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论是在正史还是在民间演义中，皇太极都是清朝前期皇帝中存在感比较低的一位。他之前，有父亲努尔哈赤十三副铁甲起兵，创立八旗，建立后金，奠定基业；他之后，有弟弟多尔衮审时度势，领兵入关，击败李闯，一统中原，最终在儿子福临手中，确立了清廷对全国的统治。处在“夹缝”中的皇太极，唯一让人记得的地方，就是在1636年将国号改为大清。 历史上的皇太极真的这么拉胯吗？显然不是的。  一、刚登基的皇太极面临内外交困的险恶环境 1626年九月，35岁的皇太极登上汗位，父亲努尔哈赤留给他的并不是一个可以坐享其成的稳固江山。在后金政权内部，有大量汉族奴隶逃亡和暴动，八旗贵族分权势力和皇权之间矛盾尖锐。 努尔哈赤在对待和处置辽东地区汉人的问题上，奉行简单粗暴的政策：一是大规模地屠杀；二是将其分给八旗贵族和将士为奴。如，在1618年，努尔哈赤攻克抚顺地区后，“论将士功行赏，以俘获人口三十万分给之”，一次便分赏了三十万，可见当时汉人沦为奴隶的人数之多。 这一政策，激起汉人的强烈反抗。当时在镇江、汤站、险山、海州等地，都曾发生过汉人暴动，杀死守城八旗官兵，投奔毛文龙的“汉人谋叛”事件。凤凰城、盖州等地的满人不断遭到汉人袭击，以至于努尔哈赤下令“各处行路不许人数过单，务集十人以上结伙同行”，而“满洲妇女人等，凡买食物，务记肆主姓名”，以免被人毒杀后无法追究。各种叛逃、暴动愈演愈烈，使整个后金政权动荡不宁。 在长期的征战中，后金政权涌现出阿敏、莽古尔泰、多尔衮、济尔哈朗等一大批骁勇善战的军事将领，他们当中不少人跻身议政十贝勒、八大臣之列，有的还兼管六部事务，权力极大。皇太极在推行封建化改革过程中，遭到八旗贵族奴隶主势力的激烈反对。1630年春，后金攻占永平、滦州后，为笼络人心，皇太极启用被明朝革职的官员白养粹为巡抚，但当年五月，当明朝总兵祖大寿率兵收复滦州时，二贝勒阿敏在败退前，将在滦州城中的巡抚白养粹、知府张养初等大批降官降将以及全城百姓尽数屠杀，给皇太极在政治、军事上造成极大的被动。 外部形势更为严峻，当时后金处在明、蒙古、朝鲜三方的包围和孤立之中，用皇太极自己的话说，“今汉人、蒙古、朝鲜与我四境逼处，素皆不协，且何国不受讨于我，积衅既深，辄相窥伺”。三方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众多、疆域的辽阔等各方面均远远超过建立不久的后金政权，更为严峻的是，三方都有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后金的愿望和行动。 在内外交困的险恶环境之下，如果缺乏高瞻远瞩的政治谋略，一味地靠暴力征服，很显然，是断难持久的。  二、鼓吹“满汉一体”，缓和民族矛盾 面对尖锐的民族矛盾，1626年九月，皇太极上台伊始，就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方针，认为当时民之所以“不安”，“多致逃亡”，是因为“汉人每被侵扰”的缘故，所以他一再强调“满汉之人，均属一体”，“毋致异同”，以此来缓和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 首先，皇太极果断废除了努尔哈赤所推行的“汉人每十三壮丁，编为一庄，按满官品级，分给为奴”的政策，代之以“每备御止给壮丁八、牛二，以备使令。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择汉官清正者辖之”。这一政策使大量汉族奴隶取得“民户”地位，成为后金政权下的个体农民，加速了后金封建化的进程。 其次，皇太极重新修定和颁布了《离主条例》，当奴隶主贵族存在擅杀人命、奸污属下妇女等行为时，满族个体自由民可以对八旗旗主、贝勒、各级官员进行控告，奴隶、家仆也可对其主人进行控告。如此一来，奴隶主的特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不能像过去那样肆意杀害奴隶了，奴隶的地位和境遇得到相应改善。 再次，对新占领区的汉族百姓和俘获的明朝士兵，皇太极也采取了与努尔哈赤迥异的政策。1629年冬，在攻占永平、滦州、遵化等地之前，皇太极传谕各旗贝勒，明确指出“归降之地土，即我地土，归降之民人，即我民人”，贝勒大臣有劫掠归降地方财物者“杀无赦”，有擅杀降民者“抵罪”。占领永平后，对俘虏的明军，“收其军器，各放还原籍”，还提拔明朝投降的道员白养粹为巡抚，令其管理永平。 