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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瑞典文化差异初探 （An Preliminary study of China and Sweden cultural difference） 摘要：由于中国和瑞典国家社会发展进程的不同，所以两国在宗教信仰、哲学观念、审美心理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China and the Sweden national society develop the dissimilarity of[with] progress, so two countries are in the religion and faith, philosophy idea, appreciate beauty mental state etc、have obvious difference.） 这些差异不但表现在语言、宗教等文化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关键词：文化（Culture） 差异（Difference） 初探（Preliminary study） 1996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书，（In 1996 Professor Huntington of Harvard publishe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作者认为，当今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The author think, World politics is entering a new phase, in which the great divisions among humankind and the dominating source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will be cultural、）2001年的“911”事件似乎证实了亨廷顿的观点。（“911” affair of 2001 confirmed his standpoint apparently） 由于各国各民族的社会发展和进程和生存环境的不同，所以在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建筑风格等方面会产生差异。没有差异，就不会有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泰姬陵( Taj Mahal )和中国的兵马俑；没有差异，就不会有巴西的狂欢节、中国的春节和瑞典的圣露西亚节。正因为有了差异，世界才有贸易和旅游。 由于中国和瑞典在文化传统和地理环境上又很大的不同，所以在语言文字、建筑风格和饮食习惯等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一、建筑的差异 去中国的人都要去看著名的万里长城（the Great Wall），建造的时候它是为了抵御来自北方匈奴人（Hun）的入侵。后来就形成了一种习俗，大到国家，小到城市，甚至到家院都要造围墙。中国每一座古城都要用高而厚的城墙围起来。中国旧式民居也喜欢围墙，都是用围墙或者房屋把自己的领地围起来，中间留一个院门。 中国建筑内外界限分明，大多有高墙围绕。中国北方有一种叫“大院”（Compound）的建筑，外面有高达的墙，里面有十几间甚至几十间房间，可以住一家人或者一个大家族。院子里面的房间按照对称原则设计，中轴线的房子都是主要的、重要的居室，前面有会客厅，后面有正房，左右的房子一般给姨太太、儿子居住，称为“厢房”。对称的概念是中国建筑的精髓，其典型代表是中国古代的皇宫——故宫（Imperial Palace in Beijing）。 还有一类建筑，周围没有围墙，而是四周用房屋围绕而成。北京的“四合院”（courtyard house）就是其典型代表。北京四合院最早出现在中国元朝在北京建都时（1279年），它由北房、南房、东房、西房四面围合，各房之间用墙来连接起来形成的封闭式院落。 房间是民居院落中最重要的组成部份。北京四合院都是平房，没有楼房。四合院里最重要的房间就是正房。正房就是北房，也称上房或主房。正房在全宅中所处的地位最高，正房的开间、进深和高度等方面在尺度上都大于其他房间。正房的开间一般为三间，中间一间为祖堂，东侧的次间往往住祖父母，西侧的次间住父母，而且老房子正房左边（东边）的次间、稍间比右边（西边）的略大。四合院分大、中、小三种规格。大四合院和中四合院大多是有权有势的人家宅院，一般都有几十间房间。小四合院是北京常见的民居。这种四合院布局简单，一般是北房（也叫正房）三间，屋里有隔断，分成一明两暗或是两暗一明。东西厢房各两间，南房（也叫倒座）三间，都是卧砖到顶、起脊的瓦房。也有的小四合院是棋盘心的，或是仰瓦灰梗儿的。一家子两三辈儿人，住个小四合院，独门独院，非常合适。家长住正房（上房、上屋），晚辈住厢房，南房作客厅后书房。 