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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南京军区的一位后勤干部王勋，接受组织委派，到北京出差，驶向北京的火车轰隆隆地嘶鸣着，一路上他都处于既兴奋又紧张的情绪中，因为这次北京之行，除了完成工作上的任务，他还准备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人。 火车抵达北京后，王勋一找到落脚的地方，安放了行李，就急匆匆找到能打电话的地方，然后按照事先找好的号码拨了过去。 电话接通后，面对接线工作人员说：“这里是中南海中央办公厅，请问你是哪一位？” 王勋并没有报自己的名字，而是说道：“我要见我三哥！” 这一番话，把接线的工作人员搞懵了，中央办公厅这么多人，哪一个是你三哥？听对方一口浓厚的湖南口音，就认为对方是乡下来的，莫不是打错了电话？
正当接线人员打算挂断电话时，王勋又说道：“哦，我忘记说了，我三哥是毛泽东！我叫毛泽全，是他的堂弟。” 工作人员听说“三哥”是毛主席，不敢耽搁，立刻将这次通话上报，很快就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听说后，说了一句：“这小子，多少年都没有他的消息了，我要见他，我们兄弟得好好聊聊天！” 不久之后的中南海会客厅里，王勋动情地拥住毛主席：“终于见到你了，主席三哥，这些年我好想你啊……” 毛主席深情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我也很挂念你啊，三哥就是三哥，叫什么主席三哥，生分得很啊！” 随即主席又问道：“延安一别，我们有十多年没见面了，你都去哪了，怎么一直没有消息啊？” 毛泽全看着日思夜想的堂哥，将分别之后的事情娓娓道来：“1938年离开延安后，我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叫王勋，在苏北的新四军从事后勤工作……” 毛主席知道要强的堂弟，不搞裙带关系，很是欣慰，幽默地说：“好嘛！王字端端正正，不像毛字底下还有一个尾巴哩……” 兄弟俩相视而笑，距离感和拘束一下子就消失了，他们仿佛又回到了在韶山的时光。
那一天他们聊了很久很久，毛泽全担心主席工作繁忙，不忍心耽误他的宝贵时间，才依依不舍地告别。 临行前，毛主席叮嘱他一定要带着妻子和孩子们来北京，两家人要见见面嘛，毛泽全眼含热泪地点头答应。 回到南京后，毛泽全和妻子徐寄萍聊天时，说到自己这次去北京出差，顺道去看望了三哥毛泽东。 毛泽全语气平静地讲着，徐寄萍可听得下巴都要惊到地上了，自己丈夫居然说伟大领袖毛泽东是他三哥。 再三确定丈夫没有失心疯后，徐寄萍陷入了回忆中，她恍惚中记得婚后丈夫曾提过一嘴，王勋是他的化名，他的本名叫毛泽全。 那个时候用化名的人很多，徐寄萍也就没当回事。也没有因为他的名字和毛主席仅一字之差，将小干部与大首长联想到一起。 徐寄萍越想越恼火，自己与丈夫结婚七年了，孩子都生了三个，居然一直被蒙在鼓里，对丈夫与主席的关系一无所知。 她不满地质问丈夫还有什么事情是她不知道的，都给我交代出来，毛泽全赶忙赔笑道：“再不敢了……”
