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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王其英 凉州文史探绎 2022-02-05 13:18 
纪念77级大学生毕业40周年（上） 四、高考畅想 五、77级大学生群体特征小结 今年春天，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本科生毕业40周年。我珍藏着一张准考证，上面标明的时间是1977年12月2日—3日，内容是考试科目和考试须知。 这是我44年前的一张高考准考证，就是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这张准考证虽然有些泛黄、破旧，但它觅足珍贵，这是一抹时光的剪影，也是一个时代的定格，更是一段历史的记忆。40多年来，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基本实现，许多领域已达到国际或世界先进水平，经济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世界感到了中国的强大，这与40多年前的恢复高考不无关系。
40多年时光荏苒，40多年眷念深望！岁月如梭，往事如烟，仍使我产生许许多多的联想和思索。一张准考证，印证的是时代的轨迹，彰显的是历史的进步。许多事物深埋于岁月中便成为尘土，而有的却成了琥珀。除了高考，很少有哪个教育活动会长久吸引举国民众的广泛关注，很少有哪个历史事件过了多年还会引发无数的回忆和感慨。这是因为高考是一个万众瞩目、影响巨大的教育考试制度，而1977年恢复高考，则是“文革”后拨乱反正开创新局的分水岭，是“新桃换旧符”的标志。40多年前，恢复高考，这之中的隐喻谁不想清晰地洞见？ 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的一切都在百废俱兴，教育体系的建设还没有全面开展，全国高等学校仍沿袭过去的单独招生方式，由各大学自主命题，自主招生。1952年，正式确定全国统一的高考模式，时间定为每年的8月15日至17日。自此，全国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录取的高考制度和模式正式形成。1966年5月，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开始。同年6月18日，废除高考制度，高考中断。从此，以“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16字方针选拔人才。同时，“上山下乡”运动开展，教师与学生被下放劳动，高等教育基本停滞，工农兵大学生由此出现。 1977年10月，在邓小平及众多科学家的推动下，国家决定恢复高考统一招生制度。之后，高考制度基本稳定，但也有许多小的补充完善。
全国各地的77级考生于1977年12月—1978年元月参加考试，由各省统一命题，并组织考试、评卷，于1978年3月入学。1978年的高考，在巩固成果的基础上，恢复了“文革”前行之有效的“全国统一命题，省市自治区组织考试、评卷”的体制，分文理两科考试，科目设定为6门，同时对政审、体检和通知成绩、申请复查试卷都作了规定。因此，1978年的高考更具有开创性意义，其基本规制一直沿用至今。1978年这一年，有两批高考学子入学，时间相错半年左右；各级各类学校的入学时间也由原来的春季改为秋季。1979年以后统一了全国的高考时间，定于7月7—9日举行，一直实施到2002年。之后，提前一个月，于每年的6月7—9日举行，一直延续到当下。恢复高考的这一刻被人们称之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千千万万个莘莘学子的命运由此连带的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命运，乃至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从此出现了转机，改革开放的大幕由此拉开，77级也因此成为一个历史的象征和见证。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整个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国家经济调整运转的列车上，高考为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经历了而且还在继续经历着一系列的变革。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社会逐渐走向正轨，迫切需要一个合理的人才选拔机制。而恢复高考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1977年，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独具慧眼，以科学教育为拨乱反正的突破口紧抓不放。这一年的5月24日，邓小平和中央两位领导谈话时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精神（《邓小平文选》第二卷40页）。