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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俄乌冲突开始以来，最开心的就要属美国的军工巨头了。 前线死伤人数暴涨，这些企业的股价也跟着暴涨，半年以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股价涨幅高达35%，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股价上涨27%，雷神公司的股价上涨14.5%。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当这些军工巨头风生水起时，它们背后那些隐秘、低调的实验室也浮出水面，从幕后走到前台。 比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臭鼬工厂”，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臭鼬工厂”是一个聚集了大量高端人才的“创新实验室”，成立80年以来， 孵化出了许多著名战斗机，比如全球首款完全以隐形技术设计的F-117“夜鹰”、世界上唯一一种已服役的舰载第五代战斗机F-35“闪电Ⅱ”、第五代战斗机中的王者F-22“猛禽”等等…… 这座实验室的规模也急剧扩张，从最开始只有23名设计工程师发展到如今的45000人，占整个洛·马公司人数的三分之一。 
在研发出先进产品的同时，臭鼬工厂还孕育出了沿用至今的一套黄金管理法则， 其核心理念为： 项目经理权责集中、项目办公室高效精简、项目团队人少力强、 设计发布灵活性强、报告能少则少、成本评审详尽及时、谨慎选择承包商、检验系统统一规范、承包商承担测试、提前制定硬件规范、项目资金及时到位、承包商与军方相互信任、保密安全措施得当、按效率和质量进行激励。 后来，许多大企业精英部门或者高精尖核心实验室都参照过臭鼬工厂的这种管理模式，比如施乐的Polo Alto实验室、美国AT&T的贝尔实验室，“曼哈顿计划”、IBM的IBM“深蓝”项目”、BMW的“i项目”、苹果公司Macintosh电脑，等等。 贝尔实验室在其中最为知名。 自诞生以来，共获得了30000多项专利， 像晶体管、激光器、太阳能电池、发光二极管、数字交换机、通信卫星、电子数字计算机、C语言、UNIX操作系统、蜂窝移动通信设备、长途电视传送、仿真语言、有声电影、立体声录音，以及通信网这些重大发明，都是出自于此。 
一波又一波核心技术和尖端科技在商业和军用体系中源源不绝被孵化。由于他们的存在，美国经济不断地被注入活力。 可以这么说，如果美国的科技创新体系只有DARPA，而没有这些实验室的话，许多技术是不可能问世的。 在如今科技主导的时代，这类实验室的存在，显得越来越重要。 那么这时人们就好奇，中国有没有类似的机构或组织呢？ 答案是，有的。 而且这个组织，其实并不低调神秘。 它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默默地在发挥着它的作用，随着这些年来的改革，这里发挥的影响力开始变得越来越大。 01 时间回到2000年。 这一年 ，32岁的计算机所研究员胡伟武被 中科 院派下一个大任务，那就是承担研发CPU的课题，地点定在中科院计算所八楼，项目取名为“龙芯”。 在连续奋战长达一年后，胡伟武和团队在2001年8月研发出了中国第一块自主研发的通用CPU芯片——龙芯1号。 当时国人对国产芯片还是抱以谨慎且悲观的态度，但20多年来，这里相继诞生一款又一款自主芯片，直到最近又推出了中国首款采用自主指令系统LoongArch的处理器芯片——龙芯3A5000，成为国产CPU芯片“全村的希望”。 而就在龙芯1号发布的同一年，胡伟武发现中国科技大学一位学生《星际争霸》打得不错，他认为这能和科研触类旁通，于是便将他招为研究生。 这个学生的名字，叫陈云霁。 
接下来几年，陈云霁跟随胡伟武研究员完成了硕博连读。毕业后，留在了计算所。25岁时，陈云霁成为8核龙芯3号的主架构师。 陈云霁还有个弟弟，名叫陈天石。2010年毕业后，他来到中科院计算机所工作，主攻人工智能。 兄弟俩一个学芯片，一个学人工智能，2015年，他们合力研发出世界首款“深度学习专用处理器原型芯片”。一年之后，寒武纪成立，也就是我们后来熟知的AI芯片独角兽。 当然，创业意味着需要融资。天使轮时，两兄弟见了20多位投资人，拿到3个投资。其中一位来自于中科系的“师兄”——刘庆峰。 刘庆峰是陈天石中科大91级校友，同样是一位创业者，他的产品如今已无处不在，名叫科大讯飞。 
