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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之上是《元朝，女真在朝鲜半岛神一样的存在》。 本文是根据前后行文逻辑需要，在本系列文章中增加的章节。 本文之初，先要对上文作一下小补充——为什么金朝占据黄河以北地区以后，会允许大量铁钱流入北方游牧民族部落？ 原来，在唐代，是禁止用铁铸钱的，中央政府认为铁钱是“劣币”。但是，随着南方商品经济发展，用铜铸钱已经不能满足市场上的钱币流通需要（铜的开采量不足以支撑铸造铜币的流通量），故而十国开始铜、铁并铸（十国的大量的铜钱还要进贡给五代朝廷）。 到971年，北宋王朝建立时全国货币分布情况是：北方流通铜钱，四川和江南流通铁钱。但宋朝在北方长期和辽、西夏对峙，珍贵的铜钱有可能流入敌国，故而宋朝自一开始就执行了一项钱币互换政策：除四川外（不是没有严令，而是没取得预期效果），严令江南流通铜钱，严禁铜钱流到长江以北地区，把南方的铁钱兑换到北方前线地区和淮河流域。四川、两淮地区、陕西、湖北、安徽、浙江、河南等地，都先后铸行铁钱。 当时，北方铁钱多到什么程度？1996年山东省在胶州市常州路工地地下1.6米处发现北宋徽宗时的铁钱30吨，而1997年在河北沧县发现北宋48吨的铁钱垛。  南京南郊出土的北宋“铁钱山”  据测算，北宋年均铸铁钱40万贯，用铁2560吨；南宋乾道以前年均铸铁钱11万贯，用铁704吨；乾道以后年均铸铁钱60万贯，用铁3840吨。（按铸大小钱一贯平均用铁16斤计算。） 当时，宋朝政府知不知道北方政权用宋朝铁钱打造兵器呢？知道的，但没办法。 例如，宋朝每年要向辽朝、西夏进贡岁币（银币），而辽朝仍然要通过大量边贸从宋朝百姓那里交换铁钱。辽朝的理由就是在辽境内施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政策，境内汉人交易要用到宋朝铜钱、铁钱。同时期，辽朝严禁铜、铁出口。宋元之际马端临撰写的《文献通考·钱币考》就记载宋徽宗时期河东路的官员的话说：“二虏（辽、西夏）以中国钱铁为兵器。” 北宋苏辙所著《栾城集》卷41《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载，“见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用本朝铜钱。沿边禁钱条法虽极深重，而利之所在，势无由止。本朝每岁铸钱以百万计，而所在常患钱少……”《宋史》卷18《食货志下二》有“供备库使郑价使契丹还，言其给舆箱者钱，皆中国所铸。”宋朝除了采取“增严三路阑出之法”的禁运措施外，就是在铸铁币时夹杂铅、锡，降低硬度的措施。在当时金属货币的外流与交易已经超出经济范畴，双方长期陷入生产兵器原料的限制与争夺的斗争之中。这种局面被金兵入侵破坏了。 这就是金朝攻下汴京，成立伪齐政权，大量收获铁钱的原因。铁贱铜贵，金朝在宋皇室抢夺了巨量财富后，自然不会在意这些“劣钱”流入北方。显然金朝只是顾囫囵吞枣学习儒家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商君书》、《盐铁论》、《反经》、《捭阖策》这类的研究经济、讲究权谋的著作，从没意识到金属货币流入北方蒙古部族的后果是什么。每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历史都会给她留下充分表演的舞台。汉文化是有两面性的，台面上的和台面下的并行不悖，少数民族政权汉化以后变弱是因为没学好、学全汉文化，像西夏那样灭国灭族的事不能全赖到汉文化的文弱上。 而四川因长期流行大铁钱，交易时钱币重量太重，不方便携带，故而催生了纸币“交子”。 以下本篇正文。 朝鲜半岛上的两个政权的先民是来自半岛南端的三韩部族——马韩、辰韩、弁韩（弁辰）。这些部族的起源众说纷纭，但中韩学者普遍承认马韩是半岛南部土著人民，辰韩和弁韩则是秦汉时期中国逃避劳役、兵役跑去避难的人建立的部族。  西汉时期的三韩及周边形势 这幅历史地图是依据中国史籍记载并兼顾考古发现才编制出来的。参看《后汉书·东夷列传》——