院子里有砖铺的十字甬路，通到东西南北房搭理屋门，屋门前都有台阶儿。街门都是东南方，很少在正南方开门，因为庙门都是立在南方的正中，全是清水脊的门楼儿，两扇对着关的街门，各有一个小铁环儿，用它敲门使。 在中国南方，有一种被称为“围楼”的建筑。它与四合院一样，由房屋围绕而成，只是他的房屋通常都有三层楼高。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广场，可以开会，看演出，做游戏。为了防御外人的入侵，围楼外围一般没有窗，只有几个用于瞭望和射击的窗洞。一个家族甚至一个村庄建造一个围楼，大家住在一起，其乐融融。 瑞典的城市就没有围墙，民居的围墙不但低矮，而且中间镂空。有些甚至只是用铁条、木条围成栅栏，与外界形成象征性的分隔。 瑞典人没有大家住在一起的习惯，即使一家人住在一起也是各有各的房间，家庭成员互不干扰，保留着各自的隐私。瑞典的民居一般是三层楼，一楼是公共空间，有餐厅、厨房、客厅；二楼是个人空间，是家庭各成员的书房和卧室；地下室就是一个大的储藏室。每家都有一个大院子，院子里面还放着一些孩子玩耍的玩具。但是院子并没有高大而严实的围墙，这与中国建筑的高墙形成鲜明对照。 中国各种民居对外虽然都有围墙，但是内部却讲究沟通，前后相联，左右逢源。房间之间经常只有一帘相隔。家庭成员不习惯关门。很多孩子没有自己的房间，与自己的父母睡在一起。 瑞典的民居正好与中国相反，它对外是开放透明的，对内则是隔离，竭力维护每一个家庭成员的个人的隐私。每一个成员都有自己的房间，很小的孩子就有自己的房间，家长进入也要事先敲门。 中国和瑞典在建筑方面的差异也许集中体现在教堂和庙宇上。瑞典的教堂基本上都建在城里，甚至在城镇的中心地区。建筑风格壮丽辉煌，没有围墙，人人都可以进入，体现了路德教的开放性和大众性。 中国的庙宇大多建在深山老林中，交通极为不便。即便是建在城里的庙宇，四周也用围墙围起来，表现了中国宗教的封闭性和神秘性。 总之，中国建筑体现了中国人“对外封闭，对内融合”的思想，瑞典的建筑体现了瑞典人“对外透明，对内分隔”的理念。 二、餐饮的差异 在烹饪方面，同样可以看到瑞典人的“分别”（differentiate）和中国人的“和合”（whole and harmonious）。瑞典人做菜，一般都是一种食物做一个菜，很少把几种食物混在一起。即使是调味的佐料，如蕃茄酱（tomato catchup）、芥末糊（mustard paste）、柠檬汁（royal fizz），也都是现吃现加，不会混合在一起。 而中国人做菜喜欢把几种甚至十几种食物放在一起，甚至还有一种叫“大杂烩”（hodgepodge）的烹饪方法，就是把许多食物放在一起烧。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文化一向主张“和合”，而且还在于中国医学理论主张的“五味调和”（The five flavours are in harmony with）[ 五味是指：甜、酸、苦、辣、咸。the five flavor(sour ,bitter,sweet,pungent and salty).]。调和不单强调食物与食物在味道方面进行“协调”，而且还要适合时令。什么时候什么菜最好吃，哪些菜和其他什么食物配在一起烧，这些都有讲究。比如，蚕豆在春季，茄子在夏季，青菜在初冬最好吃。蕃茄炒鸡蛋、荠菜烧豆腐、芹菜炒豆腐干都是很常见的搭配。 瑞典人的严谨也表现在烹饪方面。瑞典人在饮食方面把营养放在第一位，烧饭做菜都严格按照标准程序操作。只要按照一个标准，丈夫做的色拉与妻子做的色拉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今天烧的牛肉与昨天烧的基本是一样的。瑞典人规范的烹饪要求调料添加量精确到“克”，烹饪时间精确到“秒”。很多人家的厨房都备有天平、液体量杯、定时器、带有刻度的锅，调料架上排列着整齐划一的几十种调味品，就像一个化学实验室。 中国人把烹调当成是一种乐趣甚至是一种游戏。中国的菜肴除了讲究味道，还讲究颜色、香味，由于每个厨师追求的目标不同，所以同样一个菜，不同的人做出来的味道肯定是不一样的；同样一个菜，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做出来的味道也会不一样。即使相对固定的菜谱，厨师也会根据做菜时食物和佐料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做出不同菜肴。同时，厨师还会依据不同季节、不同场合，用餐人的不同身份和口味，加以调整。因此中国的烹饪不仅不讲究精确和规范，而且还特别强调随意和创新。 在用餐方式上也可以看到中国人喜欢“合”，而瑞典人喜欢“分”。无论什么宴席，中国人都喜欢团团围坐，美味佳肴放在桌子中央，它们既是一桌人享用的对象，也是大家交流感情的媒介。在餐桌上，中国人喜欢互相劝酒和夹菜，举杯共欢，显得非常和睦。 而瑞典人在用餐时通常都是坐在长桌两侧，大家把喜欢吃的食物放到自己的盘子里，各人吃各人的，一般不互相劝酒，更没有夹菜的习惯。这体现了瑞典文化尊重个人独立的特点。 在餐具方面，中瑞文化差异更是显而易见。中国人无论是吃饭还是吃面，都是用筷子；碗可以盛饭，也可以盛菜、盛汤，体现了中国文化“以不变应万变”的思想。而瑞典文化则崇尚“循规蹈矩”，所以瑞典人的餐桌上会有很多餐具，如刀、叉、勺子等，针对不同的食物使用不同餐具。 