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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和海水:近代沪港城市文化的发展与比较(作者:梁元生)

 贺兰山民图书馆 2022-07-04 发表于宁夏

上海老底子每天呈送精彩文章一组

打开尘封的记忆,寻觅往昔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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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上海老底子事  忆上海老底子人

诉上海老底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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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记忆和符号

在这篇文章里,我想透过“城墙”和“海水”这两个作为文化象征的符号,论述十九世纪以来上海和香港城市文化的生成及其发展的过程,并且对双城文化的特征作出比较。上海和香港这两个中国海岸边缘的城市,都曾经有过一段有城墙的日子,或者说是部分社区被高墙围绕着的日子;与此同时,双城又皆濒海,都是海滨之城。然而,我在此所以借用“城墙”和“海水”作为象征符号去了解及比照双城文化,实与我对双城的记忆有关。

墙和砌墙

我记得青年时看金庸的一部中篇武侠小说,里面提到一个患梦游病的人,深夜间从床上起来,双手重复地在做叠砖砌石的动作。原来他在砌墙!他把原先的一堵墙拆掉,在夹墙中间埋藏了一段秘密,复又把墙砌回原来的样子,以为从此不为人知;但由于他心内牵挂,患上梦游病后还在不知不觉中不断地做出墙的动作,就因为这梦游的动作,最终把他早年埋藏的秘密泄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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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连城诀》里,梦游砌墙的万震山

当我在读到《连城诀》中这段关系全局的砌墙故事时,印象中对拆墙砌墙的形象极为深刻,甚至感到震撼,久久不能抹掉,直到多年后才逐渐淡忘。近年来研究上海和香港的城市文化与社会变迁,多次碰到建城墙和拆城墙的历史资料,又勾起多年前在脑海中不断浮现的拆墙和砌墙的形象。而且觉得两座城市的拆墙和砌墙的故事,也同样可以告诉我们许多埋藏着的秘密和文化变迁的历史。

江与过海

在双城生活的经验中,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颇多。但记忆之中的上海,最难忘记的是数年前一次乘坐轮船游黄浦江的夜晚。坐在黄浦江中的小轮上看上海的两岸风景,却又别有一番景致——一边是新开发的浦东陆家嘴,摩天大厦林立,但规划整齐,明显背后有建设的蓝图;而高楼的形状和设计,又都现代新颖,指向未来。除了规划性之外,浦东这种现代气息与香港没有很大差异。反观浦西的外滩,入眼全是历史建筑,古黄的颜色、花岗的石墙,透视出昔日的繁荣与华丽。然而,从这古旧的脉络背后,却又伸出一层层及一叠叠的现代高楼,显示出那一边也并不是一座完全怀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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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两岸夜景

摄影:郑宪章

至于香港,我们也常常见到海水,特别是维多利亚港的海水。在地下铁及海底隧道未通以前,我们只有乘搭渡轮过海。那时的感觉,是海水对这城市有很大的作用,既能分隔,又能连接。刮风的时节,渡轮停止航行,香港岛和九龙就变成相望而不相即的世界;当船航恢复,我们又总不会觉得分隔很远,只十数分钟便可通达。如今多条海底隧道连接,坐车可达,再无分隔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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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代的香港岛和九龙

然而,现在的香港人似乎就很少乘坐轮船渡海了。海涛依旧,但海水彷佛象征着悠闲和观光,不再是日常生活及功能的一部分了。我记忆之中的每天清晨从九龙过海到港岛上班工作,黄昏时过海回家的日子,已经变成现代香港青年人的“史前史”了,直到最近因为维港填海的争论,大家才又开始对海水注意起来。

座城市的城墙

现在的上海市,虽然保留了不少古迹旧建筑,但却找不到那原有的围着旧城的城墙了。那旧时的城墙,环绕着上海老城,即租界时称为“南市”由满清官员管治的地方。那古老的城墙是在1553年兴建的,比满清皇朝还要更早。根据史书记戴,这城墙高有二丈四尺,圆周共九华里,原有四座城门及三座水门,城堞箭台威武,护城河宽六丈,把城中居民和城外乡郊区分开来。直到鸦片战争后租界还未发展之前,这环城的墙虽然不算雄伟,但还是上海最清楚可见的标志。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城墙不仅是城乡的分界,也是繁华和朴素、热闹和幽静的分隔。城内远较城外来得繁荣和热闹,城中有道署、学宫、书院、寺庙、商店,街巷纵横,牌坊林立,著名的私家花园如豫园、吾园、露香园及也是园等,均在城中,但罕见农田,居民万计,户铺辐辏。但城墙之外,则属于乡郊地区,人口较少,文化水平也较低,多务农耕,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简朴而有规律。城里城外,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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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上海县志》中的上海县城图,图中可见格格城门,以及道署(县治)、学宫(文庙)、书院、寺庙(城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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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上海县城墙小北门(拱辰门)及大境阁内外

