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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最重要的话，放在最前面来说。 这句话就是：一部中国历史，除了二十四史的正史观点以外，除了阶级斗争的学说观点之外，他也许还应当有第三种历史观。 这第三种历史观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也许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相互冲突相互交融从而推动中华文明向前发展的历史。 而这第三种历史观，也许距离真实更近，距离真理更近。 这第三种历史观的说法，不是我的，而是一位叫孟驰北的蒙古族大学者的说法。 虽然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在面对纷纭万状的生活本身所提供给我们的种种昭示中，许多的文化人都曾经走近这个观点，但是，将它概括而出的是孟老先生。 比如一千三百多年以前的诗人杜甫，曾在他的不朽诗作中，不经意地说出了这样两句话：越鸟巢南枝，胡马依北风。 吴越地面的鸟儿哟选择向阳的枝头做窝，胡地的马儿哟驾驭着北风奔驰。杜老先生在他的诗作中，已经不经意地说出了支撑起中华文明大厦的这两种形态。 还有当代的诗人周涛，他的一本叫《游牧长城》的书中，面对长城内和长城外，他也说出了“中华文明是由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这两部分组成的”这惊人之语。 还有我在《最后一个匈奴》这本书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掉队的匈奴士兵永远地滞留在陕北高原上了，在高高的山顶，麦场旁边，他与吴儿堡的姑娘野合，于是乎，一个生机勃勃的高原种族诞生了：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便带着高原的粗犷和草原的辽阔。
又比如我，这些年来在西域地面像凤一样的行走中，当偶尔驻足，面对中国地图时，我突然发现我的行动轨迹，其实是有踪可寻的，尽管我自己茫然不知。这个行动轨迹就是：我其实一直是沿着农耕线和游牧线，或曰定居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线行走的。那么我在寻找什么呢？ 但是，将人类行进到今天的历史作总结，从而得出这一个重要思考的概括者和权威诠释者是孟驰北先生。 在2002年秋天乌鲁木齐那个有着梦幻般阳光的午后，我见到了孟驰北老先生。那天饭局上的酒是“黑骏马”。在酒力的作用下，我们谈了很多。 正是在这个难忘的场合中，孟老将他用了一生的时间思考出的这个学术成果告诉我的。 他是蒙古族王公贵族的后裔，后来流落新疆，1957年的时候曾被打成右派。 在中国广袤的地面上，每一块地域通常都会有两三个这样的人物。他们和那地方的名胜，那地方的美食，那地方的名贵花木一样，成为一种地方性标志。在中国的古语中，将这种人、这种现象叫“地望”。 我是从新疆作家周涛、朱又可嘴里，知道孟驰北这个人的。他们一再提醒我一定要见见他，就像见见哈纳斯湖，见见赛里木湖，见见罗布泊，见见克孜尔千佛洞，见见尼雅精绝女尸一样。
那天我终于见到了孟驰北老先生。我把与他的晤面当做我一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来记忆。我此生注定将会遇到一些重要人物，此次算是一次。那天，酒兴所致，我即席为孟老先生写了“高山仰止”一幅字。 我对孟驰北说，年纪不饶人了，趁还有几天活头，将你头脑中这些重要的思想列成干条条，一节一节地写出，权当是留给人类的遗嘱。我还说，不要去试图追求体系的完整，应当学学萨特，学学加缪，学学乌纳穆诺，把你的独立思考写出来，哪怕互相抵牾，这都并不重要，只要能为后来的人们提供一条思路，这就够了。 我还对在座的新疆青年作家们说，面对孟驰北的侃侃而谈，你们手中应当有一支笔，信手将这些只言片字记下来，辑录成册，就是一本好书了。你们整天沉湎于文坛那些稍纵即逝的时髦的思想里，却忽视了最重要的思想是从你们的身边产生的，从最贴近大地的部分产生的。 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孟驰北已是年逾古稀之人。还因为在座的青年作家丁燕女士告诉我，孟老患有癌症。 孟老是蒙古族人，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后人。所以他提供给我们的这一个历史观的视角是另一种视角，一个站在长城外向中原瞭望的视角。所谓的剑走偏锋，所谓的跳出来看世界，这个第三种历史观也许正该由这样的人物提出。 上面是支撑本书的第一个支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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