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英雄杨黄霖和淮安杨门忠烈

作者：金戈

2010年9月28日杨黄霖叔叔病故，那天正是先父金城的忌日，杨家人说黄霖是追随老首长而西去了……确实黄霖叔叔是爸爸在延安时的得力助手和战友。

杨黄霖，在延安交际处工作时叫黄霖，我记事时就认识他，因他皮肤黝黑，大人们叫他“黑人牙膏”，我也就叫他“黑人牙膏叔叔”。他的妈妈肖禹，人们尊称她杨老太太，1946年春携长媳及一双孙儿女，也从大后方来到延安，入住交际处，成为爸爸机关里的一家客人。当时的烈军属住在交际处的还有孙炳文夫人任锐妈妈及其女儿孙维世大姐，欧阳陶承——陶妈妈（即50年代写出畅销书《我的一家》的作者），黄齐生夫人王守瑜老太太，郭沫若的岳母喻老太太，还有林彪之父林华卿——林老太爷及林彪寡姐林宝珠(我们称她林姑妈)一家祖孙三代……他们都是交际处的烈属和干属，是贵客，也是客人中的“自己人”。我们从小受父亲影响，对这类客人尊敬有加，十分亲爱。然而，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些家庭的故事，到北京后我渐渐长大，爸爸与这些家庭又一直保持联系，我也才知道这些平凡老人及其家庭的一些感人故事……

无名英雄杨黄霖

先父金城去世后，罗青长叔叔来到我家，他看了机关起草的先父生平，十分动情地说：“为什么把草稿中他情报工作那一段删掉了！？”“组织上说不解密。”“咳……”罗叔长叹一声道：“你爸爸活着是无名英雄，死了还是无名英雄！他是立了大功的啊！他始终就是我们（社会部）的人……”我听了莫名惊诧，只知道先父是平凡的共产党员老干部，做人低调，默默无闻，怎么会是情报人员？怎么还会是英雄？他老人家生前对所从事情报工作始终滴水不漏，保密到底！……我退休后决定破译“金城密码”。可是，去查档案—-不解密；去拜访爸爸的老部下、老战友——那些曾在交际处给爸爸当过“秘书”的叔叔们刘坚夫（后来任公安部副部长）、慕丰韵（公安部边防局长）……无论我如何软磨硬泡，他们个个缄口不语。好像是把我当作来套情报的“特务”！让我哭笑不得。我特意跑到烟台，访问98岁的王再天叔叔（曾任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考虑三天后给我的答复是：“侄女儿啊，这是党的秘密，我不能对你说，我只能让它们烂在肚子里带走了……我们必须遵守党的纪律呀！对妻子儿女、对谁都不能说！……”一年后，可敬的王叔叔严严地揣着一肚子党的秘密，捧着一颗忠诚的心离开了我们大家……

我的访问，一个个落了空，只有黄霖叔叔经再三考虑，又征求了卓琳同志意见，获得她的准许和支持后，才告诉了我有关延安交际处窃取联络参谋密电码的故事：

西安事变后实现了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来延安参加抗日的、参观访问的人员很多。客人大部分是友好的，也混有特务和间谍。蒋介石的军队派来了专门联络八路军的“联络参谋”，他们中就混有军统高级将领级的职业特务，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窃取情报。因此这些客人表面上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友军”的“自己人”，而骨子里却是破坏统一战线的间谍——敌人。联络参谋李克定就是因为在115师收买一个报务员，窃取我军密码而被驱逐回重庆的；联络参谋的一个随员，假装积极要求入党，还送给我们假情报，被识破了诡计；有的联络参谋还故意把金戒指“掉到”地上，企图拉拢腐蚀收买年轻的招待员；周励武竟然敢调戏给他们看孩子的保姆关淑珍，被小关打了几个耳光，我爸爸还令他当众三鞠躬赔罪，并予以训斥警告。……因此，父亲领导的交际处，除了担负接待、交际、联络、统战、外交等友好交往任务外，不得不在延安的窗口一线承担起反间谍及搜集情报的重任。

为适应这种特殊需要，交际处的干部和勤杂工作者——招待员个个都是好样的，政治上可靠，又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全部在初中以上），机智又灵活，既要对客人热情服务，又要警惕和防范“敌人”的情报工作，甚至要伺机获取敌人的情报。黄霖叔叔正是适应这一特殊需要，1942年调入交际处的一名招待员，后来升任了招待科长，也就是侦察科长，级别是县团级。他告诉我：招待科的18个招待员，个个都是好样的!