这些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异议的。后来的半岛政权只有在学会汉语汉字以后，才能“编出”自己的历史，才能“编胀”自己的历史。这没法子，文化比中原落后，想牛牛不起来。 中国史书还记载了“三韩”向中国王朝的进贡情况。 西汉灭卫满朝鲜设立汉四郡（公元前108年～公元313年，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临屯郡）以后，马韩、辰国皆隶属于乐浪郡。对于马韩，《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记载：“汉时属乐浪郡，四时朝谒。” 对于辰国，《魏略》载：“王莽地皇时，廉斯鑡为辰韩右渠帅，闻乐浪土地美，人民饶乐，亡欲来降”。另据《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记载，西汉末年，辰韩与弁韩的联盟体也服属于乐浪郡。朝鲜半岛南部郡县区以外的地区，都是由乐浪郡代管。直到西晋还有多次进贡记载，如《晋书·武帝纪》：“（太康七年，286年）是岁，扶南等二十一国，马韩等十一国遣使来献。” 对于想掩饰历史的人来讲，这段历史好像不太光彩。凡事都要辩证来看，落后地区人民向拥有先进文明和文化的中原王朝进贡，能够尽快吸收先进的汉文化，学会先进的生产技术，获取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促进自身部族的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可以讲，如果没有这种交流，朝鲜半岛上的部族要想进步非常迟缓。 如果进一步探究“三韩”的远古来历，显然不能把檀君神话当做正史。但在这方面有时中外学者众说纷纭的地方，我要是全都简要列举一遍论点都嫌烦，而且我也不想在本系列文章中过于引证这个问题。下面我从考古学角度换个思路来探究朝鲜半岛土著马韩等的来源。 我从墓葬分布形式和区域来分析朝鲜半岛南部原著居民的来历。墓葬，必须是形成社会聚落的常住人口才有的形制，更能反映特定时期特定地域主要人口的特征。 我们知道，辽河流域发现了和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齐名的红山文化，它是华夏文明的一部分。  红山文化墓葬既有土坑竖穴墓、土坑竖穴石棺墓，也有积石冢（墓）。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在我国北方长城地带的辽西区的红山文化和辽东半岛地区均发掘出不少用石块、石板等材料堆砌而成的墓葬，这些墓葬具有相同点，如墓葬均用石板或石块铺成地面或墓壁；墓顶被石板封盖并用土石堆积成一个一个的小山丘；墓葬多为单人葬，也有二次葬和多人葬出现；随葬品多为玉器等，学术界将此种墓葬形式命名为“积石冢”。除“积石冢”墓葬外，还有另一种形式“积石墓”墓葬（用砾石或卵石铺底，石块砌壁并封顶的古代墓葬构筑形式）。   牛梁河“积石冢”群 下面我们看一下辽河流域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从远古到秦汉时期的石构墓葬分布示意图，重点是看一下辽河流域的墓葬形式是怎样向朝鲜半岛北部一步一步推进的。  由于生产力进步和社会财富增多，墓葬形制的发展顺序，一般由木椁墓向木棺墓再向石椁墓或积石冢（墓）形式发展[按：积石冢与积石墓不同，中国边疆少数民族高句丽流行积石墓，本文不做具体区分和解析]。积石冢，一般是部落首领等有权势的人（比如巫师）才能享用（积石冢兼含部落祭祀功能）。