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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春，白色恐怖下的上海。 30岁的周恩来，收到了一份来自陈赓的报告。在这份报告里，陈赓以中央特科下属的身份，请求周恩来做一个决定：是否要吸收一位名叫杨登瀛的广州小伙，成为我党特工？ 说实话，这份报告有些特殊： 一来，中央特科自1927年11月成立以来，陈赓就担任了情报科（二科）科长的职务，由他发展的特工数量不少。一般情况下，发展这些特工并不需要个个都向周恩来请示，他自己完全是能拿主意的。 二来，这位广州小伙并不是陈赓发现的“苗子”，他是由咱们一线的骨干情报人员陈养山同志发现，并推荐过来的。 了解我党情报系统的朋友，应该对“陈养山”这个名字不会陌生。他长期活动在敌统区，是当时中央特科的骨干力量之一。因此，陈养山在工作中如果想发展一两个下线，也是不需要惊动周恩来这一级别的领导的。
既然如此，为何最后这份吸纳新人的报告还是到了周恩来手上呢？原因很简单：无论是陈养山还是陈赓，都不太敢作主用杨登瀛。 很快，陈赓就收到了周恩来的答复：
这，是周恩来思考再三的慎重决定。多年后，大家自然会明白其高明之处。 而眼下的当务之急，是领到命令的陈赓必须马上跟杨登瀛联系，讨论潜伏事宜。 一、公子哥要当特工？从陈赓、陈养山、周恩来的慎重态度里，我们不难推测出：杨登瀛跟一般特工相比，确实是不太寻常的。 杨登瀛1893年出生在广东省，从小家境不错，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8岁那年，被家人送到日本留学，而且入读的是有名的早稻田大学。 良好的家庭背景、不俗的教育背景，毕业后的杨登瀛回到上海，自然成了精英人士。因为精通日语，他同时为多家日本通讯社撰稿，对日本的政界、经济、文化可谓无一不通。 年轻的杨登瀛有一个重要特质：社交能力极强。 一方面，他跟爱国青年走得很近，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因此或直接、或间接地认识了不少共产党人，其中就包括活动在上海的陈养山； 另一方面，因为有老乡在国军中任职，杨登瀛与陈立夫等国军高层，也都是认识的。同时，跟上海滩的帮派，杨登瀛也有不少接触。 总之，在彼时的上海滩，年轻的杨登瀛是一个很“吃得开”、“兜得转”的人物。他频频出入各种酒会，在觥筹交错中与方方面面的人，打着交道。他信奉的交友哲学很简单：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结交人总归是没错的。 但这种“社交平衡”，很快就被打破了。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这一消息，让杨登瀛气愤不已，他多次公开发声谴责。 但事已至此，再愤怒也没用，杨登瀛必须做出决定：是帮陈养山这些共产党朋友，还是帮国民党。思虑再三后，杨登瀛找到了陈养山，并说出了那句：我愿意暗中帮助你们。 陈养山跟杨登瀛接触了那么久，自然明白他的诚意。于是，他当即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了陈赓，最后得到了周恩来的亲自拍板。 看到这里，相信朋友们对为何吸纳杨登瀛要如此慎重，会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一个混迹上海滩多年、与国军高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个人生活方式上又习惯于大手大脚的公子哥，确实很难让人把他跟一个红色特工联系到一起。
不过，最终周恩来还是同意了。毕竟，在当时的中央特科系统里，像杨登瀛这样能接触到方方面面人物的特工，实在太少了。 于是，1928年5月，在上海霞飞路的一家咖啡厅，陈赓约见了杨登瀛。 彼时年仅25岁的陈赓，化名为王庸，活动在上海。杨登瀛明白：见到了王庸，其实就是联系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层。 这注定是一次，至关重要的谈话。对杨登瀛来说，是如此；对陈赓来说，亦然。 细细交谈中，杨登瀛并没有藏着掖着，他把自己与国军高层之间的种种关系，都一一说了出来。并诚恳地希望陈赓能理解：这些关系，都是“四一二”之前建立的。 陈赓对杨登瀛的诚意，是非常欣赏的。他给杨登瀛的指示是：希望他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公共租界及法租界的巡捕房，都继续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以备后用。 当然，为了表示对杨登瀛的支持，陈赓也当场承诺：今后不但每个月会给他300大洋的活动费用，还将在其它方面配合他的工作，只要他有需要。 