同年6月29日至7月15日，在山西太原召开全国高校招生座谈会，重点讨论了参加高考的学生资格问题。8月4-8日，恢复党内外职务的邓小平在主持召开的科教座谈会上就恢复高考作了重要讲话，恢复高考大势已定。 遵照邓小平的指示，8月13日至9月25日，再次召开高校招生座谈会，会期44天，最终确定了高考招生办法。具体内容包括： 1.劳动知识青年和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名，但要具有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文化程度，而且必须通过大学入学考试；4.未婚，年龄不超过25周年，但对“老三届”（1966-1968届）高中毕业生经单位同意，年龄、婚否可以不限；5.党政机关和国家集体企事业单位职工经所在单位批准方可报名，工龄满5年的录取后可以带工资上学，工龄连续计算；6.由县上统一组织考试，地区（市）组织阅卷；从1979年开始，由县上统一组织考试，由省招生办统一组织进行阅卷。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至此，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为慎重起见，教育部确定在50年前的1927年，邓小平领导著名的红军右江起义的广西百色县为全国恢复高考试点县。试点工作从10月26日至12月上旬结束。试点中针对高考各个环节如宣传发动、组织报名、复习备考、组织命题、考试、评卷、政审、体检、录取等进行了认真的操作，并总结经验，使试点工作得以顺利、圆满完成，为全国高考及招生工作的具体实施提供了借鉴。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决策正式确定；10月21日，各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11月上旬，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高等学校招生组织机构并召开会议安排部署。作为一个过渡，教育部要求由各省命题，统一组织考试。当时各省的报名和考试时间不完全一致，1978年元旦前后，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按照各自制定的日程和程序举办了77级高校新生入学考试，如甘肃省为12月2-3日高考，北京是12月10-11日，上海是12月11-12日，河北省是12月15-16日，福建是12月16-17日，黑龙江则是12月17-18日。
77级考试结束，阅卷结果一出来，一扫人们的疑虑和担忧，全国上下一片欢腾。恢复高考顺应了民心民意，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拉开了序幕。 据相关资料统计，1977年全国报名参加高考的青少年多达1000多万，实际参加考试人数为570万，跨越十三届（1966-1978届）的高中毕业生一同走入考场，有工人、农民、公民办教师、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78届应届高中毕业生。当时，国家经济刚刚恢复，一下子要印制这么多的试卷，一时竟拿不出足够的纸张来印试卷，中央果断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应急。最终，27万多人在第二年的春天，迈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按考生比例来算，基本是21：1，录取率为4.8%。这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这个比例，按现在各省市的高考录取线来比较,都在本科重点线(一本线)以上。 在这只有4.8%的录取人群中，年龄参差不齐，最小的只有十三四岁，最大的则有三十四五岁，兄弟姐妹、师生、叔侄、夫妻、姑嫂、郎舅、甥舅同上高考战场、同榜题名入学的不在少数，甚至还有个别父子同学。过去出现父子同考、师生同考的情况是科举时代，如康有为与梁启超师生一起参加会试，一起公车上书。77级确实是中国当代史上的奇葩，因为它是一种空前绝后的场景。
30年后的2007年，全国报考人数1010万，招生人数566万，录取率为56%；40年后的2017年，全国报考人数940万，由于分省命题、录取方式多样，招生总人数难以统计，全国平均录取率为90%左右，最低的也在80%以上。1977年，甘肃省普通高校录取新生5413人（报考人数不详）；2007年报考人数27万多人，录取11万多人，是1977年的20.6倍，录取率为40%左右；2017年报考人数284743人，录取229554人，录取率为80.62%。据《武威市志》记载，武威县（今凉州区）1977年录取人数278人（包括中专），录取率为5.41%，高于全国平均数（4.8%）0.61个百分点。由此推算，报考人数约为5140人（所查各种资料，均无报考人数记载，只好按比例推算）。 另据《武威市教育志》记载，当年录取大专以上111人，中专生149人，合计260人。虽然数字接近，但相差18人。若按报考人数5140人计算，录取率为4.89%，略高于全国录取率。笔者查阅了周边县市区的地方志资料，均无这方面的记载，而《武威市志》《武威市教育志》记述虽然简单，却记载了这一重要事件，实属珍贵。
