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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6月的一天，在冀鲁豫军区的驻地，发生了这样的一幕—— 这天清晨，驻地附近一户僻静的农家小院里，突然闯进了几名身形精干的八路军战士，将住在屋里的4个人团团围了起来，领头的八路军干部一挥手：“全部绑了！” 见八路军战士如狼似虎地扑上来，这4个人如梦初醒，用结结巴巴地汉语叫喊道：“八路军优待俘虏！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们！我要见你们的长官！” 八路军干部冷笑一声：“别装了，你们的身份已经暴露了，先把自己的问题交代清楚吧！” 直到这时，这4个人才发现，在八路军战士们的背后，还站着一名穿着八路军军服，身形气质却毫不相同的人。 当他们看清这个人的面孔时，脸上的慌张瞬间变成了咬牙切齿的凶狠。为首的一人声嘶力竭地叫嚷着：“福井，你这大日本帝国的叛徒！” ...... 随着这4人的落网，冀鲁豫军区的“日寇大木、西山间谍案”也就正式划上了句号。 这一案件虽然并不知名，也没有造成什么危害。但在抗日战争的历史上，它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它表明，“优待俘虏政策”，这颗毛主席亲手播下的种子，已经迎来了开花结果的时刻。 这起案件有什么来龙去脉？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博弈？ 今天，衔笔就来讲讲这段故事。 看更多历史故事，欢迎关注@衔笔书史  陈伯钧将军 1938年1月11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上，刊登了359旅旅长陈伯钧撰写的《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 在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这段话在八路军各部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风波，甚至有指挥员专门找到正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陈伯钧，质问道：“连日寇都要优待，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八路军指战员的愤怒可以理解——在八路军踏上抗日战场之初，也是严格执行了俘虏纪律的，但他们所付出的，却是惨痛不已的代价。  平型关大捷绘画 1937年9月25日傍晚，平型关下的硝烟刚刚散去，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八路军战士们，已经开始忙着打扫战场，收集清点缴获的战利品了。 在打扫战场的过程中，一位营长发现了一个奄奄一息的日军，便俯身将他背了起来，想要将他送到急救站进行救治。 然而，正当这位营长吃力地顺着山坡向上攀登时，他的耳部却传来了一股剧烈的疼痛——这个捡回一条命的日军，居然将救命恩人的耳朵咬掉了！ 不仅如此，115师的一名小通信员，更是在为重伤的日军包扎伤口时，被日军突然袭击，死在了日军的刺刀下。 正所谓“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就连孔夫子都提倡以牙还牙，更不用说原本就对日寇恨之入骨的八路军了。 因此，在平型关大捷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八路军战士之间形成了一个默契：只有死鬼子，才是好鬼子！ 在这种情况下，也就难怪陈伯钧的这篇文章，会引起八路军指战员如此大的情绪了。 面对同志们的质疑，陈伯钧连连喊冤：“这段话可不是我写的，是毛主席亲自加上去的！” 听完陈伯钧的辩解，八路军指战员们都一头雾水：毛主席究竟想做什么呢？  抗战初期的毛主席 连八路军指战员都搞不懂毛主席的意图，那日军就更想不明白了。 不过，他们倒是琢磨出了一个自以为巧妙的主意：你们不是优待俘虏吗？那就别怪我们浑水摸鱼了。 自从日本军国主义将中国视为侵略目标的那一刻起，日军的情报机构，就开始通过各种手段，一刻不停地收集各种情报，甚至连蒋介石身边，都渗透进了日军间谍。 然而，在日军庞大的情报网中，有一支军队被他们长久地忽视了，那就是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 在日军看来，当时扎根在陕北的工农红军，只不过是一股微不足道的力量，搜集他们的情报，简直是浪费资源。 即便当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后，正式开赴抗日战场后，八路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没有真正引起日军的重视。