在中央特科那么困难的时候，每个月拿出300的活动费用，陈赓对杨登瀛的期望值不可谓不高。 二、陈赓的安排：配保镖、配秘书在与陈赓见过面后，杨登瀛就成了我军的一把利剑，直插敌人的心脏。此后，他的情报基本都是直接跟陈赓汇报的。 可能很多朋友看到这里，都会觉得：像杨登瀛这样的社交场老手，干特工这一行应该没什么问题。如果这样想，那显然就低估了白色恐怖时期敌人的狠辣程度。事实上，那几年正是我地下党骨干损失最大的时期。 对于第一次当特工的杨登瀛来说，正是因为他了解敌人的狠辣，所以他才会心慌。他曾找到陈赓，提出自己的困难之处：他不知该如何让敌人信任自己。敌人如果要问他要“剿共”的工作成果，他什么也拿不出来，那怎么办？ 对此，陈赓的回复是：你放心，以后会不断向你提供我们的文件、传单，以及一些机关刊物，让你拿去给国民党交差。同时，陈赓还曾特意安排一些“会场”，准备一些文件，做成共产党人刚开完会的样子。杨登瀛带国民党去查的时候，虽然抓不到人，但这些东西能证明他是做了事的。 当然，在做完这些后，陈赓还做了一项重要安排：给杨登瀛配了一个保镖和一个女秘书。
可以说，这一安排是实打实地给杨登瀛吃下了“定心丸”。毕竟，身边有自己的同志，在关键时候是能将风险降到最低的。 这名保镖，名叫连德生。 连德生，当时可是陈赓身边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也是个情报老手。他是浙江人，早年逃难到了上海，参加工人起义后加入我党。1925年，他曾被派到莫斯科进行了系统地学习。 把连德生派去做杨登瀛的保镖：一是因为他身材魁梧、力气过人，看上去确实很像一个保镖；二是他胆大心细，很熟悉上海的环境；三是因为他曾在中央特科任职，大场面见得多，关键时候能沉得住气。 而这位女秘书，同样来头不小。 她的名字叫安娥。是的，大家没看错，就是后来成为田汉妻子的那位著名女剧作家。事实上，当年我党的女地下工作者里，有大量像安娥这样的爱国文艺女青年。 安娥出身书香世家，20岁加入我党后，也曾跟连德生一样被派到苏联学习。1929年回国后，她也进入了中央特科，成为了陈赓麾下的一员女将。 连德生和安娥，一个作为保镖，一个作为女秘书，被先后派来，杨登瀛的特工生涯可谓是“如虎添翼”。此后，他在敌营的官也是越当越大。 1930年后，杨登瀛被徐恩曾任命为国军驻上海的特派员。为表示对他的重视，陈立夫还曾亲自到上海，把由蒋介石签署的委任状交到他手上。 此后，但凡杨登瀛有了新情报，基本不需要亲自出手，只需要交给连德生和安娥，就能以最快的速度被送到陈赓手上。后来，陈赓谈到这一段历史时，曾自信地说过这样一句话：
仅凭陈赓这句话，我们就完全能想象出当时杨登瀛、连德生、安娥这条线，有多牛！ 三、立下奇功后，暴露！从1928年开始潜伏，到1931年暴露，杨登瀛潜伏的时间在特工里并不算长，但他却数次立下奇功。篇幅问题，笔者只提到两件事，大家就能明白他这条线当时的重要性。 第一件事，铲除叛徒白鑫。 1929年8月份，时任中央农委书记的彭湃，赶到上海开会。24日下午，会议在上海沪西区的一幢小楼里进行。当时周恩来本来也是要参加的，因临时有事没去成。谁知，会议刚开始没多久，敌人就把小楼团团围住，彭湃等多名同志被当场逮捕。
事发后，周恩来痛心不已。他当即把陈赓叫来商量，安排了两件事： 其一，会议是秘密进行的，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咱们内部肯定出现了叛徒。为避免其它损失，此人必须除掉； 其二，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营救被捕的同志。 这两件事要想办成，周恩来和陈赓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杨登瀛。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让杨登瀛出手，再没有其它办法了。 以杨登瀛在敌营的地位，要打听出谁是叛徒并不难。很快，陈赓和周恩来就收到了一个名字：白鑫。 此人毕业于黄埔军校，担任彭湃的秘书。“四一二”后，白鑫越想越害怕，萌生出叛变投敌的想法。他早早地联系上国民党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出卖了彭湃等人开会的地址。 明确了白鑫是叛徒后，周恩来指示开展营救工作。遗憾的是，因为敌我力量的悬殊，虽然杨登瀛提供了押解路线，但最终还是没能营救成功。8月30日，彭湃等人在龙华被杀害。 英雄已逝，但叛徒不能不除。随后，周恩来向陈赓下达了对白鑫的“锄奸令”。此时的白鑫深知自己的处境，根本不敢露头，陈赓带着锄奸队把上海寻了个遍都没找到他。最后，还是靠杨登瀛和医生柯麟（潜伏在敌统区的一名医生）的双重信息，确定了白鑫的位置和出行路线。 1929年11月11日，在霞飞路的一个公馆门口，白鑫准备出发前往南京邀功。就在他将要上车之际，3名中央特科的队员朝他开枪。可耻的叛徒倒在了血泊里，敌人还没反应过来，锄奸队已经离开。 顺利清除白鑫不但为彭湃等人报了仇，也避免了更大的损失。毕竟，此人知道的事还不少。而在这件事上，杨登瀛提供的情报是立了大功的。 杨登瀛立的第二大功，是保护了周恩来。 周总理一生经历了多次险境，1930年在上海这一次，多亏了杨登瀛的情报才没出事。 1930年，周恩来在上海收到了昔日“弟子”黄第洪的来信，称自己从苏联留学回来，问“恩师”能否给自己安排工作。 这黄第洪出身黄埔军校，当年周恩来在学校担任政治部主任时，就和他认识了。正是因为有这层关系在，所以当黄第洪提出要在邮电局旁边见面时，周恩来一开始并没有拒绝。
