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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广州 图 / 作者提供  抓住关键，研究大事 作者 | 王广州 作者单位 |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原文 | 点击阅读 《中国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研究》近期刊出后，责编杨可老师希望我写一篇作者手记，说句实话，我还觉得是个负担，因为从来没想过、也从来没有写过这类学术文章以外的随笔短文。不过，提起笔来，也想起了一些有意思的往事。记得2012年，我和张丽萍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了《到底能生多少个孩子？----中国人的政策生育潜力估计》，这是根据2010年承担的社科院重大项目的研究结果，通过随机微观人口仿真模型研究放开“单独”二孩政策和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对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结论是放开生育政策也不会引起很大的出生人口堆积。文章在那个时候还是很难发表的，原因是当时的人口计生委对期刊发表生育政策类讨论的文章有严格的要求或限制，所以，在那种条件下，感谢《社会学研究》在2012年也就是在单独二孩政策调整前夕发表了这篇文章，现在看来，确实体现了《社会学研究》的学术坚守。随后生育政策连续调整，能在今天来写一写文章写作以外的一些思考，尽管并不一定是我所擅长的，但回顾一下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如何抓住关键、研究大事，也仍有积极的意义。 言归正传，以平均预期寿命为研究主题，源于这一概念在人口统计学上的重要作用。我们知道，出生、死亡和迁移流动是人口学三大基础研究领域。学界公认的格兰特的第一张生命表作为现代人口统计学产生的重要标志。世界各国对死亡的研究有很多，发达国家的基础研究动辄半个世纪，甚至100多年，而我国人口统计的历史很长，但比较细致全面的基础数据还是从1982年人口普查以后。相对于生育问题的研究，死亡的研究要薄弱的多，不仅是分析技术薄弱，基础数据的积累也很不系统。然而，人口作为一个整体，人口的总量、结构密切相关。作为衡量死亡的重要指标之一，平均预期寿命的研究不仅仅是对人口统计本身有重要的意义，也是人口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人口转变理论、稳定人口理论，除此之外，平均预期寿命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同时还是寿险精算和养老金等基础研究中的基础。脱离了对平均预期寿命的研究，是不可能有高水平的社会保障等研究成果，更不可能对公共政策目标人群变化有一个科学的判断。随着对基础问题的探索，越来越觉得落后的分析技术越来越难以胜任科学的研究。 一、由三个疑问引发的研究主题 对于封闭系统来说，作为人口预测的关键参数，生育率和平均预期寿命的预测一直是一个困扰研究科学性的问题。在很多年前，看过一些国外对平均预期寿命的预测文章，也看到过《中国人口科学》杂志的文章，一直有一些疑问没有得到解决。 第一个是对1992年经典的Lee-Carter模型首发文章的疑问。当时看到这篇文章（见图1），发现原文表1中的80岁及以上bx的估计值居然都是相同的，都是0.03091。随后一直认真学习，很想重复一下这个研究，可是当时没有任何渠道获取文中的数据。后来也陆续看了很多相关的文章，有用日本数据的，有用芬兰数据的，有用美国数据的，相关文章不胜枚举，所以也很想试一试！
资料来源：Lee, R. D. & L. R. Carter 1992, “Modeling and Forecasting U.S. Mortalit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87(419). 图1 论文“Modeling and Forecasting U.S. Mortality”中的疑问 第二个是对文章《Lee-Carter死亡率模型的估计与应用——基于中国人口数据的分析》数据的疑问。当时我也觉得研究结果非常好，特别是该文表3中给出的预测偏差的平均值非常低，5年预测偏差的整体平均值为0.0009？我看文章的时候，也没有认真仔细地分析为什么这个稿子中唯独缺了1995年的数据？按照时点，1995年有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公开数据是很容易获得的。后来，也看了很多采用Lee-Carter模型研究我国死亡率预测的相关文章，发现绝大多数都是讨论如何改进模型，使数据拟合的结果更好！比如有些文章改进方法后的拟合误差高龄组低估0.001-0.002，0岁组低估接近0.001!（吴晓坤、李姚洁，2016），这些研究疑问，都极大地引起了我的好奇？
第三个是对死亡率数据质量与预测模型关系的疑问。随着对我国死亡数据质量相关文献的研究，发现死亡数据质量也是有很过相互矛盾和数据质量问题的，那么，特别是婴儿死亡率的数据质量，必然影响到Lee-Carter死亡率模型的参数估计，换句话说，模型越接近调查数据，反而是模型本身存在很大问题，也就是过度拟合的问题。 基于上述疑问我开始进行相关的重复性研究工作，或者是没有意义或价值的重复性工作，但至少可以解决心中的疑问。所以，几乎是同时进行和完成的两篇文章，一篇是2021年第2期发表在《人口与经济》上的《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预测及其面临的问题研究》和这篇《中国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研究》。 二、研究思路与重要发现 健康中国战略还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都需要研究健康预期寿命，而健康预期寿命是在预期寿命基础上的研究，因此，基于平均预期寿命的预测，能否预测健康预期寿命？ 