黄霖是淮安杨姓盐商之后，在日寇侵华以后，随母亲和兄姐举家参加革命，1937年16岁时到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后分配到保安处，在保安处的七里铺训练班第一期接受侦察专业技术训练，开始从事侦察工作，他小小年纪，机智勇敢，来交际处之前已有较丰富的谍报工作经历，曾受党派遣潜入阎锡山军队内部;后来乘日军招收情报人员之机,奉命报考,打入日本特务机构，当了三重间谍，这段工作由赵君实同志单线领导,搜集了不少情报. 1940年他奉命调到八路军129师385旅任联络干事，仍做情报工作,出色完成了任务。本来黄霖叔是要给我讲这段工作中的故事的,不幸他一直生病未能讲成,遂成不可弥补之憾！

任务完成后黄霖奉调回延，在专门培养谍报工作人员的学校——西北公学进一步深造，是老三班的学员，他是班上的小弟弟，而卓琳（邓小平夫人）是班里的大姐姐,她对这个小弟弟格外关心。黄霖叔叔说，我能打开各种锁，到北京后朋友谁家忘带钥匙就会找到我，我轻而易举一下就能打开，还不留任何痕迹，这些技术都是在特殊专业中学到的。学习结束后又回到保安处，保安处长和科长王凡分别与他谈话，将他派入交际处监视、侦察联络参谋的活动，他与王凡单线联系，在交际处的工作，直接受金城领导。保安处有严格纪律，他与保安处派驻交际处的其他人员如刘坚夫、慕丰韵等，虽互相认识，但每人各有自己的侦察对象和任务，横向不许互相打听，不发生工作关系。黄霖每天要到金城窑洞里汇报当天工作，并用金城的电话向王凡汇报。

黄霖一面认真做好服务工作，与联络参谋和国民党官员的随员交朋友，同时也用明亮的眼睛察言观色，一次他为一个马夫看手相，告诉他未来命运非常好，那人很高兴；与此同时，黄霖也发现那人的双手细皮嫩肉，十分绵软，根本不是干鍘草、拌饲料等粗活的手，识破了其真面目……

1944年的一天，他例行去金城窑洞汇报和打电话，不料从耳机中传来了“嘀嘀哒哒”的声音，怎么回事？哪里在发报！？他警惕起来，立即记录了发报的电码，立即汇报给王凡和金城。他作为招待员，就住在联络参谋的小院里，第二天夜里，他在小院里转，忽然又听到联络参谋住的平房里传出的发报声。第三天乘打扫房间时，他侦察到联络参谋床底下有一只皮箱，估计发报机就藏在里边。根据黄霖的汇报，枣园社会部的电台也在同一时间收到了同样的发报信号。交际处一般客人要发电报，都是到国民党所属县党部和县长领导的肤施县（延安的别名）邮电局去，而联络参谋却私下藏有秘密电台，直接和重庆的军统局秘密联络。他们来往的电报枣园社会部全能收到，却苦于不知道密电码无法破译。

在1943-1945年间，蒋介石不断军事进攻、挑衅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一直玩弄假和平、真备战的把戏，为了及时戳穿其假面具，必须获取敌方情报，于是破译联络参谋与军统之间往来密电，就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实际上从1943年下半就开始策划窃取密电码的工作,叶剑英参谋长亲自领导，到1944年春,乘联络参谋徐佛观回重庆述职之机,金城担任了窃取密电码的一线指挥，经过与保安处周密布置，指挥交际处三个科分工合作，采取调虎离山之计，成功窃取联络参谋密电码。

在风和日丽的初夏一天，总务科的小灶给联络参谋烹饪了烧鸡、卤鸡蛋、香肠、面包等美食和自制的梨子酒……;联络科长周韧叔叔等陪同联络参谋郭仲容及随员们去到杜甫川延河边郊游和野餐;警卫班战士每一里路站一个便衣岗哨，从杜甫川一直站到交际处，充当“烽火台”，以便一棒接一棒接力传递郊游者那边的信息，那时无手机、对讲机等通信联络工具，只好采用这种土办法。而接待科几个写字工整、熟练的同志被委以重任，黄霖打开电台箱取出密电码本，给每人分了几页，抄写密电码，要求迅速而准确无误、万无一失！联络参谋在流水潺潺的延河边尽兴游乐、酒足饭饱，当日已西斜时，烽火台岗哨传回了联络参谋开始打道回府的消息……爸爸立即指挥抄写人员将密码本原样装订好，放进电台箱，将屋子里收拾得了无痕迹。然而第一次只抄写了一半。不久后，又安排联络参谋看戏，黄霖等招待员，继续窃取密码本，认真抄写，顺利完成了窃取全部密电码的重要任务。