而此时，杨登瀛却匆匆传出情报：黄第洪已经叛变。他一回国就给蒋介石写了密信，称自己还和周恩来有联系，一定能把他约出来。事成之后，还希望蒋校长能重用自己。 当时，这件事属于绝密信息，蒋介石直接把信和批示都交给了亲信陈立夫。陈立夫又把此事交给了特务头子徐恩曾。杨登瀛告诉陈赓：我的情报来源是徐恩曾，错不了的！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当然不会再赴约。最后，在中央特科的多方求证下，黄第洪叛变一事被证实。初冬的一个黄昏，两个戴着礼帽的年轻人，敲开了黄第洪的家门。这个差点儿对周恩来构成威胁的叛徒，被顺利除掉。 以上两件事，只是杨登瀛立下奇功中极小的一部分。对于一个特工来说，任务执行得越多，暴露的风险就越大。但杨登瀛的暴露，却并非因为他个人身手问题，而是因为中央特科骨干顾顺章的叛变。 对于特科的情况，顾顺章是非常清楚的。他的叛变，使上海地下情报网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当时，陈赓其实已经通知了杨登瀛，让他迅速转移。 杨登瀛见陈赓在这样的时候，还能冒死来通知自己，非常感动。不过，他还是想留下来试一试，他认为自己的身份应该是能顶得住敌人的细查。 陈赓见实在劝不动他，只能叮嘱他：“万一顾顺章咬死你，你就反咬他！”临行时，杨登瀛握住陈赓的手说：“哪怕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不后悔交了你这个朋友！”话毕，陈赓消失在夜色里，奔向另一个战场。 陈赓离开后不久，4月底，杨登瀛果然被逮捕入狱。好在，最后敌人因为抓不到实证，再加上其老上级的保释，他被放了出来。不过，自此后他也就与陈赓等人失去了联络。 四、建国后新中国成立后，杨登瀛并没有回老家。他当时已经是56岁了，和家人在南京生活着。虽然只是个平头百姓，但他过得很踏实。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两年后，当地在审查他的历史情况时，发现他曾在国民党政府当过高官，所以逮捕了他。直到这时，杨登瀛才亮明自己当年的身份，并表示：陈赓能为我作证。 见他说得有板有眼，法院的同志迅速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了陈赓。得知杨登瀛还活着，陈赓自然高兴不已，他当即开出证明：
与此同时，当年把他推荐给陈赓的陈养山得知他的情况后，也同样写信到南京，证明他曾立下大功。
有了他们俩的证明，杨登瀛立马就被释放了。此后，陈养山和陈赓一直跟杨登瀛保持着联络，并经常关照他的生活。 1956年3月，陈赓还特意邀请杨登瀛到北京一聚。陈养山得知后，更是亲自到火车站去接他。老朋友再聚，众人都是感慨万千。在人群中，杨登瀛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安娥。 20多年不见，昔日过命的交情还在，他跟安娥有着说不完的话。而当安娥提到当年的“保镖”连德生时，杨登瀛则伤心不已。 原来，当年顾顺章叛变后，连德生就转移到了中央苏区。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奉命留在苏区坚持斗争。后于1935年被敌人包围，英勇牺牲，年仅42岁。 能在北京见到诸多老友，也算是了了杨登瀛多年的心愿。此后，南京公安局每月都给他发放100元的生活补助。这在当时，已经能解决他家的大问题了。1969年12月19日，杨登瀛在南京病逝。 尾声：陈赓大将是1961年去世的，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里，每一次去南京公干，他都会去找杨登瀛叙叙旧。如今，我们已经不知道这对老朋友都聊了些什么。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段艰难的岁月，那些曾并肩作战的人，是他们都不曾忘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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