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毛主席与张国焘相识的时间比较早，但从二人相见的第一面起，毛主席就发觉了张国焘的自大，在延安期间，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毛主席也毫不避讳地指出：他们（张国焘等）看不起我这个乡下人。冷静睿智的毛主席，能够洞察身边的各项事宜，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陈昌浩提出一条关于张国焘的建议，毛主席已然看破其中玄机，说道：这条建议不一般。
最难“缠”的“朋友”1919年巴黎和会上，北洋政府一系列软弱的举动，引起了国人的不满，敢为人先的北大师生，开始酝酿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刚满22岁的张国焘能力出众，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和代表，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十分赞许张国焘敢于反对旧势力、主张革命救国的勇气，因此对他很是器重。 一次，张国焘来拜访李大钊时，见到了一个穿青布长衫的男子，李大钊向那名男子作介绍：“这位是张特立，张国焘同学。”那名男子操着浓浓的湖南口音说：“湖南毛润之。”这个人正是毛主席。但是张国焘对毛主席不屑一顾，微微点头，便和李大钊高谈阔论起来了。
彼时，毛主席经过杨昌济的介绍，与李大钊相识，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管理员。图书馆设备简陋，书籍也不太齐全，可是热爱学习的青年人们，总是将图书馆堵得水泄不通，尤其是宣传马列主义的书籍，大家爱不释手，经常借阅一空。 因为受到了李大钊的青睐，当李大钊不在图书馆时，张国焘便扮演起了主人的角色。休息室里，同学们喜欢谈论时政，交流心得，憧憬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景，每到这时，毛主席便忍不住走上前参与辩论，但是以张国焘为首的“天之骄子”们，对这个从湖南农村走出来的管理员爱搭不理，毛主席察觉端倪，只好退居一旁。 李大钊是关心毛主席的，经常邀请他来家中做客，因此毛主席与张国焘的不期而遇实属正常，而在图书馆中，他们的见面更是如家常便饭，但即便如此，他们之间，始终没有太多交集。直到1921年7月，13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齐聚上海，张国焘再次与毛主席见面，态度才有所缓和，不但对毛主席嘘寒问暖，还积极交流探讨一些建党的问题。
在过去的一年里，张国焘充当着陈独秀和李大钊的联络员，奔走与南北之间，在一系列的交谈中，无论是陈独秀还是李大钊，提起毛主席时都是赞不绝口，潜移默化改变了毛主席在张国焘心中的印象。而在中共一大会议上，张国焘扮演着“秘书长”的角色，颇有“主人”的意思，因此他对毛主席的热情，也在情理之中。 1923年召开中共三大会议，根据当前形势，共产国际提出“国共合作”的意见，身为组织主任的张国焘坚持认为共产党应该在工人运动中发展壮大，而不是与国民党展开合作，他的言论遭到了猛烈的抨击，会后，张国焘退出了权力中枢，毛主席取而代之。 在办理交接工作的时候，毛主席主动来到张国焘的住处，一见面，张国焘重申自己的主张，说道：“润之，建立革命联合战线，我是同意的，但我反对共产党跨党加入国民党，我们尚处在发展初期，弄不好会被国民党融合完了。”
其实张国焘所言，也有一定的道理，毛主席听罢，劝慰道：“对于这个问题，我也主张有条件的跨党，而不能融化到国民党里去。”当谈到张国焘的个人问题时，毛主席直言，组织上对他依然充满了信任，也不相信他有“小组织”倾向，张国焘说了句“也罢”，便不再争论了。 1927年4月，毛主席再一次与张国焘会面。此时，张国焘担任中央委员兼湖北省委书记，毛主席来到武汉出席会议，讨论应如何应付蒋介石在上海已经反动的问题。但是此次见面，毛主席和张国焘并不愉快。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之时，中共早期党员、被誉为“黄埔三杰”之一的蒋先云悄悄来到武汉。在此之前，蒋先云一直是蒋介石的心腹，在军队中身兼要职，此时，他经刘少奇介绍，担任了湖北省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张国焘得知，对这一任命横加阻拦，认为应该对蒋先云个人进行审查，并派人开始了一系列行动。
不少国民党左派力挺蒋先云，纷纷言道：“你们共产党怎么了？连蒋先云这么优秀的人都容不下，非要给蒋介石送回去吗？”但是张国焘不为所动，在中央临时会议上，他发表言论：蒋先云的背景不干净，如果担任要职，一定会带着部队投靠蒋介石。 毛主席反对道：“先云同志革命态度坚决，在广州期间，他就不满蒋介石的很多做法。”聂荣臻表示认同毛主席的观点，此刻正是用人之际，蒋先云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张国焘却始终坚持己见，他说：“那只是蒋先云伪装得巧妙罢了，你们不要被蒙蔽了！到时候给革命造成损失，悔之晚矣！” 在激烈的争执下，毛主席再也忍不住了，他重重地拍着桌子，大声斥责张国焘的武断和蛮横。最后，会议众人参与表决，结果除张国焘外，其他人都同意蒋先云任职。但是不久，蒋先云率部在河南临颍北伐前线御敌，不幸壮烈牺牲。
