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爱花与疗疾》

张承志：《爱花与疗疾》

1.《爱花说》

 

一般说来，城市没有情调，生活没有情趣，是我们当今的两大悲剧。

在持久的沉重生活的压力下，随着官商市井的强大，世间在嘈杂中渐渐地以下贱为新俗。我们疲于奔命，常常失去平和的心境，没有几个人能有心有闲顾及赏心悦目的逸行。

比如风花雪月的概念，其实是中国总结出的；但爱花与赏美，却与中国的形象相旷日久了。

赏花甚至爱花如痴的形象，渐渐地为洋人所篡。东有日本，西有荷兰，成了世界上的花国。

日本有樱花，春四月举国举城地看花，从樱花的花期迅疾而品尝美的短促激烈；荷兰则有郁金香，无垠的原野上种满这种高昂的花，进而使花成了极其重要的商品。

随着资本主义的兴盛，花的种植销售，以及对花的宣传强调都大大膨胀发展，花变成了一种不是地域的而是时代的文化。

我不愿对这种现实屈服。我总觉得，花还应当有更深的本质。

但是我无法不缄默。曾经有这样一个现代派艺术家：他从荷兰买来成卡车的红郁金香，然后榨汁压烂，把浓浓的鲜红郁金香汁液喷洒在白纸上。然后，再把大团的榨烂的红郁金香啪啪地摔在那白纸上——造成鲜血横流、花肉泥泞，然后去展览。

这个现代派花道艺术家，藉此疯狂的行为批判了荷兰郁金香种植业。同时，我想他更多的是宣泄了一种富人的欲望。使我缄默的是，那“作品”无论怎样仗着钱大欲满而使我反感，但它确实是震慑人心的。我们——生于祖国的我们没有这样的余裕，因此这种“富贵艺术”从开始便与我们无缘了。

旁观日本人的“花见”（Hanami）也一样。那水泄不通的人群拥在樱树下，看着怒放的樱花痛饮；最讲究的是让飘零的花瓣落入酒杯里，醉眼迷蒙，连酒带花，一口吞下。人在樱花启示下痛感人生迅急，立志要使生命如花一般只求怒放不惜短暂——这一切，几乎成了日本人的标签。

我深知这是相当风俗化了的一种赏花。事物一旦风俗化，就未必再如同初衷，也未必真实了。但是我仍然只能缄默。风俗化，不能被指责成虚伪。我们也应当有这类风俗。比如河南，为什么不见大街小巷千树万树都是牡丹，不见一片牡丹花海中千万人头攒动，以赏牡丹为衣食的风俗呢？

所以，应该数出我们这艰难母国的若干花乡，让它们扬名。

 

首位当数伊犁。在伊犁城乡，人们虽然还仅仅过着泥屋土坯的生活，但早就是种花成俗。

伊犁城乡，庭院种花的特点是百花齐放不拘一种。花奇迹般地开得火爆饱满，红黄金蓝，充斥满院。那些花比樱花姿质丰富得多，漂亮得多；虽然没有郁金香那贵族气派，但是于鲜艳中寓有朴素。

伊犁的花不可能变成商品。尽管缺乏了一份刺激而使它们仅仅长于庭院，但事实上家家种花，也就不会有买花主顾。伊犁各族真是懂美的人，他们于风土中点缀，借自然惠予的条件，使几近原始的生活中满是鲜花。住在伊犁时，谁都会惊叹满目的鲜花。那大朵大朵紧挨着怒放的金黄大红，谁也带不走，它们只属于普普通通的农民——我想，这是日本人荷兰人望尘莫及的。

还可以数出青海东部。在湟水、大通河流域，也就是青海东部的种麦区，沿河的各个庄子里，农民们种玫瑰。

玫瑰花，这种美女象征一般的纯浪漫主义花儿，在这儿不可思议地呈现了它纯概念的和纯实用的两面价值。

我在一个日暮时分，从乐都县走向柳湾。走得累了，就向一个庄户讨水喝。庄院里有一个憨厚的老汉在打土坯，见我进来，听了来意后，匆匆喊小闺女倒茶。穷乡僻壤，茶是加盐的白开水，那些日子里我已经喝惯了。