如今，科大讯飞已在中文语音技术市场占有70%的份额，国际上也在不断蚕食微软、谷歌等顶尖科技公司的市场份额，2021年在NIST多语种识别比赛上拿下22项世界第一。 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AIoT）的发展，语音交互成为日渐重要的入口，智能语音识别的地位越来越高，其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 在这种背景之下，2017年，在中科院支持下，科大讯飞牵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人工智能产学研创新联盟。联盟成立至今，很多优质成果被科大讯飞所利用，帮助科大讯飞实现了快速成长。 中科院自己也孵化出了一家人工智能语音企业。 2012年9月底，中科院自动化 研究所 梁家恩博士和其团队就搭建了一个开放语音云平台——云知声。 自成立以来，云知声连续两年入选福布斯中国最快科技成长公司50强企业，是中国人工智能行业成长最快的创业公司之一。如今它和科大讯飞一起，扛起振兴人工智能大国的旗帜 
除了“听觉”之外，视觉同样如此。 中科视拓就是其中的代表——它的创始团队来自山世光研究员和陈熙霖研究员共同领导的中科院计算所智能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和视觉信息处理与学习研究组，团队做人脸识别已经有22年的历史。 尽管当时国际市场已经接近饱和，但他们对自身技术非常自信，坚信中国有机会能够突破重围，“我们的学术积累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可以实现规模化的产业化应用。” 果不其然，公司成立短短三年，就成为行业佼佼者，多次入选中国人工智能企业100强，华为、荣耀手机已经开始使用了他们的人脸识别算法。 02 说到这大家可能明白了，我国的“贝尔实验室”，正是中科院。 在几乎每一个细分科技行业里，我们都可以看到“中科系”的存在，这些不一定是最赚钱的行业，不一定是时下最流行、最性感的领域和赛道，但都是对于国家最必不可少，最至关重要的行业。 而且它对于我国科技产业起到的作用和贡献，远远不止于技术研发那么简单。 说到这，要从中国科创界最著名的一条街开始讲起。 提起中关村，首先会联想到巨头科技公司、码农，想到高科技园区，“中国硅谷”这些词汇。 但往前倒50年，这里还有一望无垠的农田，除了几个埋头插秧的身影之外，全然察觉不到科技的存在。 
1978年，刚刚从美国考察归来的中科院研究员陈春先，提出要在这里建立一个以研发、生产和商业于一身的“新技术扩散区”的想法。 这源自于他在 赴美考察期间，发现美国旧金山硅谷和波士顿“128号公路”附近分布着多家公司和工厂，有些虽然只有20几个人，但生产力惊人，足以抵得上国内上千人的大厂子。 “斯坦福教授这边教书，那边办公司，学校里有什么研究课题，就可以同期按照公司模式运作起来，等到产品出来了，市场打开了，就把公司整个卖掉，用这些资金接着搞开发研究，不断把技术变成产品变成生产力。” 而对比当时国内的中科院，科研成果越来越多，技术一天天精进，但由于无法和市场挂钩，只得躺在实验室、仓库、档案里睡大觉，没有用武之地。 
于是在1980年，陈春先带着几位同事，凑了500块启动资金，在中国科学院 物理所 的后院占了大概五平方米的仓库，成立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技术发展服务部”。 最开始做的业务是技术咨询，一年下来接到二十几个科技项目合同，能赚两三万元，除去所有成本之外，每人每月到手8-15元的津贴。 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字，震动了科学院各所的领导， 也引起了不少人的非议和质疑。许多人称之为“异类”，也有人说他们不务正业，还有人告他们投机倒把，甚至形容他们“歪门邪道，腐蚀干部”，后来竟闹到要查账封门的地步。 眼看反对声愈演愈烈，刚刚露头的“民营科技企业”就要腹死胎中。 
就在这时，一篇文章起到了及时雨的作用。 1月29日，《经济日报》发表文章说：“为尽快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研究员陈春先扩散新技术，竟遭到阻挠，国务院领导同志说陈春先的做法完全对头，应予鼓励。” 随后，中央批示肯定了中关村科技人员对新生事物的积极探索。 中央的肯定，给了服务部一颗定心丸。 此后，他们开始从后院走向前台，提档加速。纪世瀛又和陈春先创办了北京第一个民办科技开发经济实体——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 华夏研究所的成立解放了被压抑已久的创业欲望，中关村的创业现象开始由点成线，叠线积面。 1983年5月4日，中科院副院长叶笃正成立“中国科学院北京市海淀区新技术联合开发中心”，后来改名叫“科海新技术公司”，由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陈庆振出任总经理——这是中科院在国内创办的首家科技公司。 