2007年，凉州区报考人数11123人，录取4412人，录取率近40%，低于全国录取率。2017年，凉州区报考人数10481人，录取8872人，录取率近84.65%，录取率基本处于全国平均水平。2007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22%，已由精英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时期，在校学生人数居世界首位。2016年，我国高等院校在校学生达369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42.7%。恢复高考40年来，先后有2亿多人次报名参考，为国家选拔人才1亿多人，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 1977年的10月，当我们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后真是兴奋不已。当时的许多学校、机关单位都架设高音喇叭，在每天清晨、中午、下午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主要新闻和省、县自办节目，同时播放《东方红》等革命歌曲。10月20日早晨7时许，东方的晨曦初显，我和社员们（当时称农民为社员）在田间挖坑淘沙，从大柳公社王城中学高音喇叭的清脆声音中传来了“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新闻，同时播发人民日报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新闻）。 恢复高考的消息正式公布，像秋天里的一声惊雷，唤醒了千万个中国青年沉睡的梦境。经历过多年中断的高考和推荐上大学后，突然间，广大青年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不再操决于他人，不再由出身和关系来决定，将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通过公平竞争来决定，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特大喜讯。
“高考”，这个词儿，太过久远，太过陌生。当时的我们，尤其是回乡知识青年，竟然还不大明白这是咋回事儿，在田间地头楞了一会神才明白过来。不管怎样，从新闻的内容中确实感到了一种振奋，因为这标志着中断了12年的高考制度正式恢复并付诸实施。我们开始奔走相告，踊跃报考。能够参加高考并一举考中，都是出于机遇和勤奋，也算是幸运者中的一员。积聚十三届的考生，荒废三年的学业，不足一个月的备考时间，使许多报考者犹豫、徘徊，甚至在开考后放弃。能够参加正式的高考，能够坚持到最后就不简单。而能够脱颖而出者，通常都是原有基础较好者，或者有毅力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强者和勇者。我于1973年春天通过全县统一考试进入武威四中读高中。当时已进入“文革”后期，“复课闹革命”占了主导地位，教学秩序基本恢复，带课教师中不乏佼佼者，两年当中也学到了不少基础知识。1975年1月从高中毕业（当时实行冬季毕业）后在家务农，并担任生产队(今村民小组)的会计和记工员。在劳动之余，对于学习却从未间断。当时书籍、报刊奇缺，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人手上只要发现一本能读的书，能阅读的刊物，都视之如宝，爱不释手，想方设法借来阅读。那时的连环画书（俗称小人书）较多，同学们都能交流着看上几本，且影响深刻，如《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智取华山》《地道战》等连环画书中的故事和人物都非常熟悉。我们乡下孩子，进城的机会不多，但只要进城，总要到新华书店看个遍，利用积攒的几个零钱，买上一两本书。我大哥是大队（今村委会）干部，不时会把一些报刊和文件材料带回家中，只要有机会，我便抓紧浏览。二哥是国有企业职工，每年过年回家时也会带上几本书，对此我也毫不放过。虽然农村生活清苦，劳动也很忙碌，但只要有书，确实能进入到如饮似渴、废寝忘食的境界。 有三本书对我影响最大最深： 一本是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从大姐夫家得到。当时真是爱不释手，一遍一遍地去读去背，许多革命先烈的生平及诗作至今还记忆深刻，同学们发现后也争先借阅。出于当时的幼稚和政治气候，一位同学借阅后还书时把书中收录的刘少奇题词、瞿秋白诗和木刻像几页撕毁了，我很是气愤，怎么能随意撕毁别人的书呢！因为刘少奇、瞿秋白当时被定格在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对立面，这位同学也是从朴素的阶级感情出发去撕毁的，原本无可厚非，而我却觉得一本完整的书被破坏了，感到非常遗憾，而且毛主席也说过要把敌人作为反面教材嘛。