至于香港古城墙的遗址,就更不易找了。据史书所记,曾经有“九龙城”,建于1395年,城周有327丈,有门楼、敌楼各四座,城门置大炮两尊,作防倭之用;又有东涌古城,城墙高逾两丈,有东西北三个门口,城虽不大,但亦有护城大炮六尊。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因鸦片战争后英国人占据香港岛,故清政府在九龙城再兴筑城墙,设城楼箭垛,加强防卫,城墙延伸至山腰,居高下望,以监察海岛上英人的动静,此为后来九龙寨城之由来。然而,九龙城或东涌的城墙,虽有防卫守土的意思,但并不成为商农的分野,也不成为繁华和朴素的分界线。到了后来,九龙寨城的围墙,更多地象征着中英两个政府权威的角力,以及管治合法性的争议和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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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的九龙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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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的九龙寨城,城墙清晰可见

墙的争论

到了二十世纪初期,上海和香港的城墙都先后拆除,余下的只有旧地图上面的标记而已。

香港东涌古城于何时湮没难以追查,只在寂寂无声中消失了;而九龙寨城那一道城墙,从来也难以发挥其防卫外敌、分隔内外及判别城乡的作用。反之,城墙下面逐渐建立起来的一个地底下隧道中的不受规范及不被管束的世界,却慢慢变得活跃起来,产生许多为人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当上面的城墙被日本空投的炸弹炸毁时,大家也不会为破碎的墙垣感到怜惜。直到1970年代香港政府把所有剩下来的城墙清拆干净,大家就只能在老照片中去认识九龙的旧城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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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的九龙寨城

上海的旧城墙也是在二十世纪初拆毁的。然而,上海的拆城却带来颇大的哄动和争论。从满清末年闹到民国初期,社会上分为两大派系:一派主张拆掉城墙,因为它阻碍现代化,防碍交通和商业发展;一派则主张护墙,因为它给予上海城市文化身份和性格,是上海历史的重要部分。这场争议延续多年,最后在民国成立后才由上海政府和一众本地领袖决定拆卸。李平书(编者按:当时总工程局总董)记述拆墙之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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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书

(1911年)十月初四日(11月24日),余召集南北市绅商于救火联合会大楼开会,余痛陈拆城之有利无害,谓:今日时机已至,欲拆则拆,失此时机,永无拆城之望矣。是否主拆,请公决!时到者二千余人,在席商团千余人,救火会员七百人,同声主拆,于是全体赞成,表决主拆;余即告陈都督,都督命速拆勿迟。商团及救火会员各自出资,星夜购具,翌日先将大小东们拆动,无人反对,不旬日而全城尽拆矣。

李平书:《李平书七十自叙》

显然地,在上海拆墙虽然受到一些阻力,但大多数人在求新及重商的前提之下,对保留城墙不再坚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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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墙拆除现场施工影像

至于香港,更是对旧城墙的记忆,都不容易找到存在的空间。大概只有在北京和西安等帝都皇城,拆墙和保留城墙的争议还在继续下去。

有围墙的城市

如今,沪港双城的旧城墙,只余断垣残砖,二者都算是个没有围墙的城市。而双城之商贸、交通、信息、人流,都愈来愈自由,愈来愈方便,愈来愈容易。没有围墙的城市,不单止减少了空间、物质上的阻隔,还提供给市民更开阔、更广大和更多元的自由度与创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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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近50米的古城墙和建在古城墙上的大境阁,是上海县城现今仅存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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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寨城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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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涌炮台遗迹

然而,从拆掉围墙到通出去和连接世界,不完全靠着思想的翱翔,还需要一些重要的媒介。在当代,这些媒介包括电讯网络(尤其是互联网)、飞机、电话、传媒等等。但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正要拆墙的时候,最重要的通往世界的媒介是跨越海洋的轮船。远航的轮船,运货和载人之外,还把中国带入现代西方世界,把西方思想及商业文化也带来中国,对沿海城市的冲击尤其厉害。

上海和香港的城市文化,都因伸向海洋而起了重大的变化。下面要说的就是海水与近代城市文化之关系。

潮音与城市风

上海和香港,城如其名,近海临港,坐落在海洋边上。这两个“海滨之城”,我更喜欢叫它们做“海涛城市”,其城市发展、经济转型及文化变迁,莫不与其海运、海湾、海堤,息息相关。其所呼吸之文化空气,与潮兴潮落、潮涨潮退,紧紧相连。当蒸汽轮船从大海的水平线上出现的时候,这两座城市的历史就相应地进入了新页。

