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三年四月，唐宪宗对有关部门推举的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的考生举行考试。在考试中，伊阙县尉牛僧孺、陆浑县尉皇甫湜、前科进士李宗闵等人毫无避讳地指明当时政务的过失。吏部侍郎杨於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担任主考，韦贯之将牛僧孺等人判为优秀，宪宗皇帝对这几个人也很是嘉许，并颁诏命中书省对他们从优安排。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对牛僧孺等人的直言很痛恨，他哭着向唐宪宗说：“策对考试是由翰林学士裴垍和王涯来覆核审定的。皇甫湜是王涯的外甥，王涯没有事先说明，裴垍也没有提出异议。（翰林学士裴垍、王涯覆策。湜，涯之甥也，涯不先言；垍无所异同。）”宪宗没办法，只好免除了裴垍和王涯翰林学士的职务，让裴垍出任户部侍郎，王涯出任都官员外郎，韦贯之出任果州刺史。几天后，韦贯之又被贬为巴州刺史，王涯又被贬为虢州司马。乙亥（二十三日），宪宗将主持考务的户部侍郎杨於陵外放为岭南节度使。牛僧孺等人的安排也被搁置起来了，后来他们分别被藩镇征用为幕府的僚属。我们赞叹“举贤不避亲”“举贤不避仇”，但在实际上，随着制度越来越细，避嫌是各项事务都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一旦违反，不但不要提什么“不避亲”，连自己都得搭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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