直到1939年秋天，主管情报搜集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第二课中，甚至都没有专门负责共产党方面情报的参谋人员。  百团大战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士气 1940年8月20日，狂妄的日军终于吃到了苦头——这一天晚上，数十万八路军将士在华北四处出击，打得日军鬼哭狼嚎，“百团大战”就此成为八路军抗战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面对仿佛从地下冒出来的八路军，日军彻底懵了：他们究竟有多少兵力？他们的指挥部在哪里？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毫不夸张地说，在当时的日军情报机构中，能准确回答这一系列问题的，可能一个都没有。 为了弥补情报网络上的这个大窟窿，从1941年开始，华北日军成立了一系列针对八路军的情报机构，将搜集八路军情报当成了他们的首要任务之一。 虽然建立起了机构，但日军很快又遇到了一个更要命的问题：他们压根找不到情报来源！ 在日军以往的经验中，只要舍得花钱，就总能找到出卖情报的汉奸。然而，这条经验在八路军身上却失灵了—— 原因很简单，之前日军面对的国民党中央军在明处，有众多渠道可以进行接触。而八路军却在暗处，连找都找不到，就更不用提收买的事情了。 再加上八路军内部严格的保密规定，即便日军能碰巧遇到一个半个意志不坚定的八路军，他也接触不到核心的军事情报，起不到什么大作用。  思来想去，日军发现，摆在他们面前的只剩下一条路——派间谍。 为了打入八路军内部，日军可谓绞尽脑汁。他们不仅招募了许多汉奸，还专门开办了培训学校，从身份背景的伪装，到加入八路军后如何获取信任，甚至连如何入党都写进了教材里。 日军这一通操作虽然“猛如虎”，但取得的成果却乏善可陈。日军情报官员曾经无奈地表示，这些招募来的汉奸，“对中共完全没有认识，而且间谍本身的素质也很低......查验目标和侦谍成果的地方，有三分之二被架空了......” 被情报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的日军，终于想出了一个貌似可行的办法——诈降。 从这一点就能看出，难怪《三国演义》在日本的人气居高不下，他们真的是把它当兵书来看啊。  日本画家笔下的“关羽过五关” 在日军看来，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是一个巨大的漏洞。利用这个漏洞，他们便可以将精锐的日本间谍，安插到八路军的心脏地带中去。 于是，各种各样的日军间谍，就这样粉墨登场了—— 1943年6月初，冀鲁豫军区一支下属部队的驻地里，突然出现了4个举着小白旗的日本兵。 这4个日本兵声称，他们已经厌倦了战争，知道八路军优待俘虏，便主动开了小差，跑过来投降了。 在今天看来，这个借口着实有些拙劣，但在当时，却是很有说服力的：到了抗战后期，日军的后勤补给能力已经到达了极限，缺吃少穿成了非常普遍的现象。 在许多八路军敌后工作者的回忆中，当时许多地区的日军，每天只吃两顿饭，主食也只有一小碗，根本吃不饱，甚至出现了日军向伪军讨钱花的现象。 而根据八路军总政治部《关于日本俘虏优待办法的规定》，日军战俘的伙食标准要比八路军战士高一倍，衣被鞋袜按需优先供应，连津贴都按照八路军连级干部标准发放。 在很多八路军战士看来，有吃有穿又有钱，日军前来投降，简直不要太合理。  抗战后期投降的日军 明显比抗战前期瘦弱许多 在经过部队的初步审查后，这4名日本兵便被送到了冀鲁豫军区总部，准备对其开展进一步审查和教育。 面对保卫干部的审查，这4名日本兵表现得非常配合，主动汇报了自己的身份和履历。 按照他们的说法，策划这次投降行动的两个头目，分别叫做大木和西山，曾是日军驻菏泽宪兵队的军曹，而跟着他们一起来的胜田、铃川二人，则是普通的日本士兵。 他们还非常诚恳地表示，一定要好好地接受教育，希望为阻止战争而出力。 虽然这几个日本兵看上去非常积极，但经验丰富的保卫干部却发现了一点不和谐的因素——大木和西山之间的关系似乎不太好，不仅经常争吵，还曾分别找八路军干部告状，说对方的身份可疑，一定要加强审查。 开小差这种行为，放在任何一支军队中，都是不可容忍的行为。特别是在以高压管理为自豪的日军中，逃兵一旦被发现，基本上都是掉脑袋的下场。 两个关系不好的人，为什么会一起策划如此高风险的行动呢？ 保卫干部很快将这一疑点上报给了军区敌工部，敌工部则又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并建议对这4个人加强看管、严格审查。  杨得志将军 杨得志听完敌工部长的汇报后，说道：“如果他们真有问题的话，怕是审不出来哟！” 敌工部长也是个急性子，说道：“那就把他们关起来，查不清楚就不放！” 杨得志摆摆手：“那怎么行？政策还是要讲的嘛。