使用筷子的人办事比较喜欢随机应变；使用刀叉的人办事更喜欢按部就班。 在中国相当长的历史中，妇女的地位一直都不高。在封建社会中，中国的宴会上很难看到妇女的身影，这是因为很多地区有着“妇女不上席”的习俗。即使有些妇女可以上宴席，所坐的位子一般也不显著。这种习俗至今在中国偏远的农村还有遗风。 在瑞典则奉行“女士优先”，人们将尊重妇女作为排座位的标准，同时也作为宴会上其他行为的标准。在上菜和进餐时，一般都是从左侧给女宾上菜，然后按顺序分送给其他女士，最后给女主人；接着安同样的顺序给男士上菜。当女主人及其他女士拿起餐巾、刀叉开始进餐以后，男士们才能开始。进餐以后，必须等女主人起身离席，其他人方可离开，且仍然要位女士拉开椅子。 进近一个用餐礼仪问题就可以折射出中瑞两国对妇女的态度。中国文化源于农耕文化，男人种田，女人织布，男人做工作，女人做家务，所以男人的地位比较高，妇女从属于男人。 而瑞典文化在这方面则与中国文化有着本质的差别。瑞典文化中渗透着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认为耶稣基督是上帝派到人间的救世主，而玛丽亚作为唯一生育、养育上帝之子耶稣的人，有高贵贞节的形象和慈爱、谦卑的品格，理应受到极大的尊敬。人们将基督教文化对圣母玛丽亚的虔诚尊敬扩展和延伸，就产生了尊重妇女的社会风尚。 三、语言的差异 中国和瑞典文化最大的差异在于思维模式。而语言文字是思维的形式和载体，所以中文和瑞典文不但在语音上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在句型、语法等方面也会有很大的差异。 瑞典语是拼音文字，中文是象形文字。瑞典语使用语音规范文字，中文是用文字规范语言。 印欧语系语注重语音变化，一旦语音发生变化，其拼写形式就必须跟着变化。它的文字要服从语言本身的变化，语言差异大了，就会形成一种新的语言。在西北欧就形成了德语、瑞典语、挪威语等等语言。 中国的面积很大，可以分别的语言有上百种，这些语言的差异很大。有时甚至隔了一座山、一条河，语言就完全变了。在中国，这个地方的人听不懂另一个地方的语言是很正常的事。但是中国各地的文字却是统一的，听不懂的话，变成文字以后都是一样的可以理解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下令统一中国的文字，使中国文化几千年来可以用一种文字来记录和传承。这就是用文字来规范语言的重要作用。 由于语言文字的差异，所以中国人与瑞典人的思维模式就不会一样。瑞典的文字是流线型的，书写时一环扣一环，所以瑞典人的思维也是流线型的，逻辑性很强。瑞典人相信，真理只有一个，不是A就是非A。 中国的文字实体立体的，笔画方向四通八达，所以中国人的思维也是立体的，很多事情没有大小、是非之分，在考虑事物对立性的同时，还会考虑事物的统一性。中国哲学中的道家思想不但强调事物两重性方面的阴阳对立和协调，而且特别强调诸多事物中相互依存和转化的关系，即著名的“五行相生相克”理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事物的强弱是相对的，是可以互相转换的。这种观念在中文中的表现就是人称代词没有主格和宾格的区别，无论是“他打电话给我”还是“我打电话给他”，在汉语中“他”和“我”永远都是“ta”和“wo”。中国人认为“他”和“我”的位置是相对的，并且是可以转换的，没有必要在语法中用“主”或者“宾”来进行区分。 而瑞典人的眼中，主语和宾语的位置必须明确，人称代词作为主语或宾语是形式必须有所区别。例如： “他打电话给我。”瑞典语为“Han ringde mig.”，而“我打电话给他”瑞典语则为“jag ringer honom”，前句的“他”是主语，用“han”（“他”的主格），后句的“他”则是宾语，用“honom”（“他”的宾格）。 汉语和瑞典语的又一显著差异在于名词的“数”。 瑞典语与许多西方语言一样，大部分名词都有“单数”和“复数”的区别。而汉语对“数”则比较模糊，名词没有“单数”和“复数”的区别，但是在名次前却有很复杂的“量词”。比如，“一条狗”和“三条狗”都用“狗”。但是，与“狗”配套的量词却与“猫”配套的不一样。“狗”用“条”，“tiao”在中文中的意思与“bar”差不多，意思就是“条状物”（stick），叫“One tiao dog.”；“猫”用“只”，“只”在中文中的意思与“a single”差不多，意思就是“团状物”（sth、shaped like a ball），叫“One zhi cat.”。“猪”用“头”，“头”在中文中的意思从“head”而来，大概是古代经常用猪头来祭祀，叫“One tou pig.”。 瑞典语中就没有这种繁复的量词，而是把数词和量词直接连在一起用，如“一狗”、“一猫”、“一猪”。 对量词的用法，是中国人追求形式完美和瑞典人崇尚简洁明了两种审美观点在语言形式的反映。 汉语与瑞典语的另一个明显差异在于谓语动词。瑞典与有时态，不同的时间状态，动词有不同的形式。例如“我学瑞典语。”在瑞典语中就有3种形式：“我学瑞典语”（Jag lär mig svenska）、“我学过瑞典语”（Jag lärde mig svenska）、“我现在正在学习瑞典语”（Jag lär mig svenska nu）。