为早期员工加入一家叫腾讯的小公司。”

“我们父母这一代人受时代的影响，相对传统保守一些，他们会觉得铁饭碗是最安稳的。但我认为，一个人的能力和贡献，才是真正的铁饭碗，只要有价值，在这个时代，就不愁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机会。除了安稳的工作，人还需要丰富的经历，要敢于尝试不同的可能性。”

当职场Bonus向他问起如何判断行业是否有红利或发展空间时，邓亚峰提供了两个建议。“年轻人看不准方向很正常，我当初也看不懂，但想要看懂的前提必须是要接触足够多的信息，并保持开放的心态。而判断的原则可以总结为两个方面：首先，要判断这个领域假如进步了，是否会大幅提高社会生产力，给社会带来巨大价值，即看其上限；其次，从技术角度判断这个领域的技术是否具有可行性，是否到了爆发前期，即看其近期的下限。”

邓亚峰认为今天的生命科学领域就符合这样的条件。

“我们当年高考的时候，流行的一个说法是'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时代’。过去二十年，大家一直很怀疑这个结论，因为始终没有真正的爆发。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个人认为今天已经到了'爆发的前夜’。生命科学领域对于我们生命和生活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之前的技术还没有达到特别成熟的状态。

“而如今，这一点正在发生改变。一方面，生命科学领域本身取得了很多进步，包括癌症致病机理的研究进展、细胞基因等新疗法、mRNA等新型疫苗研制技术等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另一方面，计算机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和这个领域深度结合，展现出巨大的可能性，一系列技术突破正在发生的过程中。更让人激动的是，我们看到计算机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和各个领域结合：AI for Science、计算机创作等诸多领域，不断产生着让我们激动甚至惊诧的成果。”

硬科技研发的道路是漫长、枯燥但又充满成就感的，邓亚峰在这条路上走了二十年。“真正和平发展的年代在整个历史上是相对少的，我们这一代很幸运，能刚好处于这样的时代，我们要珍惜。”

当被问到对年轻一代的看法时，邓亚峰说“其实每个时代的人都会对下一代有误解。我们当年很多人都觉得90后不太靠谱，但我们后来发现，90后都挺靠谱的，很多人都已经成长为各个领域的核心骨干了。今天的00后一代，我接触得不多，但他们活跃的思维、更加自由的表达是让我非常羡慕的。我相信，当责任落到他们肩上时，他们依然能承担起来，依然很靠谱。”

“我期待大家每个人在未来，既能找到自己热爱一生的事业去追求，也能过上丰富多彩的幸福生活。更期待有一些同学，在科技领域，或者文化领域，能够产生世界级的成果，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贡献力量，也对世界文明发展产生影响。”

从车间工人到国际律所创办人：

我做对了哪些选择

大洋彼岸的美国，正是夜晚休息时间，刘律师很快腾出时间，“只要对年轻人有用，一点不耽误休息”。

刘逸星，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同时也是上海市律师协会第九届理事会理事、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上海政法学院仲裁员、研究员。身兼数职，刘逸星在视频那头精神奕奕地打着招呼，看不出一丝疲惫。

1970年，刘逸星出生于福建福安的一个知识家庭，父母都是老师。碍于当时的经济状况和时代环境，尽管父母明白知识的重要性，也无力在财力、精力上给予他更多的支持。刘逸星初中毕业后，他离开学校，进入当地一家工厂，成了一名车间工人。

进工厂不久，上世纪的下岗潮滚滚而来。刘逸星心中崇尚自由、崇尚公平的正义感被点燃了——年仅16岁，他作为被裁员工的领头者，与厂长平等地坐在一张沙发上，为被裁工人们争取权益。即使，刘逸星这个名字，压根儿就不在裁员名单上。

1992年，刘逸星考取了律师资格证，“中国的考试制度相对而言可以说是非常公平，我通过一场考试改变了命运。”

“中国传统的侠义精神，对我影响很大。帮助别人捍卫权利，就是侠客的一种反映。”除了追寻初心，他也想为当时破产的自己找寻一条新路。

“不论是在公有制的律师事务所上班还是在国家单位做公务员，在当时都是非常体面的归宿。”可刘逸星哪条路都没选择，他认为，改革开放会带来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民营企业的活跃。他满怀热情，想用自己的能力和才华为社会创造新价值。

内部动力和时代背景为他指明了一个方向——1994年，他创办了福建省闽东地区第一家私人律师事务所，而最早的一批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在1993年才由司法部批准成立。可以说，他做的这个决定，直接踩在了当时的时代风口上。