当然，皇太极的上述所为，并不是因为他对汉族百姓真有什么特别的偏爱和仁慈，而是“此四处降民，为汉人未降者所瞩目，岂可令其失望”，想以此来收揽人心，为日后入主中原，消弭汉族人民的反抗作准备。  三、争取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和明朝降官降将的支持和效命，化敌对力量为我所用，扩大统治基础 皇太极酷爱读史，读《金史》中的“世宗本纪”时，甚至到了“殊觉心往神驰，耳目倍加明快，不胜叹赏”的程度。他深知，像满族这样一个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的民族，要想入主中原，长治久安统治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汉民族，没有汉族地主官僚集团的支持，光靠武力征服，是根本不可能的。随着后金政权军事上的节节胜利，统治区域不断扩大，国家机器越来越复杂，需要大批“守地治民”的专职官僚，而此时后金政权多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武夫，显然难以满足这一要求。 为解决这一矛盾，皇太极首先通过考试、举荐等方法，把汉族地主知识分子选拔出来。1629年九月，皇太极首次考试儒生，把努尔哈赤推行“戮儒”政策时“隐匿得脱”的300人，通过考试，分出优劣，得200人，“凡在皇上包衣下，八贝勒等包衣下，及满洲、蒙古家为奴者，尽皆拔出”。1634年三月，皇太极又一次专门考试汉人生员，“分别等第，一等十六人，二等三十一人，三等一百八十一人”。同年四月，又命礼部考取“通满洲、蒙古、汉书文义者”十六人，“俱赐为举人，各赐衣一袭，免四丁，宴于礼部”。 大批录用明朝的降官降将，是皇太极解决人才不足的又一途径。1630年春，后金攻占永平、滦州、遵化等地，明朝大小官员数十人投降。皇太极亲自接见他们，一一进行安抚。随后，擢用永平革职兵备道白养粹、遵化革职道员马思恭为巡抚，“管理附近归顺人民”。命明朝革职官员孟乔芳、杨文魁为副将，统领本城兵400人，给予马匹、甲胄、弓矢等。皇太极的招降政策，瓦解对手，壮大自己，成效显著。1633年，孔有德、耿仲明率官兵数千人自山东登州航海来降，此后，广鹿岛副将尚可喜、石城岛总兵沈志祥等带领官兵、人口蜂拥而来。1642年，明蓟辽总督洪承畴、锦州总兵祖大寿被俘投降，皇太极招降策略的运用达到高潮。 效命新王朝后，汉族官僚集团运用其丰富的统治经验，为后金政权的完善和巩固发挥了巨大作用，改变了后金政权原来的单一的满洲贵族政权的性质，而使其成为以满洲贵族为核心，有汉、蒙封建地主阶级参加的联合专政政体。  四、亲征林丹汗，统一漠南蒙古，扭转被包围孤立局面 蒙古东部与后金相连，西部与明朝相接，三者鼎足而立。为对付后金，明王朝积极拉拢蒙古林丹汗，每年给予白银8万余两，企图采取“以西夷制东夷”的策略，对后金形成战略上的包围。 1627年春，皇太极收到林丹汗攻打蒙古喀尔喀诸部的消息，决定抓住时机，立刻致书柰曼部、敖汉部，表示“我两国非若明人，夙为仇敌，岂以征战为善，而以太平为不美乎”，热诚欢迎两部前来归附，并将哈达公主下嫁敖汉部，以示亲善。此时，林丹汗与喀喇沁部和喀尔喀诸部的联军进行了一场大决战。是役，林丹汗损兵4.3万余，喀喇沁部和喀尔喀诸部损失更是高达16万余人，双方均元气大伤。喀喇沁部致书皇太极求援，皇太极想收渔人之利，没有急于出兵，而是要求喀喇沁部派人“面议一切”。 1628年七月，喀喇沁部“使喇嘛四人，率五百三十人来议和”，经过谈判，双方“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达成共同征讨林丹汗的协议。同年九月，皇太极第一次以蒙古诸部盟主的面貌出现，遣使晓谕蒙古各部，“令各率所部兵，会于所约之地”，他亲率满洲、蒙古各部大军西征林丹汗，直至兴安岭，取得初步胜利。 1629年三月，皇太极对蒙古诸部颁布军令，明确规定：若征察哈尔（林丹汗），凡管旗事务诸贝勒，年70以下、13以上者，俱从征，违者罚100匹马、10头骆驼；若征明朝，每旗大贝勒各1员，台吉各2员，带精兵百人从征，违者罚1000匹马、100头骆驼。这一军令虽然还很粗疏，但比“黄天厚土”之类的誓言前进了一大步，为今后军事上的统一行动，提供了基本保证。1632年三月，皇太极再次亲征林丹汗，在哈尔占与蒙古各部会合后，赐大宴、赏鞍马，并对蒙古各部所率兵马“多寡不齐，迟速亦异”的情况予以褒贬，充分彰显他的权威。这次远征，林丹汗“弃本土西奔”，不战而退。 1634年，曾统领蒙古40万众，“士马强盛，横行漠南，有宋康武乙之暴”的林丹汗在青海大草滩出痘病死。