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作业 | 唐代枢密使到宋代枢密院的演进综述

投沙斋 2022-07-01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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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阎步克、叶炜老师开设的通识核心课程“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的优秀课程作业，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9级本科生王安然。

本文是对唐宋之间枢密使与枢密院的演进关系的研究综述。枢密使这一内廷官在唐中后期被设立生，并在之后由唐至五代再至于宋的数百年间转变职能、扩张建制，发展成为制度化、规范化的外廷官。作者首先概述了不同朝代的枢密使（院）的代表研究，并分主题介绍了重要的研究争论，最后为该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提供了一些建议。

Vol.1415

唐代枢密使到宋代枢密院的演进综述

王安然

历史学系 2019级本科生

枢密使为枢密院主官。唐中后期，随着宦官掌握权力，枢密使这一内廷官应运而生，并在之后由唐至五代再至于宋的数百年间转变职能、扩张建制，发展成为制度化、规范化的外廷官，对于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演变及周边地区政治结构建设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中国制度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关于唐宋之间的枢密使与枢密院，学界已有较为丰富的学术成果发表，对于二者的演进关系亦有不少关注与探究，但研究中也难免存在一定疏漏，具体的研究状态也仍有可提升的空间。笔者在此将近年来关于唐枢密使到宋枢密院演进过程的部分研究情况及有代表性的学术专著概述如下。

一、研究现状：

对不同朝代枢密使（院）的研究及其侧重点

由于史料较为丰富，且部分问题有较大的争论和研究空间，有关唐代枢密使的研究大多着眼于枢密使设置的时间及缘由、职能的转变和职权的扩张等内容，整体较为充分。其中具有相当典型性的论述有《唐代枢密使制の发展》《唐代枢密使考略》[1]《唐代的枢密使》[2]《从枢密使到枢密院——唐代枢密使演进轨迹的再考察》[3]《唐代枢密使考略》[4]《唐枢密使的创置与早期执掌》[5]《唐代的枢密使》[6]等等。在唐代枢密专题研究中，争论最集中的莫过于关于唐代枢密使始置时间的探讨。由于史料解读差异，学者们对于“掌枢密”和枢密使二者能否相等同产生了一定的意见分歧：以王永平、李郁、杜文玉、李全德等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掌枢密即指枢密使的出现，李全德提出“掌枢密”是从职能方面对枢密使的描述称呼，而枢密使是职务称呼，二者均指枢密使，进而将枢密使产生的时间确定于永泰二年；贾宪保等认为应以确立正式职称及建制作为起始点，并将这一时间定为宝历二年；另外，还有元和元年、元和五年、咸通七年等观点，至今仍无定论。

五代是枢密使向枢密院演进转化以及晚唐至北宋中枢体制变化的关键时期，相关研究大多联系五代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状况展开。《五代的枢密使》[7]论述了五代枢密院的改置、权势执掌及其原因，认为五代枢密院处于由內朝近侍向外朝机构转化的阶段；《五代枢密使与枢密院初探》[8]分别论述了五代枢密院的沿革、机构构成及编制、职权等内容，作者认为在五代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枢密使职权自后唐起开始迅速膨胀，后汉时有所衰落，出现政务与军事分离的迹象；《五代枢密使（院）研究》[9]对枢密使（院）在五代这一历史时期的演进过程作出了比较详尽的考证总结，认为这一时期枢密院的机构建制比唐代更庞大、组织更细密，并且提出五代时枢密使（院）发展的特点是逐渐趋于制度化、正规化、部分地取代宰相职掌。这些论述都将五代视为唐与宋之间的转变期，并充分认可五代在枢密使（院）制度演进中起到的关键作用。

宋代宰相制度历来是研究的重点，因此关于北宋时期枢密使的研究也与相权的研究关联紧密，学者们常常将枢密院的内容作为相权研究与论证中的一个方面。譬如《北宋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与以文驭武方针》[10]一文以考察枢密院长的出身为切入点，探讨北宋政治中代表性的以文驭武方针与重文轻武现象在枢密院这一机构中的具体体现与消极影响；《宋代枢密院的失势与军事决策权的转移》[11]对枢密院权力与相权之间的消长进行探讨，提出宋代重文抑武的国策和主要社会矛盾决定了枢密使专司军政的目的是分割、削弱枢密使权力，还政于宰相；《北宋中后期“三省—枢密院”运作机制之演变》[12]考察了三省—枢密院体制在宋代的实际运作情况，进而探讨中枢机构的演变和发展及北宋时的中枢权力运作机制。专论北宋时期枢密院的论著及文章则相对较少，其中代表性的论著有《近臣与外官：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13]和《宋枢密院制度》[14]，前者严谨地整理了枢密使制度由唐至宋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探讨了枢密使（院）的职能、性质、制度等内容，其中又以枢密院“逐步解脱其作为皇帝近密私属性质的过程”为主要关注点，着眼于“变”；后者则以宋代史料为主，更全面细致地考证了宋代枢密院这一机构及相关制度。