在徐寄萍目光灼灼的注视下，毛泽全回顾了自己的前半生，打开了话匣子。 原来，毛泽全是毛泽东堂叔毛喜生的儿子，比毛泽东小16岁，因为住得近，两家走动交往很多，关系很亲密。只不过毛喜生没有毛泽东父亲毛顺生那么会赚钱，家里生活艰难，实在没有闲钱送毛泽全去读书。 毛泽全和村里的穷孩子一样，成了放牛娃，大一点就帮着家里干农活。 毛泽全记事的时候，堂兄毛泽东已经去省里读书了。毛泽东读书、参加革命运动，越走越远，而毛泽全一直窝在村子里放牛，对已经是湖南青年革命领袖的兄长并没有太多印象。 直到1925年，毛泽东回到韶山组织农民运动，毛泽全在台下听着毛泽东宣传革命思想，他仿佛一下子就明白了兄长背井离乡、不断抗争的意义是什么。 为的不正是让自己这样的苦孩子都能吃饱饭、都能读书识字、都能有尊严地活着，都能挺起胸膛做人吗？ 毛泽东的话就像一束光照进了毛泽全心中，毛泽全决定要追寻这光明，从那时起，毛泽全积极参加革命运动，有机会就向堂哥请教革命思想，毛泽全立志以堂哥为榜样，这辈子要活出个样子来。 1927年大革命失败了，毛泽全短暂的沮丧之后，就鼓起勇气，决定到外面闯一闯。
中国农民重土难迁，毛泽全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农民，决定去外面闯荡真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的，可见那时毛泽全参加革命的心意是强烈且坚决的。 离开家乡后，毛泽全投奔了南京的表叔毛岱钟，毛岱钟是一名律师，当时就职于南京政府监察院，在他的帮助下，毛泽全有了一份收发员的工作。 在南京的那段日子，毛泽全开了眼界，感叹道窝在韶山的自己还不如那井底之蛙。 不幸的是1936年，毛岱钟因病去世，举目无亲的毛泽全在南京生活得很艰难，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回到了韶山。 见识了大场面的毛泽全，再也不甘心留在韶山种地放牛，却又没地方可去，心中十分煎熬。 就在这时，毛泽东的胞弟毛泽民来信通知在韶山工作的毛远耀去上海，毛泽全觉得这是个契机，便决定和堂侄毛远耀一起去上海，同行的还有毛远耀的弟弟毛远翥、堂叔毛泽青。 因为时局动荡，韶山毛家的这四个青年辗转多地，走了三个多月终于到了延安，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十分高兴地接待了这些弟弟侄儿们。 同时也郑重地告诫他们，到延安来干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革命，决不能打着他毛泽东的旗号作威作福，姓毛的在这里没有特权，还得比别人更能吃苦。在这里要官没有，要干革命倒有得是！ 主席的一席话，大家都很振奋，立志要干出个样来，毛泽全更是把主席的话听进了心里，告诉自己这辈子不要因为姓毛而被人高看，而是成为毛家人的骄傲。
在组织的安排下，毛泽全到边区国民经济部合作社当起了管理员，表现出色，很快通过组织考核，于193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次年一月，进入延安党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四军岩寺兵站，任指导员。 也是在这时，毛泽全觉得自己名字和毛泽东太像，关系很容易被猜到，他不想因为堂兄的缘故被另眼相待，于是化名王勋参加工作。 与之同来延安的毛泽青也选择了化名工作，大抵是初到延安时毛主席的话他们都刻进了心里，也许是骨血里相同的傲气让他们都要凭自己努力闯出一番天地，此后，化名王勋的毛泽全不再与毛泽东联络，踏踏实实地当兵工作。 抗战期间，毛泽全受组织委派，历任兵站指导员、站长等职，表现可圈可点。 1941年的时候，毛泽全出任了新四军一师二旅供给部副部长。 当时新四军苏中二分区与新四军一师二旅合并，毛泽全便到了苏北新四军里工作，也是在那时结识了徐寄萍。 徐寄萍是个上海姑娘，高中毕业就和一群女同学跑到苏北新四军参军去了，好巧不巧地成了毛泽全的下属。 一个热情洋溢的女学生、一个老实巴交的后勤干部，在工作上日久生情，经过组织考核批准，于1943年成了最亲密的革命伴侣。