在夏商早期时代，辽河东部文化圈存在辽东半岛积石冢文化圈和辽北吉南洞穴石棺墓文化圈，这对应了南富北贫、南暖北寒的人群生活分布特征。而朝鲜半岛北部则无石构墓葬发现，说明其远远落后于辽河文明。  到了商、西周时期，红山文化逐渐向朝鲜半岛渗透。辽东半岛石构墓葬文化圈发展到朝鲜半岛西北部大同江流域，这是顺着沿海平原发展而来的。辽北吉南洞穴石棺墓文化圈则发展到朝鲜半岛东北部图们江流域。这两个文化圈还没有交集，因为中间隔着盖马高原。考虑到古代文化发展是靠部族迁移和武力征服完成的，我认为，这些墓葬应该是居于朝鲜半岛北方的部族向朝鲜半岛进发和立足产生的结果。但是积石冢墓葬仍然只局限于辽东半岛。说明什么？说明代表中华文明起源标志之一的积石冢仍然稳定地存在，没有受到半岛墓葬的影响，也就否定了半岛土著曾经进入辽河流域的可能性。  红山文化的标志——玉猪龙 另外，这个时期各地开始发现支石墓，支石墓由厚重的扁平石块作支架和上托面，下面安葬死者遗骸和石器、陶器等随葬品。有些支石墓还是古人祭祀用祭台。一般认为，在支石墓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支石墓和埃及金字塔、方尖塔与英国巨石阵、法国卡尔纳克的列石等都属于巨石文化），东北亚最为集中，而其中韩国最多。韩国已发现的支石墓近3万座，其中被指定为世界遗产的高敞、和顺、江华支石墓遗址，分布密集，形式多样，与欧洲、中国和日本的支石墓不同。但是，这一时期从辽东半岛、鸭绿江流域到大同江流域也出现不少支石墓。这北方和南方的支石墓是否完全相同？是辽东墓葬文化发展到朝鲜半岛南部，还是朝鲜半岛南部自生一种墓葬文化“反哺”到北方？我们放到后面讨论（有谜团）。  到了西周和战国早期，石构墓葬群已经演化为东部（图们江流域和今朝鲜咸镜北道地区）和西部（辽东半岛、辽北吉南地区、松花江流域、鸭绿江-清川江流域、大同江流域等）两个文化圈。而西部文化圈之大和墓葬形制之全，证明了中原文化人群已经强力进入辽河以东流域，人种发生大混合。东部文化圈证明半岛北方或东方部族开始稳定进入并居住在朝鲜半岛东北部。  到了战国中期到西汉，石构墓葬分布群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辽东半岛区墓葬形制不明。说明什么问题？积石冢文化已经开始消失了，辽东半岛进入了更先进的时代，中原文化已经牢牢扎根于此，那种原始的墓葬形式已被代替。而辽北吉南地区、松花江流域、大同江流域墓葬形制完全趋同，说白了，朝鲜半岛西北部已经彻底纳入到辽东区域，这与西汉统治区域是相符的。东北部未标墓葬形制，要么是墓葬形制同前自然省略，要么因朝鲜考古的封闭性资料不全。 由此我们得出地理上的广义辽东的结论。相对于中原地区，与中原文明的有长期交往的东部地区（肃慎、沃沮等古老部族驻地）属于辽阔的东方，简称辽东。该地区最大的河流被命名为辽河。辽河流域成为中原最北边的东北农耕地区，中原王朝历次用兵，宁可失去朝鲜半岛土地也要保住辽河农业文化区，最终辽河流域成为古代最北端的汉化根据地，之后兴起的渤海、契丹、高句丽、女真等的汉化进程都与辽河流域密切相关，后来又影响了朝鲜半岛新罗、王氏高丽等地方政权的汉化进程。广义的辽东南界应该在朝鲜半岛西北部的清川江和大同江一带。秦始皇把长城最东端修到平壤附近是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的。箕子朝鲜和卫满朝鲜所拥有的土地理所当然是中国领土。 清川江和大同江的地理位置（朝鲜地形图） 由于半岛分裂原因，我们拿不出像上面那样的韩国域内石构墓葬发展对比图，所以对韩国境内的石构墓葬（以支石墓为例）换个角度分析。 我们揭开上面的谜团——中外学者普遍认为：朝鲜和韩国的支石墓不是一种类型！ 朝鲜的支石墓是北方型的。北方式也叫做桌子式，也叫五德型，是由几块石板支撑着另外一块较大而且呈平板形的天井石，远远望去有如石桌。 对比：辽宁海城市析木城石棚（支石墓） 韩国的支石墓是南方型的。南方式的也叫做棋盘式，也叫沈村型，是由几块较小的石块支撑着另外一块大石块（多半也是呈平板形或上面微微 隆起如龟背形），外观像是底下有几个矮足的日本式棋盘。 