至于枢密使（院）由唐至宋的转变与演进过程，阐述较为详尽的是《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15]一书，作者将全书划分为唐代、五代十国和北宋三篇，对“对掌文武”、内官外官化等内容均有较为系统的探讨，以枢密使（院）为线索折射唐宋政治制度由三省制向二府制的转变，是迄今关于枢密使（院）研究的集大成者；而在《论唐宋枢密使》[16]一文中，作者主要按照中晚唐—五代—宋的时间顺序分章阐述枢密使（院）产生、兴盛、权力膨胀与衰退的过程，对于君权与相权的相互制约、中枢权力的转移与重新分配做出了较为清晰的解读。《唐后期至五代枢密院之演变略考》[17]则主要考证了由唐代宗至后周期间枢密院机构的演变，提出唐末至五代枢密院权力扩张的主要原因在于唐末恶性膨胀的宦官政治和五代军阀割据的武官政治。

《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李全德著）

二、理论发展与研究成果

唐宋之间枢密使与枢密院的演进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对导致这一转化的原因及这一转变所反映的中国封建政治演进规律展开了探索，相关的理论阐释和观点不胜枚举；另外，关于其中特定内容的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不小进展。大多数研究成果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18]。在此，笔者选取了其中较具代表性以及争论较多的内容进行简要整理。

（一）内官的外官化

枢密使（院）演变的过程整体呈现出从内官向外官、从近侍机构向外廷机构转化的趋势。

邓小南在《近臣与外官》一文中将论述重点置于“机要之司”枢密院逐步解脱其作为皇帝近密私属性质的过程，考订了从晚唐到五代再到北宋年间枢密使（院）长官选任原则、机构职权及性质的转变，认为北宋初期枢密院摆脱了“内廷”“私人”性质，与中书对掌文武大政[19]。文章探讨的时间跨度较大，充分揭示了枢密院由内官外官化的转化过程，并且注意到了对枢密使（院）认知印象与实际性质变化之间的滞后和错位，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与学术价值。

受到邓小南部分观点的影响，李全德发表了《从宦官到文臣: 唐宋时期枢密院的职能演变与长官人选》[20]一文，系统探索了枢密使身份的转变，并展开多角度的分析，之后又在其著作《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中着重探讨了枢密使由内廷向外朝的转化。这一观点也逐渐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

（二）枢密使的定位转变

关于枢密使的职权及地位是否与宰相等同，抑或能否将枢密使视为“内相”、“宰相”，学界仍然存在不同的看法，可以将其大致概括为以下两种观点脉络。

20世纪80年代，贾宪保提出了“新中枢体制”，认为翰林院、枢密使、神策中尉三者构成了唐代中后期新的中枢成员[21]。90年代，袁刚进一步提出“新三头体制”的概念，认为安史之乱后三省体制崩溃，翰林院与枢密使两个“内相”与外朝宰相的组合取代了原先的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组成唐后期新中枢[22]。之后亦有不少学者通过考证枢密使的权能、规制、地位，认为可以将其视作一种新的宰相机构。李郁认为五代时枢密使职权甚重，地位与宰相平等，有时甚至取代宰相的职权[23]。黄楼提出“昭总时枢密使俨然成为新的宰相……至宋代枢密院与中书对掌文武二柄。枢密使的发展轨迹同其他卑品官升为宰相的轨迹并无二致”[24]，可见他认为枢密使符合“以内制外”的演变规律、将枢密使视为一种新的宰相机构。

袁刚的观点遭到了刘后滨的质疑，刘认为翰林院和枢密使并未取得宰相地位、仅构成皇帝与中书沟通之间的“补充或沟通环节”，由此进一步提出“中书门下体制”的概念，认为“中书门下作为宰相裁决政务的机构，是最高决策兼行政机关”[25]。受到刘后滨这一理论的影响，李全德进一步明确辨析枢密使在唐代中后期政治结构中起到的沟通作用，减少了以往部分研究中对枢密使作用的过分夸大，认为唐代枢密使并不拥有和宰相等同的权力或地位，没有延续类似汉代尚书从皇帝私臣到外廷宰相的演进，而是逐渐成为掌握军政的外廷机构，与中书门下对掌文武，最终导致三省制向二府制的转变[26]。有不少学者接受这一观点并加以发展，即枢密使职能已几乎取代宰相，而地位与宰相不同，是独立于皇帝与宰相之外的枢密机构，进而引发中枢权力的重新分配。