虽然当时他的律师事务所风生水起，但他很快不满于此，直接买了一张北上的票去北大做旁听生。那个时候北大还很欢迎旁听生，对所有求知若渴的人敞开大门，“我从未妄自菲薄过”，刘逸星一边旁听，一边帮人打官司赚钱，“当我努力想做一件事的时候，我几乎把我所有的智商和精力都用在上面了，这是必须要付出的。”

在这种辛苦的生活中辗转两年，他迎来了人生中另一个重大机会。当时国内正急切地向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体制转变，他敏锐地嗅到这个气息，与上海另一位著名律师开设了一家上海本地律师事务所。

然而，刘逸星看到的行业未来再次使他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2015年，印度新首都新德里出现了一家名叫兰迪的律师事务所。他和所有合伙人共同立下一个事业誓言，那就是，要打造一家由华人主导的国际强所。

“中国需要国际化，所以经济中国需要国际化。而中国国际化的未来存在于我们在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律师行业是服务于经济的，所以这个行业发展中国家一定有巨大的潜力。”

事实证明刘逸星的方向是正确的。

那个起初只有22平方米的房间，经过四五年的发展，迅速扩张到全球18个国家，拥有超过40家分所。“中国在经济上已经是强国了，如果世界历史舞台上，如果没有一家由华人主导的国际强所，那是一个悲哀，是中国历史的耻辱。”

为了鼓励年轻律师到发展中国家，他特地给华东政法大学捐了一百万创设海外法律人才实践基金：任何一个本科毕业生，只要英语六级，愿意前往印度、印尼、非洲等地，就可以获得资助。

但令刘逸星失望的是，响应的学生寥寥无几。

“二十年前，到发达国家留学还是不错的选择，因为可以学习西方更先进的知识。到了现在这一代，知识可以通过网络获取，但更多的市场其实已经来到了发展中国家。”刘逸星上个星期特地到拉美、墨西哥去考察，他看到广阔市场：不光律师行业，中国任何一个行业在这片土地上一定会有新的发展。

“我的团队里有两个从印度回来的九零后小姑娘，她们每一年带给团队的创收在300万以上；而一些回到国内做欧美市场的常春藤毕业生，工资不过七八千”，刘逸星告诉职场Bonus，这样的差异化蓝海在未来三五年乃至十年都会存在，“美国有十几万华人律师，蛋糕再大也不够分；印度哪怕只是biscuit（饼干大小），但没什么人竞争，分到手里的自然就多了。”

在和职场Bonus的对话中，他不止一次提到希望年轻人能够独立思考，“任何人身上都有时代的烙印，任何人身上都有时代的缺陷，这一代人应该要充分的认识到自己身上的不足”，他明白中国教育下人们总喜欢去找标准答案，但他更加明白，没有完美答案这回事。

坚信过程比结果重要，或许这也是他深耕行业的动力源泉。

“我支持人们追求财富、热爱财富，但切勿过分迷恋财富。人一定要预设一个底线：当我没有财富的时候，我怎么生存？我给自己的底线就是：回高中教书、在老家开个小吃店，大不了最后就是刚刚说的那两种情况嘛。”

刘逸星对年轻人群体有着相当大的热情，“这是一个转型的时代，年轻人才是中国律师业的未来。”在他看来，审美与文化都在发生剧烈变化的当下，文化主导权要让渡给年轻人。年轻律师问他律所能不能养狗时，刘逸星给了肯定的答复：“我说可以，律所可以养花养草，当然也可以养狗。”

在采访最后，他引用了狄更斯那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希望年轻人遇到任何困难、挫折都不要丧失斗志；我希望你们年轻一代，能够有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力量。”

职场Bonus想说的话：

对高考生来说，无论成绩高低，这只是我们漫长人生中翻越的一个小山头；对大学生和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来讲，无论环境好坏，我们拥有掌控自己人生的权利。

张桂梅老师去年写过一封信，很适合在这时送给大家：

「孩子们，你需要有一个人生大目标，去帮助你走过那些痛苦的、坚持不下去的时刻。但大目标就像一座高山，需要长久地攀登。

你还需要找到一条上山的“路”，在每天的日常里完成一个个具体的小目标，一步步扎实地往上爬。爬着爬着，或许就走过了那一段黑暗的路，拨云见日。

你也许和我一样，正在完成每天的小目标。也许，正在寻找你的那个“大目标”。但只要你开始思考、开始行动，你就已经走上了一条必然不易，但也充满希望的路途了。

放弃和认命是一条没有尽头的“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