国外对老年人口健康生命表的研究主要是采取多状态健康生命表方法或沙列文（Sullivan）方法来进行测量，由于健康预期寿命是在预期寿命基础之上的，因此，需要首先研究生命表的构建，而生命表的构建又是基于时期年龄别死亡率基础上的，受死亡数据的可获得性等方面的影响。与其他人口研究主题相比，平均预期寿命的预测不仅要预测年龄别死亡率，同时，还要研究年龄别死亡率预测问题可能带来的平均预期寿命预测的问题。由于研究过程是一环套一环的，因此，以往我国具有重要理论和实际应用价值的研究还是非常有限，对健康预期寿命的研究更是屈指可数，对健康预期寿命的预测更是没有研究。 从基础数据的角度看，虽然有很多公共卫生统计调查，但准确测量健康与不健康却是一个难题，何时患病与何时发现患病是一个很难界定或测量的基础研究问题。从研究方法来看，对身体健康水平的测量既可以从患病状况的角度进行研究，也可以从患病结果的角度来研究。特别是，大规模的人口抽样调查有老年人口自评健康的调查，因此，观察生活能否自理或自评健康简化了研究问题的同时，社会经济含义也更加明确，基于以上的考虑，通过现有的数据基础条件和研究方法，以平均预期寿命和老年人口年龄别健康状况为测量指标，通过构建两者的关系，预测中国老年人口的健康预期寿命或平均预期生活不能自理时间则顺理成章。 从研究结论看，根据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和平均预期生活不能自理时间的变化趋势和发展规律，研究发现，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老年人口平均预期生活不能自理时间虽然有下降趋势，但具有很强的刚性。2020年到2030年男性60岁老年人口平均预期生活不能自理时间一直保持在为0.90年左右，女性则一直保持在1.50年左右。所以面对低生育率条件下中国人口的快速少子高龄化进程，需要高度关注两部分弱势群体的养老问题。一部分群体是女性老人的养老问题。由于女性老年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比男性长，而中国目前“女小男大”的婚姻模式必然导致丧偶老年女性比例远远大于男性，同时，女性老年人口平均预期生活不能自理时间是男性的1.6倍以上，因此，女性老年人口面临“一年半，怎么办？”的问题。另一部分弱势群体是独生子女父母和无子女老人的养老问题。中国独生子女家庭规模超过1.5亿，尽管全面两孩和全面三孩政策将会减少一部分独生子女家庭，但由于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低于1.3，标志着中国育龄妇女生育水平已经进入超低生育率阶段。因此，未来无子女或少子女家庭养老问题将异常突出。 三、研究反思 从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研究过程，也有一些感悟想要加以分享。从1987年进入人口研究领域，至今已经35年，经历了中国人口研究的不同阶段，研究方向与研究主题也是在不断的调整。在当下，研究选题还是要切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一）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的大问题 什么是普遍意义的大问题？大问题不是假大空，不是伪命题，不是细枝末节，更不是无法或没有进行观察和逻辑（数理）推演的问题。大问题需要从宏观目标出发，是在具体研究问题上能入手，现阶段可以具备研究条件的关键问题。判断研究问题的大小，无非是判断研究的问题是否具有基础性、普遍性。对于人口学、社会学甚至社会科学研究研究来说，涉及的目标人群是否足够大，发展趋势是否足够快，产生的影响是否足够广。 （二）研究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大问题 研究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大问题，才是全社会共同关心的大事，也是不断促进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实现发展目标的且具有科学价值的基础研究。人口科学是以人口群体作为研究对象的。从个体出发，研究总体变化的可能性或发展规律以及发展趋势，判断未来发展方向，以便准确把握重大机遇，及时应对面临的严峻挑战。 （三）研究能够产生学术积累的原创性问题 判断一个研究的学术价值，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地看，若干年后还有人觉得一个研究有价值吗？对后人的研究有启发和借鉴意义吗？复杂在于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条件或在各种局限的条件下，当时的研究突破了哪些限制？有哪些是原创性的创新积累？研究成果能否对后来乃至现有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和前进。作为一个研究人员，这应该是一份责任，也是一个最为朴素的个人学术理想和价值追求。回望历史，若干年后，看前人的研究肯定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有些研究可能是错误的。一代更比一代强，时代的进步不可阻挡。 总之，无论是以往的生育研究，还是人口就业问题研究，以及这篇中国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研究，都是对于中国人口发展在不同时期面临的问题的分析，在充分了解中国人口形势以及人口统计的核心概念与理论，并做好扎实学术积累和实践探索，需要深入的分析和仔细的研究，发挥人口科学作为基础性研究的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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