其实在确定关系之前，徐寄萍是慎重考察过毛泽全的，党校毕业、从兵站指导员、站长、留守处主任到供给部副部长，根红苗正，为人憨厚、工作勤恳，是个适宜的结婚对象。 可她怎么也没想到，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出身的小干部，居然是毛泽东的堂弟，还一直瞒着自己。 刚得知时徐寄萍觉得自己被欺瞒很生气，可事后想想，她完全理解了丈夫的用心，一个男人想靠自己努力证明自己的价值何错之有？自己最欣赏的不也是他身上那股拼劲儿吗？ 多年以来，自己陪着丈夫随部队南征北战，是最清楚丈夫的努力和优秀的人啊！ 她余生都会记得，他们结婚后第三年，抗战胜利了，毛泽全任华中野战军师供给部部长，当时军队粮饷不足，将士缺衣少食，身为后勤一把手的毛泽全急得整晚整晚睡不着觉、长吁短叹。 为了筹钱，毛泽全在江苏东台县和当地的一个资本家合营卷烟厂，仅半年的时间就赚了几万元，解了部队的燃眉之急，后又在海安县办起了粮行，顺利躲过国民党的封锁，保障了部队的粮食供给。 解放战争爆发后，毛泽全出任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三军供给部部长，创办被服、鞋袜、毛巾等工厂，及时解决部队军需供应，战友们都笑称靠他开工厂养活了一支队伍！
可以说新四军、三野每一场胜仗背后都离不开毛泽全等后勤人的努力与付出是相当大的。 从皖南繁昌战役、南陵战役、苏中裕华战役、李堡战役、河南豫东战役，到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毛泽全一直奔波在三野将士的身后，做将士们最可靠的后盾。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全依旧在后勤部门发光发热。 1950年渡江战役后，毛泽全一家随部队去了南京，因为公干去了北京，顺道去见了毛主席，也就是文章开头那一幕，久别重逢的毛主席详细着询问着毛泽全多年来的经历、近况如何。 两人聊得正热闹时，陈毅来了，毛主席拉着毛泽全，自豪地向陈毅介绍着：“这是我的堂弟毛泽全，以前在你们新四军搞后勤工作的。” 陈毅看了看毛主席身旁的毛泽全，先是一愣随即笑道：“我晓得的，王勋同志嘛，我们在皖南和盐城新四军军部都见过面。王勋同志不得了，办烟厂赚钞票，可帮了新四军的大忙了！就是没想到竟是主席的堂弟哩！” 看到陈老总认识堂弟，还对他的工作赞赏有加，毛主席很高兴。这么多年，在毛泽东的号召鼓励下，毛家人和家乡亲朋参加革命的不少，要是都能像毛泽全一样，不搞裙带关系，实心实意投入工作，用成绩服众，那他该多么欣慰啊！ 与主席重逢的那一年，毛泽全改回了自己的本名，告诉家人自己与毛泽东的关系。
也是那一年，毛泽全调到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生产管理处任处长，徐寄萍也调到了后勤部，毛泽全举家搬到了北京。 1952年秋，毛主席邀请了李漱清、邹普勋等对革命有贡献的韶山父老去北京参观做客。 10月3日，毛主席用自己的稿费宴请乡亲们，想到毛泽全一家进京这么久了还没机会见见他的妻儿，便想借着这个机会见见。邹普勋和毛泽全还是亲戚，大家聚在一起正好热闹热闹，便差人将毛泽全一家叫来赴宴。 在去中南海的路上，徐寄萍紧张得直搓手，虽然进京工作的时候就知道早晚会见毛主席，可真到了这天还是控制不住紧张。 毛泽全见状，握着她的手，告诉她不用紧张，主席是很随和的人，你就想着是去见孩子的伯伯，不要老想着是毛主席嘛！ 到了中南海丰泽园，正在院子里看文件的毛主席看到是他们来了，便起身往门口走迎接他们，走在最前面的毛泽全喊了一声：“主席三哥！” 毛主席看了毛泽全身后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开心地笑道：“好啊，泽全这一大家子，好，快进来！” 毛主席还幽默地对徐寄萍说：“弟妹啊，进京这么久才见面，你可莫要生我的气哩……”徐寄萍被逗得噗嗤一笑，连连摇头。