枣园社会部的同志拿到密码本后，顺利地破译了联络参谋与重庆军统之间的全部密电，对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了如指掌。据此，毛主席和有关领导不断发出一些烟幕信息，联络参谋发回去的电报传达的不少是他们自己的错误判断——他们误认为毛主席不会应邀赴重庆与蒋谈判。蒋介石信以为真，根本没有和谈诚意，更没有和谈准备，他料想毛主席不敢来，不会来。他故作和平姿态,连发三封电报邀请，企图收买人心。岂料毛主席果断决定亲飞重庆，用事实戳穿了蒋的假面具，表明了中共的和平、民主诚意。毛主席在重庆处处打主动仗，广泛活动于追求和平、民主的各界爱国人士之间，大得人心。在毛主席飞重庆前，延安不了解内情的干部和群众都力劝毛主席不要去重庆，担心主席的安全。可是大家不知道，毛主席正是通过社会部提供的准确情报，才情况明，决心大，带着一身正气和勇气，直飞重庆。给蒋介石打了个措手不及，打了一个争取民心的漂亮仗。

爸爸金城是一个极善讲故事的人，但他至死也从未给我们讲过他领导窃取密电码的精彩故事。他们是怎样的严守纪律，又怎样地淡薄名利啊！

由于成功窃取密电码，父亲领导的交际处立了大功，”黑人牙膏”杨黄霖叔叔也受到社会部书面嘉奖。然而他们的功绩却由于革命的需要而始终保密。他在保安处的战友刘坚夫、李启明（李克农之婿）等在本世纪初看到他的忆文后给他打电话说：“我们还猜测是XXX窃取的呢,……搞了半天，是你干的呀！”

黄霖叔叔曾说，他还有几个精彩故事，等有精力时再讲给我听……然而，老人毕竟一天天衰老又患脑卒中……战火硝烟中出生入死的英雄故事被写进史书、拍成影视万古流芳，而隐蔽战线的战士却终身默默、无欲无语，精彩故事也就烂在他们肚子里带走了……黄霖叔叔这一代无名英雄，是我内心里深深崇拜的长辈。在黄霖叔叔住院时，我们全家前往探视，弟弟金矛（海军副司令）多次对主任医生讲述黄霖叔叔的功绩，恳请他们全力救治！……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么忠诚的革命者，由于他离开了隐蔽战线，又严格遵守保密纪律，从来不显山不露水的低调做人，更不争名夺利。以至于他后来工作的单位不知道他的功绩，一直对他提拔很慢，离休时仍旧是一位局级干部；更令人伤感的是，就连黄霖叔叔住院、逝世后遗体告别，都要靠儿女找关系解决！在八宝山与黄霖叔叔告别时，母亲率我们全家敬献了一篮鲜花、一副挽联：“永远怀念隐蔽战线无名英雄杨黄霖同志”！……黄霖叔叔，您将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大勇之母与她的英烈长子杨道生

在平山县西柏坡有一座朴素的坟茔，墓碑上树立着一块碑，镌刻着田家英撰文、周韧书写的碑文《肖禹墓志铭》：

“女共产党人肖禹，江苏扬州人，笃信真理，教子革命，年四十八入中国共产党。尝毕其私蓄，为党兴办事业，殚其精力，为党掩护工作。爱子成仁而不顾，镣铐在前而不屈，险钜备经，忠贞若一。一九四五年来解放区，明年患脑溢血。方期愈可，再事辛劳；而药石无灵，终以不起。一九四八年卒于河北平山，享年五十又七。呜呼，大慈大勇，吾党范型……”。这位“大慈大勇”的肖禹是谁呢？为什么是中央办公厅的田家英和交际处的周韧叔叔来撰写碑文呢？后来访问黄霖叔叔时才知道：肖禹，原来就是黄霖叔叔的妈妈——大伙尊称的“杨老太太”！