1983年7月，中科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的王洪德等 8 名科技人员，成立了民办的京海计算机机房技术开发公司，首次将机房装备工程投入市场的汪洋大海。 1984年5月，中科院计算中心万润南等几名科技人员走出了研究所，创办了四通公司。 1984年11月，中科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科学仪器厂与海淀区农工商总公司，联合组建信通电脑公司。 短短几年时间，中关村科创企业如春笋般冒出，其背后有三分之二有中科院的烙印。 03 到了近年来，随着中科院鼓励创业的风潮越刮越大，其渗透的行业变得更多。 比如在 这两天，华为连续投资了两家电池公司，一家名叫中科海钠，以钠离子电池为主要产品。 其在钠离子电池全生产链各个环节都掌握了核心技术，2019年推出全球首个100千瓦时钠离子电池储能电站，目前公司估值已经超过50亿。 另一家是卫蓝新能源，做的是混合固液和全固态锂电池，创立6年就跻身行业头部，除了华为之外， 小米、蔚来、吉利等也投资了它。 两家公司除了都很硬核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中科系”企业。 
中科海钠的创始人、董事长胡勇曾是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CEO为唐堃，也是中科院物理所的博士。 卫蓝新能源，孵化于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其创始团队几乎都来自于中科院物理所。 新能源领域的“中科系”还不止于此。 2018年底成立的 骥翀氢能， 是一家在燃料电池电堆领域掌握核心技术的公司， 这是 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中最重要的一环——氢燃料电池核心部件电堆，其决定了整车的成本、性能和技术先进性， 其创始团队来自于有· “中国燃料电池摇篮” 之 称的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去年10月份刚刚完成新一轮超亿元融资的中储国能，是一家从事压缩空气储 能技术的企业，其正在建设国际首套100MW压缩空气储能示范项目，也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新型压缩空气储能项目，而其核心技术正式源自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是通过科技成果作价入股的方式创办的产业化公司。 2020年11月，中科院还联合山东省和青岛市，建立了山东能源研究院，帮助山东这个能源大省完成产业升级的同时，还为全国在优化能源方面提供技术支持。
除了新能源，其他领域也有越来越多“中科系”的身影。 2016年6月，中科院自动化所智能感知与计算研究中心的黄永祯和谭铁牛院士等人，联合创办了银河水滴，做步态识别技术。 2016年11月，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张正涛决定自动光学检测技术带入制造业，创立了中科慧远，从手机盖板的品质检测切入，利用计算机视觉替代人眼来突破制造业中品质检测瓶颈。 2017年11月，中科院院士谭铁牛带着科研成果出来创立虹星科技，首次在国内研发出“行进中虹膜识别技术”并完成应用测试，打破了国际上虹膜识别技术的垄断。 2018年12月，中科院软件研究所杨牧天创立中科微澜，为国内企业提供智能化安全漏洞检测、大型软件测评。
2019年7月，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王兵创立了人民中科，专注音视频内容理解核心算法研发与应用，目前已完善了涉黄涉恐涉暴涉政等60多个算法，可对指定网站、APP、频道中的内容通过人工智能多模态学习技术进行自动识别。 2020年8月，纳米科学中心研究员李素萍创立君全智药，基于DNA纳米生物技术，君全智药的研发成果可实现智能纳米机器人在动物活体内稳定工作，高效完成肿瘤血管靶向阻断。 2021年3月，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研究员刘明创立觅熵科技，专注于遥感大数据应用和地理情报商业服务。目前已经在针对军事情报、自然资源调查等领域提供了相关分析与情报，例如提供全自动的多源舰只识别、地物分类和变化识别、场景与数据模式识别等。 比如做激光的中科煜宸，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成功孵化的高新技术企业；做工业外观检测的中科慧远，诞生于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引擎的人民中科，孵化于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在军工领域， 2020年7月科创板上市的中科星图，是首家在科创板过审的军工类企业，主业集中在航天军工、大数据等多个领域。在战场侦察、信息的更新、军事指挥与调度、武器精确制导等应用中，能提供巨大技术支持。 其数字地球业务，直接对标谷歌地图，看着如今谷歌地图在俄乌冲突中其起到的“开图”作用，就能理解这项技术在战争中起到了多么决定性的作用。
同样能够提高我国“天空之眼”视力还有中科遥感。不同之处在于，其主要的领域在陆地卫星定量遥感。 这在家公司的努力之下，我国建立了我国第一套定量遥感标准规范，陆地卫星数据预处理能力已经跃居全球第一。
