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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下旬，“以诗歌的名义”诗歌峰会在济南正式召开，而这也唤起了不少读者对于诗歌的怀念。在我们怀念诗歌的同时，一个疑问也由此产生：当年那些曾经响彻中国诗歌界的诗人们，如今在做什么？在我们远离诗歌的这些年，他们，还好吗？山东商报记者通过多方努力，终于采访到了中国第三代诗人的代表人物之一—于坚。而在不久之前，被誉为中国第三代诗人的奠基者之一的他，刚刚出版了随笔文集《印度行》。现在，就让我们请他来谈谈对于中国诗歌的看法。 谈故乡写作应该为故乡去蔽 山东商报：云南是你的故乡，也是一个现代发展相对落后但民俗和人文丰富多彩之地，你的很多作品中都会以云南为题材（《云南这边》、《丽江后面》、《人间笔记》，还有电影《故乡》和《碧色车站》），为什么选择写下这么多有关云南的作品？是因为故土情结还是另有原因？ 于坚：写作就是为故乡去蔽，这是文学史的常识之一。我知道的那些伟大作家、诗人无不写故乡。都柏林难道不是乔伊斯的故乡吗，布拉格难道不是卡夫卡的故乡吗？福克纳、弗洛斯特、里尔克无不是故乡诗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流行的是故乡批判，生活在别处，因此故乡往往被写作遮蔽着。我是例外，也仅仅是自然而然。没有故乡情结的写作是不可思议的。屈原难道不是一位伟大的故乡诗人吗？中国二十世纪以来的占主流的故乡批判的写作，导致了现代化在摧毁故乡世界上的理直气壮。故乡何在？一个同质化的世界已经完成，我们深陷其中却无家可归。 山东商报：我看过您今年的新书《印度行》，里面记录了你在尼泊尔、印度和不丹的随笔，是不是走的时间久了脚步就很难停下？行走和保持对大地的思考又会给写作带来什么？ 于坚：我青年时代就在行走，最早的旅行是19岁时步行五天环绕滇池走了一圈，夜晚睡在农民的瓜棚里。我也去过伟大河流的源头。我很喜欢旅行。旅行总是使我更深刻地回到故乡。大地越来越远了，我得回去，否则我会忘记我为何写作。“大块假我以文章”，李白千年前总结的这一经验，我一直铭记在心。 论诗歌大众应该走向诗歌 山东商报：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现代诗歌的黄金时代，你和韩东等创刊的《他们》是第三代诗人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黑格尔曾隐喻：密涅瓦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时起飞，只有当一个时代结束时，才能对那个逝去的时代更准确全面的反思。如今回头，您对《他们》又是怎样看的？于坚：如果可以类比的话，我想我可以说《他们》很像俄罗斯白银时代的阿克梅派。那时代的诗歌天才很多，但彼此隔绝。《他们》集合了一群黑暗中的天才。其在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并未被充分认识到，我们自己也很少说。 山东商报：您自己的诗歌理论体系中一直倡导口语化写作，那么口语化的写作能不能让很多的大众接受诗歌？诗歌是否应该走进大众，成为一种大众文化而不是精英阶层专享？ 于坚：我主张的是重建日常生活的神性。二十世纪以来的主流是反生活、漠视身体而崇拜观念主义，如果说我写作是先锋的，那么是在这一点上。我从未倡导口语化写作，我只是同情这种写作。我一开始就申明，我的诗不是口语，而是于坚语。 至于你说的第二个问题，诗不存在走向大众的问题。诗要求共享，这个共享是一个金字塔，有基础部分的共享，也有金字塔尖的共享。让多数喜欢的归多数，少数喜欢的归少数。其实大众到底是谁？这个动不动就代表一切，一搬出来就可以否定一切的“大众”是谁？我不知道。在那些复杂的诗人那里，他想象的那些黑暗中的共享者也是一个自我创造的金字塔，有些诗读者多，有些诗读者少。以走向自以为是的“大众”为目标的诗人我不以为是好诗人，媚俗也是走向大众。