肖禹——我幼时称她为杨奶奶，她个子不高，衣着朴素，十分慈爱。她是在周恩来副主席安排下，脱离虎口从成都来到延安的，与她同来的还有她的长媳及孙子、孙女.其长子杨本基（杨道生）已经牺牲！这让幼小的我，对他们一家肃然起敬。不幸的是杨奶奶到延安交际处不久，即患脑溢血，被爸爸他们送入医院抢救才脱离危险，但是落下轻度肢体行动不便。1946年冬天，中央得到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的情报，就部署延安的机关、学校、医院和老弱病幼干部家属有序转移，交际处机关的部分工作人员保护着一批贵客——烈、军属,及我们这些本机关的家属，先来到黄河边绥德县一个叫小崖嘴（“崖”当地方言读nai 第二声）的村庄里住下，大人们参加当地土改，老人们休憩，孩子们快乐地滑冰、打雪仗……一点闻不到硝烟味，一心想着赶快赶跑了“胡儿子”（当地老百姓对胡宗南军队的贬义词），回延安去见爸爸……

记得在小崖嘴过了阴历年（1947年春），在打谷场上跟奶奶爷爷及乡亲们一起看叔叔阿姨们演出的秧歌剧《回娘家》和《睁眼瞎子》，主题是反对包办婚姻和提倡识字学文化，载歌载舞，很为老百姓喜闻乐见。我和弟弟还挨家挨户去给老人们拜年，慈祥的杨奶奶等老人们赏给我们一把把红枣、花生、南瓜子……全是我们平常吃不到的！我们穿的兜兜上的小口袋哪里装得下？就拽起兜兜的衣角把枣子、花生和温暖、慈爱、快乐……一起兜回了家……

杨柳发芽时，我们并没有如愿回延安，而是在一个月夜和爷爷奶奶们一起坐着大木船渡过了滔滔黄河，来到了河东山西吕梁山区的临县，入住三交镇附近的崔家坪。在这里，我们和爷爷奶奶们一起度过了大约一年时光，大人们领导土改，奶奶爷爷们也参加学习和群众集会，分享着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快乐，大家满怀信心地等待着毛主席指挥打胜仗的消息……

直到在崔家坪过完离延后第二个新年，在杨柳再次发芽的1948年春，我们一家奉命留下等待着调往西北军区工作的爸爸，不得不与杨奶奶等老人们依依惜别，他们全部跟随着得胜西渡黄河而来的毛主席，转道去了河北建屏县（今合并入平山县）西柏坡……我们家在山西又过了一个年，1949年春节过后--离延后第三个杨柳吐翠的春天，我们从山西直接来到解放了的北平。可是在与来自西柏坡的交际处的奶奶爷爷们喜相逢时，却没有再见到慈爱的杨奶奶，原来，她老人家没能看到五星红旗升起，就在西柏坡病故了，所以，有了本节开头时那座俭朴的坟茔和纪念碑……

后来，黄霖叔叔给我讲了杨奶奶举家投身革命的经过……

杨奶奶出身于扬州一个寒士家庭，幼读诗书，富有正义感、慈悲心。十五岁嫁到淮安杨姓大盐商家，因娘家贫困受尽白眼。一九二三年丈夫病故时，长子年仅十四岁，四子尚未出生。寡母幼子尽受族人欺凌，杨家二叔为淮安土劣，对孤儿寡母欺压有加，母子渐生反抗意识。杨奶奶一方面教育子女努力读书、奋发向上；同时自己也经常阅读孩子们从中学里带回的新文学作品和报刊，特别受高尔基的小说《母亲》的感动，他曾对子女说：“我将要像此书中的革命母亲一样，支持你们！”他不顾二叔的斥责反对，坚决支持孩子们参加革命活动。“一。二九”运动发生，她深感民族危机日深，遂嘱在北平读书的次子杨述把两个女儿带去北平，送入思想先进的中学就读。抗战爆发后，她毅然变卖家产，率全家经武汉赴四川，参加革命。在武汉,她把两个女儿婺明、婺华和三子黄霖送往延安。当时黄霖才16岁，倚偎母怀,依依不舍,临行,母亲带他们登上黄鹤楼，赠豪言以壮行色，鼓励他们到延安去寻求真理，为民族解放而献身。