（三）枢密使（院）对宰相权能的“侵夺”

如前所述，学者们在关于枢密使（院）能否与宰相等同的探讨中大量涉及了对枢密使及宰相职能的论述，这也引出了另外的问题，即能否将枢密院职能的扩张视为对宰相权能的侵夺。

关于这一点，杜文玉认为五代枢密使集将相权于一身，位高权重[27]。戴显群认为唐代枢密使侵削相权、干预朝政、参掌机务乃至与宰相共参国政、参与包括宰相在内的官员的任免、插手皇帝的废立，权力极重。邓小南老师则明确指出，晚唐至后梁期间“枢密院有了整备的专属部门，职能扩大，成为正式的外朝机构，并且明显侵夺着宰相职权”[28]。

以梁太济、苏基朗为代表的学者则提出，与其说枢密院侵夺相权，倒不如将其视为权力的重新分配。苏基朗在《五代的枢密院》一文中指出：“所谓相权之分割更应是削枢密之权，以实中书之任。换言之，这毋宁是重建中书宰相制度的开始，而非其分割与削弱的肇端。”[29]从这一角度看，则五代至宋朝枢密使职能范围的变化实际上促使以程序分工为特征的三省制经过中书门下体制的演变，转变为五代宋以来以职事分工为特征的二府制。

虽然关于以上部分问题的研究学界尚未达成一致认识，但这种讨论、对话、交流和质疑大大推动了枢密机构研究，对学科的系统化建构以及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体系完善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第二版）》（阎步克著）

三、思考与总结

总体来说，关于枢密使（院）的研究较为丰富充实。分期研究方面，不同朝代的研究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相比之下宋代枢密院的专题研究稍显薄弱；专题研究方面，能够较为全面地论及枢密院执掌与职能的变化、机构建制的扩张、官员的委派、性质的演进，但不同专题的研究进度和力度之间仍存在一定的不平衡，如对于唐代枢密使的研究大量集中于始置时间和机构建制的探索；理论方面，不同的观点相互碰撞、推陈出新。而在具体的研究领域中仍有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譬如关于唐枢密使设立的具体时间、枢密使（院）的定位等方面学界仍有争论，对很多问题的解答也未能达成完全一致的表述，只是形成了大致认可的理论区间；而在探究这些未解决的问题时，学界依然以旧有的史料为主要依凭。这也恰恰说明对于这一领域的探索还远远没有穷尽，亟需引入新史料、独特史料为相关研究注入新的血液。除却已有相当研究基础的问题以外，还需将视线转向新领域、探索新课题，枢密机构的相关研究才能日趋系统化、科学化。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研究均以期刊论文等短篇幅的学术成果为主，各有各的视域及偏重，相关的长篇专著则较为有限，缺乏能够提纲挈领、周全严密的著作进行整合或整体性概述。

从唐枢密使到宋枢密院，需要学者们探索的不仅仅是机构的变迁，也不能仅停留于某一两个朝代的机构特点讨论。由时间轴发展来看，枢密机构的变化具有相当的连续性；从制度史纵深来看，枢密机构的变迁实际上反映了唐代三省制向宋代两府制的递变，也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以内制外说，应当将其视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演变规律的重要切入口之一。这对史学研究者们提出了宏观眼光的要求，从更长远的历史的角度剖析这一制度的发展性、转折性、持续性。

枢密使制度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中枢政治制度的发展变迁，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关于唐代枢密使到宋代枢密院的演进过程仍有不小的研究空间，值得更深入地探索挖掘。

注释

[1] 贾宪保：《唐代枢密使考略》，《唐史论丛》1987年第1期，第215-227页。

[2] 袁刚：《唐代的枢密使》，《山东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第68-76页。

[3] 黄楼：《从枢密使到枢密院——唐代枢密使演进轨迹的再考察》，《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39-45页。

[4] 李鸿宾：《唐代枢密使考略》，《文献》1991年第3期，第82-91页。

[5] 雷家骥：《唐枢密使的创置与早期执掌》，《中正大学学报》1993年第4卷第1期。

[6] 戴显群：《唐代的枢密使》，《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82-91页。

[7] 戴显群：《五代的枢密使》，《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3期，第44-49页。

[8] 李郁：《五代枢密使和枢密院初探》，《晋阳学刊》1990年第1期，第66-69页。.

[9] 李鸿宾：《五代枢密使(院)研究》，《文献》1989年第2期，第100-112页。

[10] 陈峰：《北宋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与以文驭武方针》，《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29-38 188-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