韩国的支石墓 对于韩国的支石墓历来有 “源自北方变形说”和“自生说”，不讨论、不评论。朝鲜和韩国学者都有认为朝鲜支石墓源自西伯利亚卡拉苏克文化（包含贝加尔湖流域一部分）箱式石棺。其实说到这里，就等同于这种文化来自中国了，我曾写过《贝加尔湖不太远，贝加尔湖不遥远》一文，当时虽然没有考证墓葬，但指出贝加尔湖流域及其周边地区的人种和文化都与中国北方部族和文化传播有密切关联，可参考。 根据考古梳理：中国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这三个地区支石墓的形式和编年介绍，大体上可以整理出下面一个时间表来：
从上述支石墓产生和存续的时间顺序上看，东亚地区的支石墓似乎最初是在中国的辽东半岛以及渤海湾沿岸一带出现，然后传播到朝鲜半岛，由朝鲜半岛又传播到日本九州的北部地区。到公元2世纪之后支石墓在东亚地区又悄然消失。 现代许多学者认为，中国辽东半岛和吉林地区支石墓的主人是秽貊族。 秽貊人是曾经居住在中国吉林、辽宁等省以及朝鲜半岛北部的一种土著民族。中国记载秽貊人的书籍有先秦时代的文献《诗经》、《吕氏春秋》和《管子》等书，汉代以后也有不少记载。这一古代民族的活动范围在 乌桓、夫余、玄菟、乐浪一带。由此可见，古代秽貊人的分布空间与存在的时间，大体上和公元前6世纪之前支石墓的分布范围一致。 有日本学者肯定支石墓是由中国大陆传播到日本的，并且确定传播的路线是:中国东北—朝鲜半岛—日本的九州。 另日本学者三上次男认为，分布于朝鲜半岛境内的支石墓的主人与高句 丽人的前身（夫余）以及挹娄人有密切的关系。韩国东亚细亚文化财研究院院长辛勇旻认为，韩国早期墓葬没有殉葬现象，到3—4世纪才出现殉葬；而《三国志》记载夫余曾以一百多人殉葬，朝鲜《三国史志》记载新罗智证王三年（502年）禁止殉葬，目前也没发现多少殉葬现象；算是间接否认了高句丽对三韩的墓葬文化影响，相当于说高句丽人与三韩土著人无关。 本文为什么要舍弃大量中、朝古籍论据，非要站在考古角度来研究“三韩”的起源问题呢？ 首先，就书本论书本的研究文章太多了，各说各的理，非常不好抓住重点论证。 其次，韩国学者辛勇旻在《韩国古代墓葬制度核考古调查概说》中说了一句到家的话：“韩国情况与中国太不同，古文献资料不多，因此，以考古学复原古代社会的工作尤其显得重要。”（译文见《南方文物》2008年第4期）。因此，我认为利用充分的考古资料研究“三韩”源流也是一种有效思路。 我的观点，在证据不充分时，我不会轻易下结论，也不会随意推翻别人的结论。但当足够的证据摆在眼前时，也可以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本文关于中朝石构墓葬的几张分布图采自吴大洋先生博士论文《朝鲜半岛北部地区青铜时代石构墓葬研究—兼论与中国东北邻近地区之比较》，这些图表有着非常翔实的中朝两国考古依据，除此之外其他所有数据和论点均未出自该论文，特此感谢该文作者；同时如果我的看法被证明是错误的，只能认为是我自己的判断错误，不是资料提供方的错误，特此声明。 因我是研究文史的理科生，认真学习过概率统计学，我基于对以上大量考古统计的数据进行分析，认为： 朝鲜半岛政权的先祖“三韩”中的主要部分——马韩，应该是秽貊人等北方民族迁移到朝鲜半岛南端以后，逐渐形成的土著民族，后来又增加了华夏人、夫余人、沃沮人、倭人等民族的血脉，进而形成后来的朝鲜民族，这个民族最初是和女真人先祖肃慎人没有什么联系的。朝鲜民族和女真民族在辽金时期有了初步接触；在元明时期开始在朝鲜半岛紧密为邻，有了密切接触和重要交往，既有杀戮又有贡附，进入了相拥相杀的历史时代。 本文行文至此，敬请期待下文《元末明初，为了得到建州女真之地，朝鲜急红了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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