杨奶奶则与长子杨本基（杨道生）一家则到成都开展革命工作。本基在成都参加了共产党，1939年年5月18日，杨奶奶和长媳汪蕙芳也加入了共产党。她把变卖家产的钱全部无私地用于革命。他们家成为中共四川省工委开会、联络、工作的场所。不少共产党人曾吃住在这里，受到杨奶奶的悉心掩护、照顾，1938年底四川省工委扩大干部会就是在她家召开的。党组织缺少活动经费，杨奶奶变卖家产资助，开办了成都战时出版社，出版宣传抗日救国的书刊。杨奶奶自己还常常为党油印文件。一九三九年底,国民党反动派挑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成都的国民党特务制造了一系列反共摩擦，他们无端捣毁了战时出版社，还逮捕了杨本基。杨奶奶及时销毁了党的文件，敌人才一无所获。杨奶奶全家受到特务监视。敌人威胁利诱，逼她劝儿子投降国民党，被她严词拒绝，她反而告诫儿孙坚守革命气节。杨本基赋诗言志：“中原大地起腾蛟，三字（“莫须有”）沉冤恨未销。我自举杯仰天笑，宁甘斧钺不降曹！”

1942年底，国民党特务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在成都东门外沙河堡厚生农场附近，用破布堵住杨本基的嘴，用刺刀狠刺他的太阳穴和心脏……残酷地秘密杀害了杨本基，然后将其尸体投入了硝镪水池中，焚尸灭迹……。

杨奶奶强忍悲痛，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她曾经写过一首《故乡》的诗：“故乡的园柳是否在春风中荡漾，/亲友是否俱无恙，/暴日是否那样疯狂，/吃人的人是否还是照样，/这三年来在大后方,/见多少青年有的是青云直上，/有的是堕落彷徨……”诗里充满对故乡的怀念，对日寇的憎恨,对青年的担忧和希冀。继而，笔锋一转：“我的儿女都奔波四方，/他们都是为了劳动人民，/为民族解放奔忙，/在共产党的旗帜下，/站在自己的岗位上。”表达了革命母亲的自豪情怀。接着老人抒发了自己的壮志：“我虽然是年迈并不徒伤，/决不能让时代巨轮，将我抛弃在路旁，海燕不断在天空中鷎翔。”正是这对沦陷故土的怀念，正是那海燕般迎着暴风雨搏击的情怀，老人把自己最疼爱的幼子显基送回了故乡，命他投身新四军，去解放家园，解放沦陷的国土。

老人和长媳留在成都继续从事抗日工作。可是，国民党特务不去抗日，却继续对共产党人搜寻迫害。一天，杨奶奶遭特务盯梢，天降瓢泼大雨，老人步行几里仍甩不掉“尾巴”，一直跑到郊外，在泥泞里艰难跋涉，衣履湿透，天黑时躲入一片竹林，方得脱险。以后白色恐怖加剧，逮捕杨奶奶的风声日紧，杨奶奶无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不得不带长媳与两个幼孙躲避到隆昌乡间。即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老人还设法找到一张地图，又伺机寻找《新华日报》，每次阅读报纸，看见我八路军、新四军从日寇手中解放某城镇的消息，就用红笔在地图上做上标志，与家人分享消灭鬼子的胜利喜悦……

在延安，一天，杨述到交际处来，对黄霖说：已经许久得不到母亲的消息，你在这里工作，遇见周恩来副主席的机会多，你把母亲情况告诉周副主席，请求南方局的同志帮助打听联系……遂留下一封给周副主席的信件。周副主席也是淮阴人，与杨家为世交，对杨门一家革命忠烈十分熟悉。他得知杨母的险境，便命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派人到成都，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杨奶奶一家四人，负责把他们送来延安……

……杨奶奶逝世后，中直机关为这位英雄的母亲召开了追悼会，在交际处与杨奶奶朝夕相处的老人们：张曙时、吴均、任锐携女儿孙维世、欧阳陶承……都写了挽联或悼念诗文。杨尚昆同志代表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撰写了挽联：“杨肖禹同志千古：您自己革命，儿、媳革命，孙子又革命。您是好母亲，好婆婆，好祖母。您是一个模范的女同志。”……

杨奶奶在西柏坡，天天看到四面八方传来埋葬蒋家王朝的胜利捷报，天天听到贫穷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欢快锣鼓，她已经看到了东方地平线上喷薄欲出的新中国的曙光……

【作者：金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