水乡与海洋

沪港双城和北京、西安及重庆等内陆城市不同,是对海水的熟悉。本来,地处江南水乡的上海,就存在着靠水依水的传统文化。众河贯江,再由黄浦江出海。河江之外,还有运河和许多的人工水道,为了灌溉和种植,也为了日常交通的方便。整个长江三角洲就如一幅被纵横交织的水道编织出来的一幅布。许多上海人日常都靠船只及舢舨往来,而每天捣衣、洗濯也依赖河水江流。然而,这水乡生活不同于西潮带来的、与商贸紧密结合的海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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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上海周边水道示意图

图源:Elvin Mark, Another History: Essays on China from a European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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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上海县城周边的水道示意图

图源:Elvin Mark, Another History: Essays on China from a European Perspective

而香港河少山多,溪流湍急,并无江南水乡般风景;但香港四周环海,当然更为熟悉海水;然而,早年的香港海洋文化仅有渔业和渔民相关的文化,包括与海有关的天后信仰,而不同于后来西潮带来的商业的海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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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香港,出海捕鱼的渔民

海洋和商贸文化

当大火轮络绎于途,并停舶在海湾之中或海堤之畔,这两座城市的湾畔堤边也相应地起了变化:栈房和货仓建立起来了,银行和公司开设在这个近海的地方,生意及移民也以此为集中地。人流、货流、物流,莫不滨海而生,也滨海而旺。当我们整天听到汽笛长鸣声音时,就知道轮船贸易为这双城带来了商业,带来了商旅和移民,也带来了远洋的或国际的关系和视野。

以上海情形来说,1848年时只有159名外国人和24家洋行及25间商店,但到了1872年,已增加到1666名外国人和343家外国洋行;经过短短20余年,外滩一带,已然成为洋房林立,洋人往来,外国轮船货物运来运往的中外贸易繁盛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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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外滩花园东望黄浦江视角,可见各式中西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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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黄浦江边商贸繁忙的景象

在香港而言,则是上环及中环的热闹和迅速发展。1847年,根据纪录抵港的轮船有694艘,载重229465吨,但到了1891年,到港的轮船增加至26953艘;而在二十世纪初,更大增至50万艘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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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代的维多利亚港

在这两个“海涛城市”中,由于上海离开大海相对较远,故此更能够看到海涛拍岸、引江向海的过程,及其带来城市文化的转变。上海原来已经有其江南水乡的地方文化,虽有海舶沿黄浦江而入,但海涛声并不多闻。到了近代开埠之后,海舶云集,汽笛长鸣,黄浦江顿然成为通海之道,大型轮船虽停于外海,但小轮、客船、趸船皆沿江而进,带来外滩的兴起与繁荣。轮船一至,整个外滩就动起来了:做买办的,进出口的,运货物的,还有做银楼的,开旅馆的,拉手车的,跑新闻的……都因为海舶至而动员起来。继而西式建筑纷纷建立,外国文化接踵而至,包括以海为主的活动及体育运动如划艇、滑水、游泳、赛船等。总言之,海洋文化走进了黄浦江,成为上海走向现代的明显标志。清末李维清编纂之《上海乡土志》有云:

浦中帆樯如织,烟突如林。江畔码头衔接,工人如蚁;上下货物之声,“邪许”不绝。则帆船停泊,航行内陆而纳税常关;北则轮船下碇,往来长江一带及南北各埠,而纳税于新关。其巨者航外洋,泊吴淞口外。苏杭有小轮通行,码头在美租界吴淞江之北岸。

黄苇,夏林根主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1840-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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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上海市中心区域航拍

图片来源 | Airspacemag  | China National AviationCorporation (CNAC 中国航空公司)档案资料

至于香港,本来港岛的南端才是早期帆船停泊的地方,但英国人占领之后,即开发维多利亚港,造码头,筑堤堰,由于水深,可供大轮船停泊,故此上环、中环一段海畔,顿时洋房林立,车水马龙,俨如上海外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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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的香港中环海滨,可以看到旧的汇丰银行大厦、太子行、皇后行、圣佐治行、皇帝行、于仁行及邮政总局。前方的码头分别为皇后码头、天星码头及卜公码头。

然而,现在的城市不再依赖海洋和轮船了,新的资讯、新的冲击、新的旅客和新的文化,都从不同的渠道而来,例如借着飞机或电子媒介,而不一定要依赖轮船和海水了。正因如此,“海潮音”不再是塑造文化和风气的重要途径了。维港也罢,外滩也罢,它在城市中的定位和意义也就有新的变化,这才是我们应多加思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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