看到主席热情地迎接大家，说话风趣还没有架子，就像是寻常人家的兄长一样，徐寄萍也就不再紧张拘束，轻松地和大家聊起天。 毛主席还问起了徐寄萍的家庭情况和革命经历，徐寄萍如实相告，讲述了自己在上海是参加了学生协会，1941年去苏北参加新四军，成了毛泽全的下属。 自己的父亲是新四军的基层干部，两个妹妹在上海工作，也是解放前入党的地下党员。 毛主席听后连连称赞：“好、好，你们是革命家庭。” 随即又问：“你一个上海来的女学生，为什么要找泽全这样一个土包子种过地的泥巴坨子？” 徐寄萍没想到主席会问这个，一时间不知该如何作答。 毛主席见状，解围道：“你们的结合很好啊，一个是工农分子，一个是革命知识分子。我们就是要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互相取长补短，互相帮助学习。” 席间，毛主席见徐寄萍脸色不好，吃饭不香，便询问她：“我看你这么瘦，胃口也不好，是有什么病？还是饭菜吃不惯？” 当天的饭菜都是些湖南的家乡菜，毛主席招待老乡基本都是这些菜，茄子、苦瓜、辣椒之类的，徐寄萍虽是上海姑娘，但跟毛泽全结婚这么多年，已经适应了辣辣的湘菜。 担心主席误解，赶忙说道：“吃得惯，吃得惯，我就是常常头疼，看了很多医生也没看出什么毛病。” 毛主席说：“有时耳朵有病头就疼，你可以去看看耳朵嘛！”毛主席日理万机，招呼大家却很周到，担心菜太辣，还特意让厨房给孩子们添了一盆炒鸡蛋。
简单的饭菜，大家都感受到了浓浓的乡情，吃得顺心，聊得畅快，欢声笑语充斥着丰泽园。 饭后，毛泽全5岁的女儿小远玲，落落大方地拉着毛主席的手说：“伯伯，我给您跳舞。” 毛主席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说：“好！好！” 毛主席和大家围坐在一起，远玲在中间边唱边跳，逗得大家开怀大笑，主席和孩子们待了两个多小时，毛泽全看孩子们玩累了，也怕耽误主席太长时间，就起身向毛主席告辞。 毛主席把桌子上的苹果和糖块抓了一些，让毛泽全带回去给孩子们吃，然后亲自将他们一家送到门口，这时主席突然有些急迫的问到：“最小的娃娃怎么不见了？” 徐寄萍赶忙回到：“远平睡着了，抱到汽车里面去了。” 毛主席才放下心，目送他们上车，与他们挥手告别，车子开远了，毛主席才回去休息。 1954年秋天的时候，毛泽全惦记老家的母亲毛邹氏，便把她接到了北京。 毛邹氏早前就听说弟弟邹普勋等人受到了毛主席接见，这次进京也想见见毛主席，毛泽全却说主席事务繁忙，让母亲不要去打扰了。 后来毛主席从来京的乡亲们口中得知婶母毛邹氏进京的消息，第二天就将毛泽全一家接到了中南海。
