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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为青岛方面写过一个万余字的《吴伯箫传略》，且申报了一个无经费的本校科研立项，即《吴伯箫评传》。为此还拟了一份“调查提纲”，分别寄给仍健在的几位吴伯箫故旧、同事征求意见。虽说评传未及动笔，却陆续收到臧克家夫人郑曼、诗人公木、作家雷加、学者许觉民（洁泯）、诗人刘征等前辈的复函，尽可能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对我深入了解、理解吴伯箫均有不小帮助。这也是为何以公木、刘征两位先生的复函为《山屋轶话：吴伯箫评传》一书“代序”的原因，他们在信中透露出的某些信息，譬如公木所讲述的与吴伯箫数十年交往留下的种种印象，刘征所谈吴伯箫散文入选中学课本的事，既真实又新鲜，是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如此难得的第一手文献，置于卷首作“代序”，在作者是一份荣幸，在读者也该是一笔珍贵的参考史料吧。 其次关于本书的写法。读者看到本书每章皆有“正篇”“副篇”之分，或许在觉得有点新鲜之外也有着某种疑惑，我在这里也解释几句。
本来先写的是有关吴伯箫著译作品的书话，即《山屋轶话》部分约十万字，不想写完之后，原先的设想有了变化。在临时搁置“等车”过程中，我突发奇想，打算把多年前那个写传记或评传的计划重新激活，可是怎么将已经写成的《山屋轶话》“改装”为传记或评传呢？翻来覆去琢磨了不少日子，总觉得不好下手。一度设想把传主的生平事迹按时间顺序穿插到相关书话中。可又觉得那样一来，一是衔接有难度，二是即便勉力衔接起来也不过尔尔，仍不免落入俗套的写法。能不能稍许有点“突破”或新尝试？一想到“出新”，脑细胞似乎活跃起来，又是一番翻江倒海。就在这样的重重思虑中，关于“正篇”“副篇”两分的想法最终浮出水面了。是啊，我要写的毕竟是一位作家，作为作家总该是有实际生活和作品空间两个具有互文关系的世界的，如果把散文作家吴伯箫的生平与著述、“传”与“评”对照来写，会如何呢？ 这么一想，我的尝试欲望陡然高涨起来，很快拟好了章节，一个一个小标题几乎就自动跳出来了。一下笔，果然也很顺手，多少年积累起来的话语鱼贯而来，在电脑里排起了各式各样的方队……查查日记，发现真正开始补写传记部分是从4月底开始，此前几个月我忙的是《钱江晚报》的专栏、书稿《杭州旧事》的重新调整、民刊《太阳花》的编辑和关于徐志摩、吴伯箫两篇论文的写作，另外就是《吴伯箫先生编年事辑》的校阅、后记等煞尾工作。客观上疫情期间的“深居简出”也让我不太分神，结果到7月中旬就把“正篇”的前九章初稿完成了。为了放松一下凝滞的躯体和大脑，我在暑期临时起意，毅然作“西部天堂”之行。临行之前把已完成的书稿发给责编付排，自己则乘夜车到兰州，再从兰州经西宁入藏，拉萨、林芝、日喀则，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碧蓝的羊卓雍措，回程在西宁、塔尔寺、青海湖、茶卡盐湖又逗留数日，脑子里盘桓着的始终是蔡其矫和昌耀的高原诗。回到杭州重新凝聚思路，断断续续写完了“正篇”最后一章。 还有一点。就是无论正篇还是副篇，我自认在具体文体上也有所尝试。因为书话体的《山屋轶话》在前，《吴伯箫传》似乎也该跟它有所呼应，这样就顺理成章地将正篇也尽量往“话”上靠。不过，说到“话”，我却不敢保证自己所“话”的是否“正宗”，是否与古人所理解的“话”有距离。如有冒昧处，还请方家海涵并有所指教。
▲《吴伯箫先生编年事辑》 子张著 中华书局 2020年11月 庚子鼠年，疫情不断，我却没想到自己专写吴伯箫的两部书稿都在这一年付印，这是无论如何令人感觉欣慰的。近四十年的吴伯箫“研究”或者可以告一段落矣！前段为年谱写后记时，我答谢过不少师友，回忆过数十年中不少难忘的美好画面。其实，正如一切事皆有正反两面一样，索解吴伯箫的路途上出了美好回忆，也同样有一些不那么令人开心的事情。不过，这些终究过去了。我告诉自己：把自己要做的事、能做的事做好才是正道。这就是《吴伯箫先生编年事辑》和《山屋轶话：吴伯箫评传》由最初的设想慢慢发育、长成今天这副模样的大致经过。 吴伯箫先生的次子吴光玮兄长曾在来信中说过这样的话：“这些年，经常碰到对我父亲关心的人和事，动机不尽相同，每每想起父亲生前、身后事，总觉得不公平，常激动得不能控制自己！”现在，我觉得自己很能理解这些话。 还有个令我没想到的事，就是两部书稿都是在我南下浙江后重新启动并完成的。《吴伯箫先生编年事辑》先由浙江工业大学列入后期资助项目，再成功申报为教育部社科研究项目，拨付了相应的研究经费；《山屋轶话：吴伯箫评传》则列入我所在的人文学院2022年的出版计划。我不知道吴伯箫先生能否感知到这些事，又会作如何想？  图文来源 | 网 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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