还有从事低空无人机遥感与地理空间智能产品研发与技术服务的中科云图，目前已入选“2020发现广州'独角兽’创新企业”榜单。 并且在去年已经在佛山市丹灶镇全面无人机组网投入运营。 更多的还有中科慧远、中科驭数、中科微澜、中科微电子、中科新进、中科本原、中科昊芯、中科原动力、中科玖源、人民中科等，数都数不清。 过去说到中科院，一般都会想到学术的象牙塔，想到默默搞研发的幕后学者，如今再说起这个地方，已经变为科创企业家的孵化器，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动机。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瀛海威创始人张树新曾回忆，她在中科院工作期间，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证明中科院同样有能力像贝尔实验室一样，能够将科学技术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 如今看来，70年的不断改革和努力，中科院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尾声 不仅如此，在九死一生的创业历程中，中科院自己也开始培养自己的造血能力。 比如在2015年，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三部曲”先后问世： 2015年10月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2016年2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以及2016年4月颁布的《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 在制度优化之下，效果立竿见影，2016年中科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帮助各类企业新增销售收入3831亿元，利税472亿元。 其中，中科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使12个省份的地方企业当年新增销售收入100亿元以上，使71个地市级的企业当年新增销售收入10亿元以上。
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中科视语董事长王金桥告诉《中国科学报》：“2016年国务院文件公布后，知识产权划分变得更清晰。所里也出台了细化的方案，明确了科技成果作价入股的85%奖励给团队，15%所里通过设立投资公司持有，这是以前没有的。” 以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为例，该所为推进项目产出，通过引入资本运作机构、制定以项目完成程度为考核重点的个性化绩效考核政策、采用科研人员离岗创业等模式，同时根据有关政策，制定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暂行办法》等制度，将不低于50%的项目净收益奖励给研发团队 该所的钠镍电池和水系钠离子电池研究团队的成果转移转化均超过5000万元，可分别获2500万元以上奖励。 知识产权划分、科学家兼职的约束得到松绑，让中科院迎来了一波巨大的创业潮。
中科院还成立了自己的第一支基金——国科嘉和基金。主要投资对象集中在电子信息和生命科学两大领域。 其创始人名叫王戈，是根正苗红的科学院人，在创业之前，已经在中科院体系内摸爬滚打了20年。 不仅如此，他也是一位中科系的创业者，创立的企业“东方中科”于2016年11月11日在深交所成功上市，是一家电子测量仪器综合服务商。这也让他在投资的过程中更加“接地气”，判断出创业项目的真实情况，可以为创业者分享一些躲过创业雷坑的建议。
中科院的投资项目还在扩张。 2015年，中科院设立创新孵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国科创新），通过“基地+基金”双轮驱动模式促成成果转化。 2017年，中科院创投注册成立。2019年初，中科院再备案一家股权类私募中科院资本。 也正是得益于这些“造血部队”，给了一批又一批年轻的科研人员“下海”的勇气和底气，胆量十足地完成从科学家到企业家的身份转换。 北京一位早期投资机构合伙人就曾向《投资界》透露：“每年我们都会梳理各大高校的产业化项目，中科院的数量常常居于榜首。” 在这一过程中，中科院也在一步步完善其自身的价值体系，丰富自身在中国科技界充当的角色。 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所有国人，中国背后有这样一个坚实的后盾，为国分忧，为国解难。有这样一支底蕴深厚的“国家队”的存在，有它们为我们撑腰，用科研为国分忧，创新与民造福，未来的路会更宽、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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