毛主席热络的问候这婶子身体好不好，在北京呆的习不习惯，还埋怨毛泽全：“婶子进京这么长时间，你也不晓得告诉我一声？” “你工作忙啊！”毛邹氏说道：“你管着一个国家，太忙了，泽全怕打扰你，我这老婆子想你，就只来看看你！” 毛主席一边陪着说话，一边搀着毛邹氏往屋里走。当时毛邹氏已经80多岁了，还裹着小脚，毛主席小心翼翼地扶着，嘴里还嘱咐着：“慢些走、慢些走！” 那一天来了许多韶山的亲友，毛主席的儿女也都放假在家，毛主席的餐厅里整整摆了两大个圆桌，菜色和以前差不多，唯独多了一道红烧肘子算是个硬菜，大家聚在一起叙旧畅谈，就像过年一样热闹。 饭后，毛主席和毛邹氏拉起家常，说道：“婶子，1925年那会我在韶山搞运动，你看我的鞋磨烂了，熬着夜给我纳了一双新鞋，你还记得不？” “记得”毛邹氏说道：“你的脚大着呢，脚大走四方，婶子就知道你这娃有出息，你看现在当主席哩！” 众人闻言哈哈大笑，就在气氛很好的时候，有乡亲请毛主席给他在湖南安排个体面的工作。 毛主席顿时脸色一沉，严肃地说道：“这些年乡亲们想到北京看看，找我叙叙旧，我是欢迎的。这几年迎来送往，我都是用稿费支付的，所以我一直让大家分批来，每年不能来太多，不然我也招待不起。我的稿费花光了也没什么，但是，想让我开后门，帮忙介绍工作、安排学习之类的请求，我就办不到了。”
毛主席指着毛泽全等人继续说道：“泽全他们都是靠自己努力闯出来的，没沾我毛泽东一点光。你们想工作可以，但是要靠自己，我不干预，也不能打我的旗号乱来。这一点，请你们理解和原谅，也希望你们回去之后，跟家乡的亲友们讲清楚。” 毛主席的一席话，大家都沉默了，场面有些尴尬。这时毛邹氏大声的说道：“润之说得对，要靠自己闯，你们看，润之不就是穿着我做的鞋，自己闯出来的嘛！” 众人开怀一笑，气氛又欢快了起来，老人救场的两句玩笑话，却足见其对子女品格的培养，毛泽全一个没上过学的孩子，不想沾主席光，隐名埋名自己努力闯出个名堂，绝对离不开母亲的影响。 难得的是，这种自强努力的家风，在毛泽全家一辈又一辈的传承着。 1957年，毛泽全调到内蒙古工作，因为不想耽误主席工作，便没有去告别，只是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上才给主席写封信说明了情况。 离开北京后，毛泽全依旧低调的工作生活，同样也要求子女不要依靠父辈的权利和光环，要靠自己的能力谋个前程。 毛泽全与徐寄萍一共生了五个女儿、一个儿子，每个都视若珍宝，却从不允许他们以伯伯的名义谋取特权。 几个女儿在毛泽全的言传身教下，都靠着自己的努力上学工作，从事着平凡的工作，做个普通人。
唯一的儿子毛远建去当了兵，当时报名参军都是随机分配军区，毛远建被分配到了很偏远的边境地区，随时可能爆发战争，意味着他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那时毛远建才16岁，还是个半大的孩子，哪个母亲能忍心看自己唯一的儿子以身涉险，正在徐寄萍忧虑的时候。 一位在军工站工作老战友打来电话，“老徐，接兵的人来了，要不要把远建和另一批去西安的换换？要不，索性就不去了？” 徐寄萍何尝不知道自己和丈夫打个招呼，儿子就可以换到一个条件好的军区，可是她知道毛泽全不会那么做，自己也不能。 她咬着牙说道：“别人的孩子能去，远建也去得，就让他去吧，这是泽全和我的意思。”挂了电话，徐寄萍再也控制不住失声痛哭。 毛远建没有埋怨父母的狠心，欣然的参军，在军旅生涯以及复员后在基层工作，也绝口不提与主席的关系，踏实工作。 很多与其相识的人都说过，要不是听说他是主席堂侄，根本看不出和一般基层干部有什么区别。 令人不禁感慨，毛主席的家风何其高尚严谨，每一个毛家的后生都那么懂事自强。 1989年3月7日，在妻子和孩子的守护下，毛泽全平静地离开了人世，享年80岁。 毛泽全的一生是平凡而又灿烂的，他选择远离主席的光芒，过着平凡人的生活，却靠着自己的努力，成为了新四军中人人称赞的后勤总管，在工作岗位上熠熠发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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