第二本是北京大学哲学系1970级工农兵学员编的《<论语>批注》（中华书局1974年）。这是由二哥从工厂回家带来的，这本书对我影响颇大。书的内容由原文、注释、译文、批判及孔子生平等部分组成，还有主要名词、人名索引等，对阅读和查阅非常是方便。这是我第一次完整而系统的接触传统文化经典，不仅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我认识了《论语》的内容。这本书一直保存到今天，也一直学习到今天，不时还查阅一些典故。 第三本是《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简称《毛选》。当时家家户户都有《毛选》四卷，第五卷也于1977年正式出版发行。当时学校、机关等的“天天读”学习制度其实就是读《毛选》。回乡务农期间，没有其他书读了，就去读《毛选》。过年过节到亲戚家做客，没有事情做时，也是围着热被窝看《毛选》。我从毛选中学到了许多历史、文学、地理知识，也在不知不觉中学到了写文章的技巧和论证方法，所以直到今天，我对《毛选》中的许多篇章，许多历史典故、事件、人物，甚至名句都比较熟悉。
除喜欢读书外，我也喜欢听大人们讲一些演义小说、历史传说，有时也爱听“瞎弦”说贤孝、唱曲儿；只要公社或周边乡村放映电影、唱大戏，也总不放过。当时苦于无书读，并不是缺少知识，只要留心，只要肯学、肯思考，处处都有知识和学问。实际上，除了智力因素以外，更多的是非智力因素在起作用。“文革”期间能够坚持读书者不全是聪明者，更多的是喜欢读书者、有信念者。知识改变命运，在恢复高考的当年体现得特别明显。有人说，1977年恢复高考，时间仓促，考题简单，所以高考很容易。这种说法似乎有道理，但忽视了一个重要数据，不管多简单或多难，13届高中毕业生共进考场，5%的录取率在那儿摆着，你还能说什么？试题的难易是面向全体考生的，并不是针对某个人的，你难我也难，我易你也易，不就是一个公平吗？不管怎么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竞争最为激烈的一届高考，我们能在高考恢复的第一年就能够考上，能够顺利入学就读，这与当初扎实的文化基础和从未间断的学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有了这样一个学习的底子，报名参加考试应该是肯定的。虽然我们对高考是陌生的，但不就是考试吗？一直就是优秀学生的我从来就不怕考试。 很快就得到了一些高考方面的信息，也从一些渠道搞到了一些比较零乱的所谓考试参考资料、复习指导题等，基本都是手抄的。刚开始是一边复习，一边参加劳动，后来家里支持我不参加集体劳动，但要征得生产队长（今村民小组组长）的同意，还要正式请假。大约从11月中旬开始就不再参加劳动，集中时间和精力投入复习，常常到深夜。高中毕业都三年了，没有老师指导，也无同学交流，基本上是凭自己的感觉进行复习。整整三年的劳动生活，许多知识都忘了，尤其是数理化。但我阅读相对广泛，对语文、历史、地理有一定的自学基础，对时事政治也比较感兴趣，所以就报了文科，而且把复习的重点放在数学上。上学时，我的各课成绩都很好，数学也不例外，考试时基本都是百分。但三年过去了，也就忘得差不多了。我找到高初中时的数学课本，挨着看，挨着做题。复习了近二十天时间，转眼就到了考试的时间，虽然把握不大，还是信心十足。
当时的我们，都有一种兴奋、好奇、期待、憧憬的心理。虽然不知道真正的高考会是什么样，更不知道确实的招生人数，谁都觉得自己有可能考上，谁都觉得自己不见得考上，好在大家都是抱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心情进入考场的。 12月1日下午，我骑上自行车进城，在堂兄五哥家里吃住，晚上坚持看书到深夜。考场在武威二中。进入考场的一刻，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教室、黑板、桌椅，虽然破旧但却异常亲切。当时能步入考场者，都带着一种好奇和迷茫，以及些许紧张的心情，还有感到一种神圣的感觉。今天的同学们不可能想象到这种场景：昨天还在农村挑担子拉架子车、在工厂开机器抡大锤、在军营拉练上哨……来自各行各业的各色人群，今天与即将毕业的78届高中毕业生共同走进了考场，面对熟悉而又陌生的一封试卷，570万不同身份、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共同面对一场将会改变自己命运的博弈，虽然时间仓促，心里迷茫，加上剪刀般的寒风剪得人们心乱如麻，但大家还是用颤抖而冷静的双手沉着应战。 这是一个感天动地的时刻，教育迎来了春天，祖国将迎来繁荣！可能是桌子太破旧了，凹凸不平，多亏领导和老师们考虑周到，在每个课桌上面放着一块白铁皮，答题倒不受影响。12月2日上午的语文考得还算顺利；下午考数学，一出门自行车脚踏子断了，心想真倒霉！结果复习的重点是数学，结果还是数学考得不好，拉了后腿。