有创造力的诗人想象的共享者并非一成不变。诗是否走进大众，不是诗人问题，而是大众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不能解散，走向诗歌呢？ 评电影电影要拍得好，导演首先得明白什么是诗 山东商报：据我所知，作为一名诗人，这些年您似乎一直把精力放在拍电影上，比如2011年您拍了纪录片《故乡》，之前也曾拍过《碧色车站》，您拍这些电影，有什么缘起吗？ 于坚：拍电影主要是因为我有摄影这个基础，其实我一直在拍照片，从70年代就开始了。拍了三十年，在这方面，我可以说是专业，但我从来不想当什么摄影家，就是玩玩。当然，我那时候还没有摄像机，或者说摄像机是一种特权。后来，这种电影厂里面的庞然大物已经沦为可以人手一部的小机器。那我也来玩玩吧！为什么我不能自己当一回导演呢？ 我觉得导演比起诗人来，需要更强大的介入世界的能力。我不想令我的写作只封闭于室内。如果你抬着一台摄像机，你就得用另一双眼睛去看世界，你无法再想当然了。拍纪录片很好玩，这个过程我也可以学习写作，这是阅读所无法学到的。我写作的时候，多年投稿，有几年只有退稿。《碧色车站》完成，朋友叫我投稿，给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地址，我邮寄过去，结果在六百多个片子里面脱颖而出，与其它五部电影一道入围银狼奖。我衣冠楚楚，应邀飞到阿姆斯特丹，在大电影院里放我的电影，以导演身份与观众见面，就像做梦。我以为拍电影要比写作容易多了。 山东商报：您的电影都是以当地方言进行的，不少人反映电影晦涩难懂，里面蕴含的哲理和奥秘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诗歌，在你看来，诗歌和电影之间是否有共通的意义空间？ 于坚：当然是方言了。你怎么可能把他们的语言改成普通话？像一些诗人在诗歌里做的那样。晦涩难懂吗，其实我的纪录片很简单，直接看就行，别去琢磨为什么。我在新书《印度记》里面发表了我的120多幅照片，也是一样，看就行。摄影我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看，罗兰·巴特所谓的“刺点”所在。电影要拍得好，导演首先得明白什么是诗，我喜爱的大导演费里尼、布勒松、安杰依……其实都是诗人。一切艺术的核心都是诗，只是表现的材料、手段不同而已。 聊未来诗歌边缘化只是谣传 山东商报：当下社会诗歌好像被边缘化了？作为一位诗人，是否考虑过怎样让诗歌再次复兴？ 于坚：我觉得诗歌被边缘化只是少数人想当然的谣传，他自己不读诗，就以为所有人都不读诗了。其实我们对于诗歌的需求，有时候甚至超乎我们自己的想象，我的《于坚的诗》重印三次，两万多本，这个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我并非大众诗人。我最新的诗集《彼何人斯-诗集2007-2011》起印也是一万。其实据我所知，国内对于诗歌关注的人还有很多很多。 至于复兴，我觉得在这个一切都追求日异月新的时代，诗歌的魅力就在于它依然是诗经时代的那一套，诗是语词的招魂活动，在这个失魂丧魄的时代，诗非常重要。它比以往那些诗歌的黄金时代更为重要，诗潜在的宗教性会比其他时代更彰显出来，所以诗歌无所谓复兴，它一直都在。现在也是，满清那样的时代，文字狱盛行，诗不是一样存在么？我最近读清诗，里面也有许多好东西。 山东商报：现在高校的中文系会开设专门的诗歌研究课程，于你个人看来，高校的理论和教育能培养出诗人？或者是能产出优秀的诗歌吗？ 于坚：我现在在云南师范大学开着公共课，主讲诗歌，听众很多。诗歌，重要的是你怎么讲，你可以像讲政治教材那样讲，你也可以像讲诗那样讲。这具体要看是谁在讲了，我曾经在哈佛大学听最近逝世的希尼讲课，听众从头笑到尾。高校是否可以产生优秀诗歌、诗人？当然。任何地方都可能产生诗人，这个是上帝管的事，他分配名额（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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