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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到二战期间葡萄牙在莫桑比克殖民地的棉花强制生产

 专打抄袭勾 2022-07-05 发布于天津

按:1951年后,葡萄牙政府将其非洲殖民地成为“海外省份”。因此,莫桑比克被称为“省”,尼亚萨则成了“地区”。莫桑比克解放阵线自解放战争伊始便将尼亚萨称作一个“省”。本书使用了当权政府使用的术语:例如,殖民时代称为尼亚萨地区和毛姆阿分区,独立后则称为尼亚萨省和毛姆阿地区。有时,其他术语会在括号内标出。

西班牙内战(1936年至1939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至1945年)刺激了以前依赖农业的葡萄牙经济。因此,葡萄牙能够减少进口,发展替代工业并增加出口。传统的小型产业(如纺织业)和寡头垄断产业(如烟草、造船和化肥业)增长的特别迅猛。然而,虽然经济情况正在好转,在1936年,进口到葡萄牙的所有棉花产品种,仍有只有22.7%来自殖民地,其余的都来自外国。在莫桑比克,虽然所有农村居民都有义务种植棉花,但在估算劳动力(390万)中,只有80,000至100,000人真的在种棉花。

为了辅助葡萄牙的经济增长,需要对棉花种植产业采取更强力的政策。政府意识到,它需要与私营公司一起执行一项政策,因为它自己缺乏管理广大殖民领地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单靠政府无法迫使非洲农民去种植棉花满足现有的需求程度。因此,政府于1938年成立了殖民地棉花出口委员会(Junta de Exportação de Algodão Colonial,缩写:JEAC),它代表着农业部,负责棉花增产与垄断棉花产业(从生产到销售)的任务。首先,殖民地棉花出口委员会将会把适合棉花生长的地区分配给几家私营公司。这一举措将之前不受殖民政权控制的领地纳入了经济系统,从而形成了“棉花前线”。

这里就涉及到原先说过的“法团主义”(驳小分流论第四则:法团主义的宪制稳定意义)的内容,Fascism实质上是帝国主义的变种,而非什么单纯的民粹或者扩张主义,因为如果说民粹,鲜挣本身就是最大的民粹;如果说扩张,英法美都是头号扩张主义者,这显然是不成立的,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杂糅,即便在轴心国集团里也不具有严谨的共性,德意日三国的法团主义虽然都是主导,但是各个国家的阶段、处境都不同,所以具体的意图和手段也都大不相同,没办法真正统一起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这一原则对葡萄牙来说同样适用。葡萄牙处的阶段其实和一般意义上的殖民扩张、重商主义接近;外部环境上看处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夹缝之中,所以得到暂时的喘息,因此搞了一种藉由战争外部环境支撑的自由主义经贸背景下的垄断资本扩张。之所以没有受到英国商品的倾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英国忙于二战,主要的资金都用来购置军火和提升战争军需产能了,外部殖民地与本土之间的原料-成品联系受到严重威胁,所以才放缓了对葡萄牙市场的控制,而萨拉查又是一个经济学教授出身的dictator,更是在不破坏“自由贸易”机制背景下去发展本国产业了。

葡萄牙的外债很多,但是1910到1924年间葡萄牙的棉花进口量更多,甚至达到了外债的200%,这种增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一战期间葡萄牙纺织工业的迅猛增长。棉纺在这一时期增长了5倍,但是葡萄牙的外汇又因为这种急速的出超而迅速下降,葡萄牙的货币也难以保持对英镑的稳定汇率,出现暴跌,这使得葡萄牙政府偿还债务变得更加困难。所以葡萄牙出于发展自身经济和减轻债务压力的动机,开始在殖民地效仿比利时在刚果(利奥波德维尔)的实验,大量种植棉花,搞内循环。这和英国在印度大种棉花是一样的,只不过葡萄牙的共和葛明并不成功,所以把自己的克伦威尔时代与英印原料产地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结合在一起了,原料生产必须低关税才能降低国内纺织业的成本,在国际市场上才更有竞争力,纳税人缴税缴的多,财政最后还亏空也更容易。

莫桑比克北部被指定为棉花的主要种植区之一,特别受到棉花强制种植政策的影响。该地区以前基本上没有受到殖民政权的影响,但现在有一半多的土地都被棉花公司占据着。然而,这些公司并没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他们要遵从“经济国有化”的规则,并受殖民地棉花出口委员会控制。它们被施压了,被要求优先种植棉花,在出口棉花之前,它们也要先得到政府的批准。此外,它们只被允许出口到葡萄牙。与农业部不同,殖民地棉花出口委员会能够直接干预棉花种植。殖民地棉花出口委员会与棉花公司、殖民当局和基督教教会一起“鼓舞”非洲农民种植棉花。