在中文中只有一种形式，即“我学习瑞典语”，如果要特别强调时态，可以用“已经”、“正在”、“将要”等词。 瑞典人办事严谨，讲究效率，所以讲话时必须标明时间状态。中国人说话喜欢给自己留退路，所以说话就不愿把时间状态讲得太清楚。 在用否定词时，中国人和瑞典人也是有很大差别的。中国人把否定词放在位于动词前，先否定，然后再说否定什么。如“我不去。”汉语与英语的语序是一样的，而瑞典语则是“”，否定词“inte”放在位于动词的后面。这种否定词与谓语动词搭配顺序的不同，反映了中国人和瑞典人对事物否定的态度。 在用词方面，中国人的灵活和瑞典人的严谨更是形成鲜明的对照。一个中国人只要认识二、三千字就可以阅读报纸了，而瑞典人阅读报纸至少要认识5千字以上。在中文里，一个字就是一个词，字与字还可以排列组合出许许多多新的词。在瑞典语中，一个词就是一个意思，出现一个新的事物就要造一个新的词。要表示1到1万这些数字，中文只要14个字（词），而瑞典语则要用上百个词甚至更多。 中文是世界上仅存的还可以使用的象形文字，自古以来就没有语法，直到1898年，中国人才出了第一本关于中文语法的书籍。所以中国人学习自己的语言是靠“约定俗成”（established by usage）和“熟能生巧”（practice makes perfect）。所以在中国偏远的农村，很多文盲不识字，但是这却不妨碍他们用语言交流，听别人怎么说，自己也怎么说，这就是“约定俗成”。在中国历史上也产生了很多文学家和诗人，他们同样没有学过语法，但是对语言有很强的驾驭能力，所以他们可以写出灿烂的诗篇和文学巨著。这就体现了中国文化把领悟内涵作为最高境界。而瑞典文化把严格训练作为行为规范，孩子从小接受严格的语法教育，这种严格语言的训练，不但使孩子掌握了语法，而且还让孩子养成了一种表述清楚，办事严谨的习惯。 正因为如此，瑞典文的语法形式比较刻板，学习瑞典文是开始学习是比较困难，以后就不那么难了。而中文的形式比较灵活，一句话可以有几种甚至十几种表述方法，所以学习中文是一上来比较好学，但是到后来是越学越难。从这点来说，瑞典人的分析能力比较强，中国人的通融能力比较强。 文化是人和环境互动而产生的精神、物质的成果。这个总和中可以包括生活方式、价值观、知识和技术成果，以及一切经过人的改造和理解而别具人文特色的物质对象。不同的自然环境就会产生不同的文化。 中国和瑞典在各自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产生了不同文化。这种文化的差异不但表现在建筑、餐饮、语言等方面，还表现在宗教、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等等方面。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和瑞典的国土面积都很大，即便在同一个国家，各个地方的文化也是不相同的，这里所进行的比较，只是针对中国和瑞典比较常见和典型的文化现象。 当然，这些差异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各国之间的交流，正在逐步淡化。各国的文化在互相理解和宽容的基础上，也在互相学习和借鉴。我们分析差异就是为了了解差异，宽容差异，甚至欣赏差异。这样，世界才会更加和谐和美好。 参考文献：（Citations）: 1、尤金·奈达《语言、文化与翻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年； Eugene A、Nida、1993,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 2、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1年。 Samuel Huntington.，1996，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3、《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Concis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Chinese）,1986. 4、《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 Cihai(Dictionary of Chinese Idioms and Phrases),1999. 5、何宏《中外饮食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He Hong, 2006, Chinese and Foreign food culture. 6、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1年； Liu Dunzhen, 1981.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Architec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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