小闺女是孙女，生得非常漂亮。不知为什么，移民一旦定居一代以上，体质就发生变化。比如移居西域的甘肃回民，常常生养酷似中亚味儿的丫头；从皮肤到眼皮，都与父母判若两界。这湟水畔的小闺女也一样：完全说不清是怎样一种姿质。同时有一种西域的妩媚、藏地的豪迈兼生在她的秀气里。小闺女擦净了小桌凳，把碗盏摆开时，老农端来一盘馍。

这白面馍里，星星点点掺杂着一些红紫的斑点。细看时，觉得那红很深，那紫又很亮。老农笑了，说：是玫瑰花瓣，晒干了搓碎，掺在面里蒸馍。一听玫瑰二字，我惊异不已，掰开一块，更仔细地看时，闻见了一种深藏的幽香，一种似甜似咸，潜伏在那些深红淡紫的一颗颗碎块之中的香味，混合着新麦的香味隐约袭来。我一时哑口无言了，不仅失了辞语，连心里的感受也噤住了。

玫瑰与人原来还有这样的关系！

黄水滔滔地夺路冲腾。大峡小峡，青黑的石头山脉遮断视线。河谷一级级的台地上，泥屋旁养活着一丛丛玫瑰。

极限的贫穷中，确实共生着极限的美——我信服了这个真理。

古代有过《爱莲说》，有过陶渊明、黄巢的咏菊和陆游、毛泽东的咏梅；今天更应当有关于民间花道的轰轰烈烈宣传。今日知识分子以科学技术主义衡量一切，这是短浅之见更是危险的观点。因为，失美的民族将不可拯救，这曾是历史规律。

真盼望，以后会出现花的运动，花的热潮和风俗。中国一旦有了大规模的花风俗，那影响和震动，就将不是荷兰和日本所能比拟的了。

 

2. 《吊瓶子》

腊月间散布开来的这一场感冒，如一次世纪末的瘟疫。离开与归回北京，各见一位熟识的老者被感冒击倒后辞世；进村和告别之间，先是我弟兄两口子加一个闺女，后来闺女打针好了，男人身板硬抗过去了，抱着娃回娘家来看我的那大女子却母女病了一对。全家只剩了一个儿子没病，临走前一天，他也咳嗽开了。
    全怨这颠倒的节气。暖冬烘烘，冬行夏令，蓝天晃眼，粒雪不落。你想想，那么多病菌魅毒在热腾腾的空气地蒸着烤着，能不变成灾病降下来么？
    我开头没在意，心想打过针退了烧不会再有啥，匆忙地拿着车票下了乡。到了山里睡上热炕，心想何止感冒，一年的陈疾宿乏都会很快痊愈。所以，开头谁若说：咦，你咳嗽呢，我就笑道：就好啦，只剩一点点。
    想不到这一点点拖成了一根线。
    仗着对往日健康时代的印象，我自信一向连药也不吃的我，若是先锋六号七号一块用上，牛黄银翘双管齐下，采取牛刀宰鸡的治疗法，这讨厌的病一定会溜之大吉。想不到鬼缠住了我，咳嗽声常常从下午涌起，后来到夜间都咳个不停。
    ——我那兄弟推开被儿坐起：“咋这么个咳嗽？不成了明天走固原上医院？”

    “不用不用，谁走那烂脏固原！咳咳咳，咔咔咔……”我在炕上咳嗽成一团。

    半晌这阵咳过去了，觉得不好意思，再对志文开个玩笑：“我咋不心慌？你这屋赛过疗养院！”
    在寺里给经学生们讲过一次课。刚刚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关于文明的内部发言”几个字，咳嗽就漾上来了。

     一群最用功的娃娃正围着我，个个端着复读机。我死命压着咳，竭力想把精彩些的句子录进去，但是偏偏不争气，咯咯咯、吭吭吭……水泄不通地挤满教室的学生们盯着我，表情比我还要着急。
    在公路上给某位大婶子打电话。事情不过是我太忙，这回顾不上去她家浪了。但是电线的那一头，她不乐意。说鱼都预备下了，菜蔬都收拾好了。我说实在脱不开身，你老人家多包涵吧，咳咳咳……她反而愈说愈坚决，不行那不行。我的咳嗽排山倒海而来：那婶子……咔咔咔，再说个啥，啃吭吭吭、风大着、库库库库……婶子那再不说……扣扣扣扣——干脆我挂断了电话。

