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敦煌居民的基因结构

颐源书屋 2022-07-05 发布于云南

展开全文

所在位置

佛爷庙湾墓地位于甘肃省敦煌市，年代处于魏晋至南北朝时期。历史上河西走廊一直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曾产生过灿烂辉煌的敦煌文化，是汉唐丝绸之路文化的一个代表。

一直以来，学界都对该地区这一时期的人群结构不是很清楚。为此复旦大学研究团队，分析了佛爷庙湾墓地的34个样本的Y 染色体SNP和整个线粒体基因组。发现：汉藏谱系为主（Oα-M117，25%；Oβ-F46，18.75%），部分北亚谱系（N北- F1206, 18.75%) 和可能来自东亚南部的轻微影响 (O1b1a2-Page59, 6.25%; O1b1a1-PK4, 3.13%)。母系包含东亚北部（A，4.17%；CZ，16.67%；D，20.83%；G，4.17%；M9，4.17%），东亚南部（B，12.51%；F， 20.83%) 和欧亚西部 (H, 4.17%; J, 4.17%) 相关谱系。

表明佛爷庙湾人群的多样性比较高，有着复杂的人群混合史。尽管这一时期中原传统政权已放弃对河西走廊的控制，并且当地的统治力量非汉人占优。但当地居民仍然受汉文化的强烈影响。

佛爷庙湾墓地日用陶器

早在战国时期，河西走廊居住着各种游牧民族，历史上称为月氏、乌孙和匈奴。到了汉朝，统治者把人口调动作为加强对土地控制的手段，是汉朝重要的征服策略。如司马迁《史记·樗里子传》中记载，公元前330年秦军占领曲沃（中国河南灵宝市），当地人被逐出家乡。取而代之的是秦民。汉朝政府继续以人口为基础逐步控制河西走廊。采取一系列政策，隔离位于蒙古草原的匈奴和河湟河谷的羌人，并与打通与西域联系。沿着河西走廊周边设武威县、张掖县、酒泉县、敦煌县。根据史料和出土的竹简，从黄河中下游流域（即洪农县、河内县、汝南县、巨鹿县、颍川县等）迁移了大量人口。最近另一项对黑水国河西走廊中游人群的研究，通过对该地区个体的 Y 染色体和 mtDNA的分析，也佐证了这个转变，表明大多数黑水国男性来自黄河中下游地区，而女性主要是本地人。

同时，当地的考古文化特征也表明，黑水国人群继承了中原传统。个体的大规模迁移不仅影响了河西原族群的遗传结构，也导致了当地生活方式的改变。

公元三世纪汉朝灭亡后，中国古代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占据中原传统统治势力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河西走廊；当地新兴的势力成为了主导。该地区经历了多次朝代更替，从前梁到西秦、后梁、北凉, 南凉和西凉朝代。各少数民族还建立了西秦政权，鲜卑人建立了南凉，氐族和卢水胡建立了后凉和北凉。晋朝垮台后，政权更迭和战争司空见惯，尤其是在中国朝代和游牧政体经常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因此，整个河西走廊以西发生了复杂的人口流动。

出土的铜镜

然而，佛爷庙湾——新店台墓群的考古文化研究支持汉族起源假说。敦煌乌东县佛爷庙湾墓群（位于以佛教壁画闻名的世界遗产莫高窟北侧。该墓群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曹魏时期（公元220-280年），并且使用了大约600年。这使得佛爷庙湾几乎完美地覆盖了曹魏至隋唐时期。墓形和随葬品暗示了佛爷庙湾遗址的文化内核，继续坚持汉族传统。例如，许多日常使用的陶器）和铜镜在佛爷庙湾墓葬中发现了典型的汉族风格。

佛爷庙湾墓地数据详情

从基因分析，结果32 个佛爷庙湾个体中总共 20 个不同的 Y 染色体亚单倍群。父系单倍群分布显示为：Oα-M117 (25%), Oβ-F46 (18.75%), N-F1206 (18.75%), O-M188 (6.25%), O-F444 , F46- (6.25 %)、O1b1a2-page59 (6.25%)、Q-M120 (6.25%)、C-F1144 (6.25%)、N-F2930 (3.13%) 和 O1b1a1-PK4 (3.13%)。另外一点，在佛爷庙湾人群中未检测到占汉族约14%的单倍群Oγ-IMS-JST002611，这表明佛爷庙湾父系基因库与汉族有些不同。