大吵一架的毛主席和张国焘也分开了，毛主席去湘赣地区发动秋收起义，张国焘去了南昌。 毛主席一语道破玄机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夹金山胜利会师，毛主席和张国焘时隔八年之后，再一次见面了。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战役，红一方面军人员骤减，队伍疲惫不堪，而张国焘为了表示“欢迎”，别有用心地提出“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的口号。 当时，徐向前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央红军一路打来，战斗伤亡、非战斗减员，应该没有这么多了，但张国焘说：
此时的中央红军只剩下了两万多人，“三十万”的宣传着实打了自己的嘴巴，四方面军的指挥员议论纷纷，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体的团结。
欢迎仪式上，大家振臂高呼，欢迎仪式后，举行了简单的宴会，把酒言欢，畅所欲言，场面比想象中的要热烈。但是张国焘看着红一方面军的服饰、装备、战士的身体状况、精神状态，陷入沉思，这样的军容军纪，和红四方面军相比真的差远了。他暗暗思忖：这还是那支让国民党军闻风丧胆的红军吗？ 张国焘问朱德：“你们还有多少人？”朱德说：“一方面军过去是巨人，现在只剩下骨架子了。一路长征，牺牲太大，好在把骨干都留下来了。”朱德坦诚地介绍红一方面军的情况，张国焘听在耳中，不断盘算，离别后，他回到住处，得意之感涌上心头，内心开始了极度的膨胀。 为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中革军委以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的名义发布了《松潘战役计划》，朱德深入一线进行指导，但是张国焘在准备阶段表现得并不积极，李富春从最近掌握的情况，发现了这个问题，认为其中必有蹊跷。
果不其然，不几日，李富春去红四方面军总部的时候，张国焘和他说起了军事指挥的问题。张国焘说：
其实在此之前，陈昌浩就向军委致电，提出一条建议，希望张国焘出任军委主席，由此可见，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对当下的人员安排并不满意。 毛主席说：“这个意见不一般，两人相互保举，联手向中央要权！”张闻天思考片刻，说道：“如果四方面军的同志认为调整后有利于事业，可以让张国焘同志做总书记。”毛主席一针见血道破玄机，他说：“张国焘现在要的不是这把交椅，他是要掌握兵权！”
朱德说：“那就让他做军委主席。”毛主席反对：“历史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事情还少吗？他当了军委主席，中央就要听他的。” “松潘战役”命令下达数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三十军的一部分已经出发了，张国焘依旧以“困难重重”为由按兵不动，大家心里明白，张国焘实际在等中央的“任命”。经过反复权衡，毛主席、张闻天建议把总政委的职务让给张国焘，此时，周恩来患了肝炎，卧床不起，毛主席与之商量，周恩来丝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同意让出总政委之职。 张国焘终于等来梦寐以求的电话，张闻天通知他，提议他做总政委，征求他意见，张国焘不假思索地表示：现在是打仗，我就当总政委。事实证明，毛主席在关键时候的让步、让步的分寸，对后来的政局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彭德怀后来评价道：
十万红军向潘松集结，但此时潘松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张国焘为了争权，拖延了时间，蒋介石企图将红军围歼于岷江以西、懋功以北的态势正在形成，朱德看着地图，胡宗南部已在松潘地区集结构建起强大的堡垒，薛岳部占据潘松以东，与胡宗南遥相呼应，川军也占领了懋功、北川和岷江东岸。 率先攻入潘松的陈光部和李先念部，在腹背受敌之下，面临危险。最终，红军失去了夺取潘松的机会。 张国焘叛逃在沙窝会议中，毛主席、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决定，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分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但是张国焘一意孤行，率领左路军南下，结果在四川名山遭到敌人围攻，损失惨重，不得已之下，他只能被迫北上，追随右路军的足迹。