这种指定出口与克伦威尔在《航海条例》里的反自贸原则是一样的,公司是可以牟利的,但是这些公司只能提供葡萄牙国内所需要的订货,市场是充分的,但是销售没有自由,这就是典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模式,和凯恩斯-罗斯福的新政自由主义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不要被Fascism这个词汇迷惑了,意大利的很多学者和鼓吹者都将这种主义视作法团的强化,说到底就是对垄断资本利益的强调,只不过为了达成更高效的发展,国家和资本之间出现了互相让利让权,以建立高效体制的特点。殖民地棉花出口委员会看似是一个严格限制棉花公司的统筹协调机构,但它代表的是葡萄牙本土的棉纺业资本的利益,本质上是垄断资本要求国家直接干预生产的产物。而殖民当局和教会的地位反倒边缘化了,这也是葡萄牙中央当局借助资本统制对殖民地加强集权的一个过程。

在没有这些资本化运作的棉花生产之前,莫桑比克的农村实际上是处于完全封建的管理模式,这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教会对于当地的农业的封建租佃式盘剥;第二,当地的酋长与殖民当局的合作,使得两者的关系与其说是殖民地,毋宁说是羁縻。根本不存在确切的殖民管理。虽然里斯本对殖民当局的控制加强了,但与此同时,殖民当局对莫桑比克基层社会的控制也得以加强。

1933年与1938年的政府法令加强了行政岗区主管的权力,他们被赋予了惩罚那些并没有受到“鼓舞”的人的权力。换言之,它使棉花强制种植合法化了。在莫桑比克村庄实施的棉花强制种植政策不仅提升了棉花产量,还积累了更多的资本,使得政府能够建立一个囊括所有农民的体制。每个农民都必须携带一张卡片,记录着名字、地址、土地规模和类型、种子质量、除草频率与棉花产量。行政系统不发达、缺乏居民登记资料和几乎不存在的货币经济,上述种种问题都通过这个办法一并解决了。

这种集体工程或者统制经济发展对于基层信息的垄断与控制,也使得素来缺乏政治集权历史的西方人误以为这是集权的一种基本形式,在卡尔.魏特夫的“治水专制主义”中体现得最明显,但实际上,两者都是集权,只不过一个走的是金融路子,另一个走的是政治路子。

二战爆发后,由于美国和亚洲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全球市场的棉花供应迅速减少。国际棉花价格上涨导致全球棉纺织品的供应不足。这种情况为葡萄牙改善国际贸易平衡和刺激经济提供了机会;因此,确保廉价棉花供应已经成了一项紧迫的国家政策。为了帮助系统化莫桑比克的棉花产业,萨拉查将贝滕古尔(Bettencourt)任命为莫桑比克总督。

贝滕古尔毫不犹豫地使用最具压迫性的措施促进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并在1944年的一份机密通告中发布了以下声明:

只要列强们专注于战争,无论我们的行为在国际劳工制度下是多么的暴虐,我们都应该会永远免于任何批评 。

这一评论不仅暗示了葡萄牙因为其殖民政策将保护莫桑比克人民权利方面放在了次要位置,而关注国际社会对其殖民政策的批评。它也表明了葡萄牙殖民政权的主要特征是剥削劳工和对国际舆论(特别是英国舆论)的敏感性。贝滕古尔没有考虑过土地是否适合种植棉花,就采用了所谓的“暴虐劳动体制”,即逼迫农民在非洲警察(即希派警察)和棉花公司田间指导员的监视下种植棉花。殖民当局再次试图利用“传统权威”,如雷古洛酋长和酋长们来迫使农民合作。

行政岗区首长会命令雷古洛酋长去召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所有居民,并强迫他们在希派警察监视下在社区棉花田工作。那些拒绝服从的人会被投入行政岗区的监狱之中。由于棉花种植需要每年花费150个工作日以上,因此棉花田对劳动力有着巨大的需求,结果就是农民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作物,最终导致了饥荒和社会焦虑。

殖民当局被迫实施一种耕作制度,在指定给每户的固定面积田地上种植棉花,并按照棉花产量付款。1940年,新总督允许棉花公司雇佣监工(Capatazs),来密切监督每户的棉花种植情况。另一个战略1942年引入的取代了棚屋税的人头税,新税增加劳工数量并让妇女也加入了劳动力大军。因此,莫桑比克的棉花产量从1940年的20,464吨增长到了1941年的51,007吨,满足了本土超过40%的需求。1943年,殖民地棉花满足了90%的本土需求,1942年后,殖民地棉花产量超过了本土的需求。1933年到1945年间,葡萄牙制造业的年增长额达到4.4%以上。这基本实现了萨拉查的目标。

考虑到当时纺织工业的情况,在这种繁荣的背后显然是莫桑比克人民遭受的巨大痛苦。棉花政策使得殖民国家能够以武力控制非洲农民的生活,但随着土著居民对殖民政权和特许公司施加在他们身上的骚扰(如殴打、折磨、性虐待和监禁)感到越来越诅丧,这一政策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土著妇女也从粮食改种棉花,粮食短缺因此经常发生。当意识到现有制度日益制造更多麻烦时,殖民政府开始通过让传统权威人物担任雷古洛酋长和酋长、并赋予他们管理棉花生产的任务,以此来操控殖民地的社会系统。即便如此,雷古洛酋长和酋长也没有获得完整的权力,希派警察和棉花公司田间指导员仍然拥有着部分权力。