母系方面：单倍群D (20.83%)、F (20.83%)、CZ (16.67%) 和 B (12.5%) 比例偏高。单倍群 A (4.17%)、G (4.17%) 和 M9 (4.17%)比例偏低。值得注意的是，单倍群D4在佛爷湾人群中的出现频率最高（16.67%），可进一步分为亚进化枝D4*、D4b2b*和D4h1*。

佛爷庙湾Y-DNA类型

佛爷庙湾mtDNA类型

同时，检测到少量来自欧亚西部的单倍群H（4.17%）和J（4.17%）。其中，单倍群 H 在新疆且末县的加瓦艾日克墓地中也有发现，但在欧亚大陆西部更为常见。单倍群 J 古代新疆墓葬中鲜有发现，在欧洲的频率适中。这揭示了佛爷庙湾人群受到西域人群的影响。

佛爷庙湾墓地Y单倍群频率PCA

佛爷庙湾墓地mtDNA单倍群频率PCA

佛爷庙湾人群的饮食结构与黑水国汉代的农业人群有显着差异。并且更接近于游牧民族观察到的古饮食模式。考古发现，如河西走廊出土的可追溯到曹魏和十六国时期的彩绘壁画，通过显示非汉族习俗的盛行来支持我们的结果。其他记录的习俗也反映了来自胡人的影响。发型、服饰、风俗习惯和五官特征表明，该人群属于不同的民族来源，如氐族、羌族、鲜卑族和其他非汉族。

历史记载进一步说明了，曹魏时期河西走廊的多民族性质。这时该地区包括汉、氐、羌、河西鲜卑(秃发鲜卑，乙弗鲜卑，意云鲜卑等)，卢水胡，西域胡和屠各胡。汉朝时，汉、羌、氐已在河西走廊定居。吐蕃鲜卑后来成为河西鲜卑中最强大的力量之一。他们于公元219-256年从阴山迁徙到河西走廊，建立了吐蕃乌古统治下的南梁秃发乌孤（公元397年。在鼎盛时期，吐蕃鲜卑控制了中国西北的大部分地区。汉魏时期，泸水胡沿河西走廊定居，于公元397年建立北凉。这个民族非常复杂，可能有匈奴、小月氏，义渠，杂胡，西戎或赀虏联系。三国时期，西域胡人也分布在河西走廊。敦煌写本(敦煌文书)记载了汉族与胡族通婚的情况。敦煌出土的《粟特书信》表明，这一时期有相当数量的粟特商人从撒马尔罕迁徙而来。在佛爷庙湾母系基因库中发现的欧亚西部单倍群可能为这些文献提供了佐证。这些民族在敦煌生活和通婚，强烈地影响了河西走廊的人口历史。

总之发现，尽管佛爷庙湾和中原遗址的考古文化具有相似性，但佛爷庙湾人群的遗传结构和饮食结构与汉族人群存在显着差异。这表明佛爷庙湾的考古文化与民族并不一致。然而，尽管这一时期朝代政府逐渐放弃了对河西走廊的控制，各种非汉民族建立的区域政治力量成为河西历史的主导因素，但汉文化因素仍然对佛爷庙湾人群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佛爷庙湾的砖墓画像欣赏

敦煌画像砖墓与嘉峪关、酒泉的不同点是：其一：前者以墓葬照墙为施画区域兼及内室，而后者以墓室四壁为施画区域；其二是前者以神龛灵兽及历史故事为主，而后者以生活和生产的场景为主。他们的共同点是二者均饰以复杂的仿木构彩绘砖雕，以象征高坞深堡的庄园门阙。从砖画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的民间绘画的技艺以达到相当纯熟和普及，也反映出敦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受到各种宗教文化的影响而非常的活跃。这也为佛教文化的发展与敦煌莫高窟的产生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