当时由于试卷来不及印制，每个考场发一份装着试题单的信封，当众启封，老师用粉笔把试题写到黑板上。试卷是统一配发的8K白纸，姓名和准考证号写在右上角，折叠后统一用浆糊粘贴住；草稿纸是统一配发的16K白纸。清楚地记得，当时老师把一道数学题写错了，后来才发现，等纠正过来已耽误了不少时间。记得语文试卷是三道题，第一道题是改正错别字10个，如“鬼鬼崇崇”，改“崇”为“祟”；第二题是组词、注音、解词类，其中有毛主席《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引用过的“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第三题是作文，题目是《不到长城非好汉》。语文卷自感答得最好，尤其是作文，从毛主席词《清平乐·六盘山》入手，结合历史背景和相关知识，发挥得很好，想说的、想写的，没留什么遗憾。当时甘肃省语文试卷满分为100分，作文占70分，能否写好作文至关重要，语文算是交了满意的答卷。政治、史地卷答得也算不错。 当时的考试组织的虽然没有现在严密，但考生都能自觉遵守考场规则，当然也有交头接耳、左顾右盼的。对我来说，根本没有时间去交头接耳，也绝不相信别人会比我有多强。
俗话说，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的。我的总分虽然不理想（始终不知道真实分数），但已跨入本科录取线。当时大学、中专是一张试卷，按分数划线录取。我们大柳公社（乡）参加考生100多人，只有我和东社小学的民办教师张兆旺（被录取到甘肃农业大学畜牧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进入预选。当时我们对填报志愿不清楚，也无人指导，三个志愿中盲目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兰州大学中文系，后来补报志愿时也不知道报了什么学校。好在当时的学生都是抱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和“接受祖国挑选”的态度，人人都自觉填写“服从分配”（当时不存在“不服从”的），所以对志愿也看得很淡，心想只要有学上就行，中专大专都行。 后来得知，那次考试虽然复习时间短，今天看来成绩不算高，但凡是进入录取线的考生，成绩都在250分以上，而录取率仅为5%左右。当时甘肃省的录取线是250分，高于上海(220)、山东(200)，青海(180)、云南(160)等许多省市，低于河北(330)、江苏(259)、江西(290)等省市。因为是分省命题，录取的指标也在各省，分数的高低与考生的水平并不一致。 当时政审较严，从生产队、大队、公社革命委员会（今乡政府），再到清源区公所（当时在县与公社之间存在的一种派出机构，1985年撤销），四级单位都要加注政审意见。1978年1月的一天，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我与同村的张兆旺结伴骑自行车赶往清源区公所政审（盖章）。下了几天雪，路上积雪较厚，几无行人。我们只顾骑车赶路，相伴无言，洁白的道路上只有深深的车辙留在我们身后。整整骑了两个小时才到区公所，在区公所里遇到了清源公社的马登龙、张永善，清水公社的贺有德、史生有和几位已进入预选的中专考生。当时的清源区所属八个公社，就我们六位“同年”参加了大学预选，后来都被正式录取。 在科举考试中，凡是同科及第的人互称“同年”。当时清源区公所所辖八个公社近千名考生，进入大学预选并参加政审的六位考生在这银装素裹的数九寒天相遇到一起，虽然经历不同、年龄不同，彼此之间也大都不相识，但目前已冲刺到了同一个红线面前，也算是一种缘分。此时此景，“同年”们感到十分亲切，兴奋不已，这虽然在人生中只是一瞬间，却化为永恒。
接下来是体检。当时的武威县文化教育局在县革命委员会大院内（今区政府大院）。参加体检的考生在文教局集中点名后由带队负责人带到县医院（今凉州医院）统一进行。在体检时又见到了一些来自其他公社的高中同学，又是一阵寒喧、唏嘘和感慨。我曾参加过一次征兵体检，知道自己血压偏高，这次也一样。同学们让我复查前吃几个软儿犁，可能好一些。果然，吃了软儿犁，加上外面天气很冷，血压为140mm/90mm，算正常过关。1978年2月下旬，接到了录取通知书，是张掖师范学校附设高师中文班（按本科线录取），父母亲、哥嫂、侄儿和亲戚乡邻们都为我高兴。我们一家兄弟三人，因大哥、二哥有正式工作，按照当时的情况，我难有出头之日，只能呆在农村养活家人。但这一次是参加全国统一考试考取的，谁也没办法阻栏，对我而言又是多么的重要！全国各省市都在快马加鞭实施高考及录取工作。由于时间很紧，有些工作无法跟上，大都未能赶在2月底以前入学，多数高校实际上是在1978年的3月初入学，甘肃省招办也发出了准予新生推迟7天报到的书面通知。 接下来就是准备入学报到了。家里为我做了一套新衣服，准备了简单的行李，凑了几十元钱。时间一天天过去，终于到了报到的日子。3月中旬的一天，吃过中午饭，挥泪辞别了父母、哥嫂等亲人，辞别了乡亲们和家乡的小路，踏上了求学之路。我用自行车捎着行李等物品，走到半路，堂弟王其和（后入伍考入军校）骑车追上我，说是要送我一程，又是一阵激动。我俩结伴进城，仍然住在城里的五哥家。第二天一大早，凭录取通知书花2.6元钱乘上去张掖的512次普快列车。没座，站了几个小时。火车上又遇到了即将成为大学同学的魏仲廉，我俩谈笑自若，心情格外舒畅。连续坐了八个多小时，约于下午5点多到达张掖火车站，乘上接站的大卡车到学校。就这样，开始了改变我命运的大学生活。 入校后不久，教育部批准成立张掖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我们又成为这个学校高师中文班的学员，与原有的中师生和分两批录取的大专生同校共学。