得此消息，皇太极急令多尔衮率精骑1万，星夜疾驰，渡黄河西进，在托里图俘获了林丹汗之子额哲与其部众1000余户。当额哲抵达沈阳时，皇太极对他行抱见礼，设大宴，赏赐丰厚，并许以自己的女儿固伦公主。对归附的察哈尔部其他大小头目数百人，皇太极也给予大量赏赐。 察哈尔部灭亡了，强悍的漠南蒙古统一了，皇太极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扭转了“四境逼处”的被包围孤立形势，今后可以集中全力对付唯一的敌国——明朝了！  五、改变对喇嘛教的态度和政策，争取蒙古、西藏贵族的支持 一开始，皇太极对喇嘛教深恶痛绝，1636年，曾以鄙夷的口吻说：“喇嘛等口作讹言，假以供佛持戒为名，潜肆邪淫，贪图财物，悖逆造罪。又索取生人财帛牲畜，诡称使人免罪于幽冥，其诞妄为尤甚。”因此，他下令对喇嘛教“嗣后俱宜禁止”。然而，当皇太极得知蒙古上层无不笃信喇嘛教时，立即敏捷地改变了对喇嘛教的态度和政策，下令在盛京城外建实胜寺，供上察哈尔墨尔根喇嘛送来的嘛哈噶喇佛。 1638年八月，实胜寺建成，皇太极亲率文武百官前往参拜，献上驼马、缎匹、貂皮等，并发帑银1600两作为赏赐。在实胜寺内东西两端立两块石碑，东一碑前镌满文，后镌汉文，西一碑前镌蒙文，后镌藏文。此种四文碑的形式，成为有清一代所立碑石的滥觞。此后每年元旦，皇太极都会带上前来朝贺的蒙古王公大臣去实胜寺“礼佛”，然后举行大规模的筵席、较射、角抵等，以联络感情，博得蒙古贵族欢心。 昭槤在《啸亭杂录》中，对皇太极宠信喇嘛教的原因，作过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国家宠幸黄僧，并非崇奉其教，以祈福祥也。只以蒙古诸部敬信黄教已久，故以神道设教，籍仗其诚心归附，以障藩篱，正王制，所谓易其政，不易其俗之道也”。 1639年十月，尚在东北一隅的皇太极便将目光投向万里之遥的西藏高原。他派遣察汉喇嘛为特使，向图白忒汗、达赖喇嘛致书表示敬意，并延请高僧前来“宣扬佛教”。1642年十月，达赖喇嘛派使来盛京，皇太极亲率文武百官迎接，“每五日一宴之”，以示隆重和优礼。特使带来了达赖喇嘛的覆信和西藏特产，在盛京住了长达8个月。特使返藏时，皇太极馈以厚礼，并分别致书西藏各僧俗头领，表示友好。从此，清政府和西藏的关系日益密切。 皇太极统一漠南，修好西藏，相当于剪除了明王朝的两翼，在政治上、军事上完成了从东北（满族），经西北（蒙古），到西南（藏族）对明朝的战略大包围。同时，客观上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综上所述，1626年九月登上汗位的皇太极，所接手的后金政权表面上生机勃勃，攻城略地所向披靡，战斗力爆棚，实则隐藏着众多危机。政权内部，大量汉族奴隶逃亡、暴动，满汉民族矛盾尖锐；八旗贵族守旧势力强大，严重掣肘皇权。外部，处在明、蒙古、朝鲜三方的包围和孤立之中，“四境逼处”。 面对内忧外患，皇太极充分展现出一位卓越政治家的胆识、机敏和才干。他审时度势，革新进取，抑制奴隶制，缓和满汉矛盾；招降明官明将，形成汉族官僚集团；远征朝鲜，平定漠南，交好西藏，完成对明王朝政治、军事上的战略包围。在他手中，后金政权由原来单一的满洲贵族政权升级为以满洲贵族为核心，有汉、蒙封建地主阶级参加的联合专政政体，为日后入主中原，确立对全国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1636年四月，后金改国号为大清。此时，外藩蒙古，包括曾经横行大漠，称雄一时的察哈尔林丹汗在内，被征服了，统一了；朝鲜经过两次征讨，已结成“兄弟之国”；明王朝已被打得筋疲力尽，苟延残喘。当皇太极正式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阶下山呼万岁的文武百官，不仅有满族贵族，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贝勒，更有以孔有德为首的大批汉族官僚，他们手捧满、蒙、汉“三体表文”，纳首参拜。此种盛况，为中国历代开国皇帝所未有。 1643年八月，皇太极猝然病死，时年52岁。去世前不久，他曾与大臣论及治国之道：治国之道，犹如盖房，“基址坚固，庀材精良者，必不致速毁”。他认为自己最大的功绩，在于为清王朝打下了一个坚固的基础。此言不虚，如果我们把清王朝看作一座大厦，那么，汉族地主阶级和蒙古各部封建主，则是支撑这座大厦的两块础石，而这一政策的创始人和奠基者就是皇太极。 （图片来源网络，如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