1944年,当局出台了一条新法律,重组了现行系统,并确定了行政机构助理(如雷古洛酋长、希派警察和口译员)的责任。在农村地区,雷古洛酋长的角色是“葡萄牙干预的工具”,他们会因此获得一定比例的税款和棉花销售收入作为回报。以前被视为是传统权威的雷古洛酋长,现在实际上成为了行政管理承包商,并脱离了自己的人民。每一名低级行政官员,如行政岗区首长,对待传统权威人物的方式各不相同,那些被指定为雷古洛酋长和酋长的人与当地社区的关系也因地区而异。然而,殖民政府并没有尝试去理解这些差异和不同的细微差别。阿尔代达(Aldeida)在1940年位于里斯本召开的殖民大会(Congresso Colonial)上解释道,“雷古洛酋长”一词并不存在于葡萄牙社会,因为它的意思是“一个部落的领袖”,只有在殖民地才有意义。

这里涉及到很多莫桑比克刚刚沦为殖民地到工业革命之前的历史,详细的可以参考葡属东非的慢性自杀——莫桑比克的普拉佐制度的消亡等篇。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被殖民政府认定为是一个“部落”的领袖的“雷古洛酋长”,并不是当地社区承认的“传统领袖”,因为那些反抗殖民占领的合法传统领袖早就被赶出村庄了。那些殖民政权的“合作者”则被选上了。此外,作为一种抵抗形式,非洲群体有时会在殖民政府面前将奴隶或是奴隶出身的人伪装成“传统领袖”。各种殖民规则的引入和应用打乱了非洲群体领导人的排序制度,因为殖民政权决定权力排序的标准是群体的规模,因此雷古洛酋长位于权力顶部,次一级的是定居群酋长(chefes de grupo de povoação),最下级的是定居地酋长(chefes de povoação)。

群体的传统权力排序是根据诸如群体在该地定居时间,或是氏族原来的排序等因素而决定的,群体的规模不属于其中。殖民政权引入的新排序制度新制造了许多酋长,但他们在传统权力排序上是要高于那些被指定为雷古洛酋长的人的。雷古洛酋长、酋长与群体其他成员间的关系被这一体系的引入弄乱了。如前所述,莫桑比克农民会起义反抗压迫和干涉,虽然他们的抵抗活动在1920年军事控制结束之后规模有限。殖民政权处决了领导武装反抗的“合法传统”领袖,并干预了继承者的挑选,导致了一些群体的分裂与削弱。此外,对“传统权威”的操纵破坏了其合法性和领导权威。由于缺乏领袖权威,普通人的反抗又返回到了日常抗争与逃亡。

根据英国保护领记录和统计数字,许多非洲人从莫桑比克迁移至邻近的英属尼亚萨兰保护领。虽然数据并不是完全准确的,但趋势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南非的莫桑比克“移民工人”的数量从1939年的80,000人增至1941年的105,000人,至1945年已经增至137,000人。同样,南罗德西亚的“移民工人”从1940年的68,000人增至1944年的93,000人。来自莫桑比克的移民工人肯定要比来自同属英国保护领,与南罗德西亚为邻的北罗德西亚或尼亚萨兰的移民工人要多。在坦噶尼喀南部,剑麻种植园的半数工人来自莫桑比克。

注:坦噶尼喀领有维多利亚、坦噶尼喀等湖部分水域。1856年沿岸为桑给巴尔苏丹国的一部分。1870年尼亚姆韦济人建立国家。1884年起逐步被德国控制,1890年英、德两国订约后,沦为德国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英国委任统治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改为英托管地。1961年宣告独立,次年改为共和国。1964年同桑给巴尔组成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1930年至1948年间,坦噶尼喀南部的马胡瓦人纳税人口翻了一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去往英国保护领的移民人口有所增加,不仅是由于莫桑比克殖民政权的压迫,也是由于英国保护领需要工人来支持当地的经济增长。这些数字代表了殖民政府收集的移民工人的官方数据。移民到英国保护领的人口实际上可能更多。

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是拒绝成为殖民政权陪衬的传统权威人物,带领着他们的群体一起移民,当他们不是群体领袖时,便是带着“家庭单位”一起移民。与此同时,个人移民的数量增加也被记录在案。莫桑比克人流入英国保护领得到了莫桑比克殖民政府的强烈关注。远离边界的人们逃向了那些未被殖民政权充分开发的地区。例如,毛姆阿(Maúa)分区的许多村庄迁至了未受殖民政权影响的毛姆阿北部。这些类型的“逃亡抵抗”被殖民政权截断了。最后,对剩下的非洲人来说,唯一的抵抗手段就是用歌曲、舞蹈和宗教来表达他们的愤怒与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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