你先回去，过几天，我给你请一位帮手来！” 几天后，敌工部长领着一名日本人，来到了大木等人居住的地方，笑着说道：“这位是福井，是我们几天前被我们俘虏的，就和你们安排在一起住，也好互相帮助嘛！” 敌工部长话刚说完，福井便忙不迭地向大木等人鞠躬问好，表示自己已经听说了他们弃暗投明的故事，一定要向他们学习。 福井这一番“马屁”，拍得大木等人十分受用，便摆出前辈的架子，让福井做这做那，忙得团团转。 然而，大木等人不知道的是，福井虽然的确是几天之前才到冀鲁豫军区的，但他的来处却不是日军军队，而是延安宝塔山下的一个特殊机构——延安日本工农学校。  日本工农学校 1939年冬天，正在苏联治疗臂伤的周恩来，遇到日本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野坂参三。 在交谈中，周恩来向野坂参三讲述了八路军的情况，也介绍了八路军优待和教育俘虏的相关政策。 听完周恩来的介绍后，野坂参三十分感叹，说道：“对日本军队的俘虏进行革命教育，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他当即向周恩来提出，希望能到延安去看一看。 1940年3月，野坂参三与周恩来一起回到了延安，并受到了毛主席的多次接见。 在与毛主席的交流中，野坂参三提出，如果在延安能够建立一所战俘学校，对日军俘虏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他们便能够在反战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野坂参三的提议，与毛主席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在1941年5月15日，由毛主席亲自定名、野坂参三出任校长的日本工农学校便正式成立了。  野坂参三在延安 这所学校的学员，都是八路军各部送到延安的战俘。进入学校之前，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手上都沾染了中国军民的鲜血，思想态度也相当顽固，甚至还有人闹着要自杀。 为了消解这些俘虏的敌对情绪，让他们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工农学校的教员们没有采用简单的宣讲方式，而是提出诸如“为什么日本要发起战争”、“为什么日本工人不停工作却依然受穷”之类的问题，引导着这些战俘们开展互相讨论。 在教员们循循善诱地教育下，这些原本思想顽固的战俘们慢慢发生了变化，认清了这场战争的本质。一位日军战俘曾经这样愤怒地控诉日本政府，“（他们）欺骗我们到中国来打仗，说中国风景好，去中国等于免费旅游。到了中国，到处是战火，还随时有被消灭的危险！” 思想转变了，行动自然就跟上去了，从工农学校毕业后，许多日本战俘便主动要求参加八路军，为自己之前的罪恶行动赎罪。 福井，便是这些“日本八路”中的一员。  在延安表演反战话剧的日本战俘 在与大木等人相处了一段时间后，福井来到敌工部，非常认真地表示：“这4个人都有问题！” 根据福井的描述，这4个人常常以散步、打球等名义，到军区机要科等涉密部门附近转悠，还曾偷偷对福井讲，附近的伪军部队对日本人更好，不仅发钱，还给他们找“花姑娘”。 不仅如此，这4个人还常常在晚上支开福井，到屋外去活动，表面上是唱歌聊天，实际上却常常窃窃私语，生怕福井听见谈话内容。 听完福井的反映，敌工部长心里有了底，在向杨得志司令员汇报过后，才有了本文开头的那次行动。 有了福井的指证，审讯工作变得顺利了许多。没过多久，这4个日本间谍就招了供——这个所谓的“西山”，原名叫川上富，是日本国内的一名“金牌间谍”，曾经在加拿大等地执行过多次任务，为日军窃取了许多重要情报。 为了打入八路军内部，日军专门将川上富调到华北，并派了北平宪兵队特高课主任大木等3名间谍来配合他潜伏。 在他们原本的计划中，川上富之所以要与大木装作不和，就是为了大木的身份一旦被怀疑，川上富便可以出来指控大木，以此获得八路军的进一步信任。 这个带有“双保险”的潜伏计划，不可谓不周密，然而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最终还是栽在了他们曾经的“自己人”手中。 圆圈中为“日本八路”宫川英男 1945年在日军扫荡中牺牲 根据史料记载，到抗战胜利时为止，从日本工农学校中走出了大约500名像福井一样的“日本八路”，活跃在对敌宣传的各个战场，其中有36人，更是牺牲在了中国的土地上。 俗话说得好，“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正是因为毛主席的优待俘虏政策，八路军才能依靠攻心战分化和瓦解敌军，为抗战的全面胜利增添上了一枚重重的砝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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