来到延安后，张国焘的权力虽有所削减，但依然是政治局委员。不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归国，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由毛主席担任最高领导人，张国焘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承认毛主席的核心领导地位。 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来，再加上张国焘在长征期间的“夺权”表现、左路军南下遭遇川康惨案，延安上下纷纷要求清算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罪行，在这关键时候，毛主席站了出来，为张国焘辩护道：“国焘同志是我党创始人之一，只要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就行。” 但是在诸多批判之下，张国焘表现出了极高的抵触心理，在做检讨的时候避重就轻，对自己的错误轻描淡写，大家听了，纷纷指责，认为他不够诚恳。一次，在抗大学员“面对面”会议上，红四方面军的将领钱钧不满张国焘的态度，脱下鞋子，朝他丢了过去。
张国焘生气了，与之发生争吵，不管怎么说，他现在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怎么能受如此大的耻辱？会后，毛主席得知发生的这一幕，专程来到张国焘的住处，向他致歉：“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没有组织好。”张国焘发起了牢骚，即便自己犯了再大的错误，也不能打人，毛主席接着他的话风说：“打人是不对。” 同时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国焘同志，你要这么想，打人的是你们红四方面军的人，你检讨不过关，大家心里着急，所谓'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现在我们稳定了，应该搞好团结。”毛主席与张国焘谈了很长时间，张国焘心里有了一丝触动，之后，他向中央政治局做了深刻的检查，承认自己在长征期间所犯的错误，其一是否定中央的正确路线，其二是想尽办法夺权。 张国焘的这份检查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件事情终于过去了，本以为之后会相安无事，团结一致对抗敌人，但在这时候，王明回来了。
张国焘和王明的相处并不愉快。1928年夏，张国焘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此时，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王明开始崭露头角，并在之后与张国焘的相处中，产生了摩擦，张国焘被排挤回国。如今王明归来，是否会欲加之罪，是否会刁难，张国焘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考量。 于是，张国焘带着家人，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隐居起来，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王明突然找上门来了。他和在莫斯科时一样，说起话来盛气凌人。张国焘从王明的口中得知，原被张国焘委以重任的西路军将领黄超、李特已经被当做托派分子处决了，而且当下的形势对张国焘也十分不友好，原红四方面军将领何畏投敌叛变了。 王明怀疑张国焘有“特嫌”，在各种公开场合点名张国焘，不断加以批评，要求他必须做出深刻的检讨，张国焘感到莫名的惊恐，认为自己前路无光，终于，1938年4月，借着拜黄帝陵的机会，张国焘公然叛变，从西安逃至武汉。这件事在延安引起巨大的轰动。
张国焘将党的机密出卖给敌人，还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开展积极的“反共”宣传，虽然工作中很卖力，但是如此自轻自贱、背叛信仰的人，放在哪里也不会得到重用，在他的价值用尽之后，蒋介石给了他一个“闲差”，无权在手，寄人篱下。 1948年底，国内局势已经基本明朗，周恩来秘密派人找到张国焘，希望他能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回到组织的大家庭，一起建设新中国，张国焘思来想去，还是决定跟随国民党，但是一年下来，始终得不到重用，失意之下，他携全家去了香港，《明报》看重他的特殊经历，张国焘便靠着连载回忆录赚版税维持生计。 1968年，张国焘举家飞往加拿大，投奔大儿子张海威，儿子收入微薄，维持生计困难，他只好住进免费的养老院。1976年，张国焘突然中风，生活不能自理，1979年，张国焘病逝于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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