1980年年底，省上决定将天水、庆阳、张掖3所师专的6个高师班（中文、数学各半）同时并入在兰州的甘肃师范大学，由省计委、人事厅、教育厅发文，明确为集体转学。次年2月，我们进入甘肃师范大学学习，正式成为该校的学员。1981年甘肃师范大学恢复了原校名西北师范学院，1988年更名为西北师范大学。所以我们的毕业证、学位证署名都是西北师范学院，毕业证上校长是著名教育家李秉德，之后发的学位证校长是著名化学家白光弼。上了四年大学，换了四次校名、四次校徽和学生证。 考上大学，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人生的重大转折，好似鲤鱼跃龙门。刚恢复高考，教材和课本非常缺乏，想买也买不到。头两年基本上以做笔记为主，1980年以后，教材、课本逐渐多了起来。久处知识饥渴状态的77级学生，都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听到先生们许多新理论、新观点，看到许多过去无法看到的书籍、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报刊和工具书，就象饿虎扑食般地尽情享受，尽情吞噬。大家明白，是历史给了我们机遇，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回报历史、重写历史、创造历史。那个时候，教授、名师上课十分正常、普遍。我们知道，西北师范学院脱胎于抗战时期由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组成的西北联合大学，师资力量雄厚，中文系更是全省的强系，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曾有黎锦熙、李嘉言、杨伯峻、罗根泽、焦菊隐、陈涌、王朝闻等名流执教。我们上学时的中文系由八位正副教授，他们在全国都有名气，其中的彭铎、郭晋稀、郑文、匡扶、吴福熙、李鼎文、张文熊和后起之秀胡大浚、季成家、乔先知、张明廉、甄继祥、孙克恒、支克坚、欧乐群、张占民、向叙典、王培青等都给我们上课、辅导学习、指导论文，还邀请了吴小如、钱谷融、张舜徽、杨周翰、张孟伦等全国知名学者和国际敦煌学家藤枝晃（日本）等讲学，也聆听了本校的全国知名教授李秉德、南国农、孔宪武、白光弼、金宝祥的授课或讲话。 当时国家实行大学免费教育，每月还要给我们补助23元或25元的生活费。虽然生活水平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但基本生活费、医疗费不用操心，还可以节约几元钱购买课本、书刊和简单的生活用品。毕业后工作统包统分，不愁找不到工作，无非是地域、岗位、环境有所差别罢了。我们在这里只有学习，勤奋学习！平时，每遇停电和晚上熄灯，宿舍里、教室里都有同学们集体点着蜡烛看书、讨论、写文章。就是临近毕业的前几天，大家都在用功学习。 四年的大学生活，我和其他同学一样，如饥似渴地学习，圆满完成了学业，为后来的工作、生活奠定了基础。西北师范学院77级中文系校友中不乏俊彦英才，李希、陈学亨、张津梁、李沛文、杨子兴、邵明、张余胜、朱卫国、朱庆之、解志熙、伏俊琏、杨国学、杨雄、王人恩……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了突出贡献。
恢复高考，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命运，它带来的是整个国家乃至社会的变革。 回顾45年前的那段历史，可以看出，恢复高考最主要的因素是邓小平高瞻远瞩，力挽狂澜。邓小平顺应历史潮流，敢于推动时代车轮滚滚向前，兼有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的因素。在“文革”还未否定、“两个凡是”大行其道的时期，恢复高考确实是一个突破坚冰的重大举措，需要有过人的胆识和超前的谋略。否则，高考就不是中断11年，而将是中断更长时间。
恢复高考的意义重大而深远。中国教育的勃兴、中国现代化征程的启航、当代中国的崛起，几乎都以恢复高考为出发点，由此掀开了中国社会历史巨大变革的一页。（上篇完，请待阅下篇） 作者简介 王其英 甘肃省武威市人。1982年1月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长期从事教育和党政工作，曾任凉州区政府办主任等职务，兼任《武威市志》总编。编著出版《武威金石录》《西部明珠凉州》《可爱的凉州》《凉州历史文化散论》《历代咏凉诗选析》《武威特色文化述要》《武威少数民族述要》（合著）《武威金石志》等多部著作；参编、修订、通稿地方志和地方文献资料20多部，在报刊发表文章数十篇。荣获甘肃省地方史志先进工作者、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联系电话：13909358669（微信同步）；电子邮箱：wwswqy@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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