    这么着，人们开始劝我输液。日语里的这个词是拟音的“点滴”，而农民却不用术语，一律称之为吊瓶子。没有人言及瓶子里的药，只是都异口同声地推荐说：吊个两瓶子，保准咳嗽能好。
    我一律拒绝。我怕的是那针头家什。这么多年，我虽然弄清了村规人情，但却对农村医疗一窍不通。别弄个连环感染，我说：“不吊不吊！咯咯，还是买瓶甘草片吧！”
    但有一回去一个豪杰型的农户家做客，他有车，一见我咳得凶，二话不说径自开车去乡卫生院把院长给拉来了。豪杰抱着两个一千毫升的大瓶子，乐呵呵地说：“这两瓶子下去，你那咳嗽就好了！” 

    没办法，只能接受在农民家输液的新事物。我挣扎着问卫生院长：“那针，咯咯是一次性的吧？”院长睬也不睬我，似乎我是一种文化水平比农民低一级的人，我又问，他才回给一句：“唔，一次性的。”同时一把扯开塑料袋，揪出那副针头针管来。

    我放心了，躺下脱毛衣，露出胳膊。四周的农民们齐声说：“不用脱！扎手上的筋。

   ”真是比农民还土气，我无奈地叹了口气。突然想起一件事，忙问院长：“咦，是啥药？”
    “好药。”

    就这样，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农民的庄户院里吊上瓶，点着滴，输了液。两瓶子既然在豪杰家吊过了，那么再吊两瓶子也就无所谓。后两瓶，我是在自家弟兄的屋里吊的。

    娃娃们拧着塑料管上的微调纽，小心翼翼地把点滴的快慢调好。大人寻着窗棂上的钉子，又想挂稳瓶瓶又想让我躺得美。我那结识了十几年的兄弟又擦净一个梨递过来：吃上，梨儿吃上不咳嗽。最精心要数从兰州回家遇我的大儿子——他插上手以后卫生院的小护士便回了，谁比得上这高中生的细法？他静静地坐在炕沿上，甚至安慰般抚着我的手，好像我一吊上了瓶子，也就正式成了病人。

    我静躺着，环视着这间农家。吊瓶子给人确实带来奇异的感觉，我突然渴望就这么躺下去。在大山环抱的小村里，在情深义重的前世兄弟家中，吊上一个玻璃瓶，享受人间的情谊。内外的人都回避了，高房里只有兰州儿子。我看着他，渐渐倦意袭来。
    那是遥远的旧事了，我病倒在吉木萨尔的县招待所里。每天挣扎着去医院打针，在小贩摊子买几只生鸡蛋磕开喝掉。黑夜的招待所空无一人，那时我感到彻骨的无助和孤单。

    回忆着，我察觉到自己嘴角的微笑。那是因为你还没有练就深入百姓的本领，你有眼无珠，没有看见吉木萨尔或者整个世界的本相。那时你只是个肤浅的小伙子，只知考古的技术和文人的语言……晶莹的水滴一颗又一颗，在我的凝视里扑簌而落。
    在西海固，也许在一切的乡村都一样，吊瓶子吊罢了，病人家要自己拔针头，换新瓶子也是一样。医生护士把针扎进静脉便走了，余下的事再不帮忙。昨夜在豪杰家也是几个农民换瓶拔针，今天我们的兰州儿子正伺候着。

    这俊娃娃长大了，浓眉大眼间一股自信的神情。我索性一语不发。注视着那滴下的药液，体味着身体里的感觉。最后的药水在瓶底集成一个浅浅的半圆盅形。我瞧瞧兰州儿子，他聪明地使个眼色，意思是不慌。手背上的胶布已被他一条条揭开，只剩下盖着针头的纱布块，被他轻轻按着。

    盅形的液体渗漏光了。透明的管子里，出现了一个下移的小小水平面。它轻柔地一分分下滑，无声无息，像是一支纯净的歌。它流过几个弯曲，流向我的手背。
    就在它正要滑入手背那块纱布的一瞬间，在兰州打工的儿子轻轻抽出了针头。
　　　　　　　　　　　　　　　　　　　　　　　　　２００２年２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