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道上的家》 一面是注重自我选择和奋斗、达成事业家庭平衡的女性形象，一面是毫无育儿支持、对家务劳动无限贬低的社会文化。她们抱持着双赢的幻想，陷入两难的窘境，抛弃了事业，却发现家庭也不是避风港。 一边支持着伴侣的高强度工作，独力承担育儿和家庭事务，一边被视作游手好闲的寄生虫和仆役。她们努力展现自信与平衡，但压抑和愤怒从未消失。 成为职业女性，你将面对同工不同酬和职场天花板； 选择回归家庭？你将面对隐形剥削和不平等的家庭地位； 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但对于女性来说，她们往往没有选择。
01 从“我养你啊”到“丧偶式育儿”
《坡道上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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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
《坡道上的家》   微博热搜话题 02 家庭主妇的那些“大小谎言”
理想国纪实系列 《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 [英]沙尼·奥加德 著；刘昱 译 点击封面👆即可购买 一方面，人们认为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合作，共同致力于孩子的幸福和健康成长；另一方面，双方对于婚姻关系中极度不平等的实质，又一直闭口不谈。压抑和遏制不满最明显的表现，或许便是妇女们避免（就婚姻生活中的不平等）与丈夫进行艰难的对话。
《82年生的金智英》 丈夫极其有限的育儿投入、紧张的工作要求和在家中的缺位，加上上述文化观念，共同造就了不平等的家务分工，而这又进一步迫使女性做出辞职决定。虽然她们几乎都雇了清洁工——这是很多低收入家庭负担不起的奢侈——但日常的家务管理仍主要是女方的责任，这在一天的工作下来后显得尤为繁重。 几乎所有女性都强调，虽说理论上可以根据需要自由支配丈夫给的钱，但她们是“理性”、“合理”、“吝惜”、“谨慎”地使用的，尤其是在给自己买东西时。而另一边，很多女性表示，她们的丈夫“慷慨大方”、“品位奢侈”，喜欢在自己的爱好、小玩意儿和假期上，还有携妻子去餐馆、剧院等地方时花大把的钱。 这些女性通过培养自我控制感和自我责任感（就像青少年因理性使用零花钱受到表扬一样），以及对消费行为进行自我监督，进一步加强了丈夫的资本领域与她们的照护领域之间的分化，也巩固了她们最传统意义上的妻子身份。
《坡道上的家》 他们不断冒出的挖苦，诸如前几章妇女在讲述中提到的“今天放假过得怎么样？”或“今天和谁去喝咖啡啦？”之类，流露出很多丈夫对想象中妻子的安逸生活的怨怼。这些愤怒和怨怼的情绪，至少部分是高度紧张、严苛的工作带来的压力，也有部分是独自承担养家重担导致的焦虑——尽管他们从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中受益不少，尤其是在职业发展方面。 然而，丈夫们很少直接向妻子表露或谈论这些感受。和妻子一样，他们也回避正面表达自己的焦虑、不平、不满，以及作为唯一挣钱养家一方所做出的巨大个人牺牲。 03 回归家庭，一种“向下选择的自由”？……它（工作生活平衡）点亮了一种可能性，不断吸引妇女去追求，但实际上却阻止了她们去解决家庭、职场和社会层面的结构性不平等，而正是这些阻碍了她们愿望的实现。 大量研究充分显示，文化再现，以及从广告、新闻、戏剧、 杂志、图书、电影、政策到社交平台与应用软件的媒体和政策话语，在反映、建构与合理化所谓的正常、自然和不可避免的社会关系、安排和性别角色上，具有强大的力量。尽管媒体对其描绘的女人和男人刻板形象所招致的批评有所反思，而且对性别角色的再现有了一些显著改善，但守旧的建构仍然存在。
《上班啦！妈妈》 平衡型女人的形象，以及被妇女们否决了可行性的平衡工作与生活的理念，仍继续困扰着她们，作为一种向往的可能。她们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责备自己未能实现那种理想。她们借用“工作生活平衡”论，用平衡型女人的标准来评价自己，从而得出由于自身原因未能成为那种人的结论。 这些妇女的辞职决定及其后的人生轨迹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其中很多不在她们的控制范围内。这些因素包括：工作文化和制度与家庭生活格格不入、申请兼职形式工作遭到拒绝、男女工资差距仍旧存在、劳动合同不稳定、缺乏妥善而持久的育儿支持，以及最重要的，政府、媒体、雇主、同事、朋友、家人和——最悲哀的——她们自己用来衡量和评判妇女的，往往还是那套死板的社会标准和自相矛盾的文化再现。 因此，这些妇女的辞职选择及其后的一系列决定，既不是出于自由意愿和个人意向，也不是完全自主的。 长路漫漫，但任何一个社群的研究所发挥的引领作用都不可否认。知识生产与理论积累是女性主义学者改变不平等社会应尽的绵薄之力，无论遭遇“父权制”守护者怎样的百般诋毁、歪曲、贬低与中伤，各类妇女与男人社群的解放都是女性主义学者的现实关怀。如果家庭没有终结，那么家庭内部平等夫妻关系的倡导与构建就是当下女性主义努力的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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