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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人情和关系是流淌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血液，这话自然是颇有些道理的：人情世故、人之常情、人情冷暖、人情练达、顺水人情，乃至打通关节、礼尚往来……毫无疑问，中国是一个人情的国度，中国的传统社会则是一个关系的社会——人情和关系相互交融，既贯穿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之中，又渗透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各个角落，而且这两个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均具有多重而复杂的涵义，甚至可以这么说，不了解人情和关系，就很难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标准和伦理规范，就很难了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价值观念，当然也就很难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反过来说，只有了解人情和关系，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社会，了解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和行事方式，进而了解中国人。可见人情和关系之于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意义，不妨说它们既是认识中国社会的一扇窗口，也是认识中国人的一条直捷的途径。 以血缘关系为中心点向外延伸的人际关系 《从前的中国》是日本历史学者竹内康浩的代表作，这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个体与家族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普及性作品——个体与家族，构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单位；个人与社会，则由个体与家族扩展开来，构成一个人基本的人际关系网络和处世方式。竹内康浩为本书设定的主题是“古代中国人以何为重？又为此过着怎样的生活？”他关注的即是古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竹内康浩围绕古代中国人的家与家族展开讨论，认为古代中国人是以“气”为媒介，促成了他们独特的生命观与身体观，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们的生存方式，并最终由此上升到国家制度的层面。  《从前的中国》 ［日］竹内康浩 著 宋 刚 译 新星出版社出版 正像竹内康浩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古代的人际关系，原本是以血缘宗法为中心，由里向外逐渐延伸开来的。就像是一个圆圈，中心点是直系的亲戚关系，往外延伸则是旁系的亲戚关系，然后推及整个社会：朋友、邻里、同乡、同学……共同居住的家人之间，固然能够依靠强有力的血缘纽带连为一体，即便没有血缘关系，家人之外的人们依然能够通过各自不同的需求，结合为一个个利益联合体。在古代中国人看来，血缘关系乃是以“气”为支撑的，所谓“一体而两分，同气而异息”，指的即是家人之间虽然有着不同的身体，却有着相同的“气”，将自己与家和家族贯穿于一体，蕴含着异体同心的意味。而“孝”则是贯穿天、地、人，乃至验证自我价值的重要道德标准，“孝”的延伸是“忠”，由“私”世界上升至“公”世界，以此为脉络，最终通往统筹着个人、家庭与社会的君主制。 由此可见，“孝”与“忠”所营造出的不仅仅是人伦的和谐，同时也营造出了社会的和谐。这种社会构造体现出一种尊卑有序、上下有别的秩序——家是家族关系的基础，家族是社会关系的基础，社会是君主制的基础，最终形成的则是一个大一统的、和睦有序的、安全稳妥的世界——中国古代各式各样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乃至法律制度，其实无不依赖这些“天地自然法则”为前提才得以成立。而竹内康浩也只是提供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故事，讲述古代中国人普遍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却并不轻易地肯定或否定历史中的观念。竹内康浩认为，这样对于重新思考并讨论人类存在的意义以及社会的理想状态更有客观的价值。 人情与关系是中国特殊社会结构和权力建构的一部分 同样是研究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与人情往来，华裔美籍学者杨美惠的《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一书，则将自己关注的重点聚焦在当代中国人身上，更多地是以局外人的眼光来描述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的运作，并把关系学的伦理和逻辑系统放在更广的历史和社会经济的背景和联系之中来观察。  《礼物、关系学与国家》 ［美］杨美惠 著 赵旭东 孙 珉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杨美惠的语境中，“关系”一词的涵义是指客体、权力和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它不仅可以用于人际关系，同时也有“社会联系”的意思，这种双向关系建立在潜在的互惠互利的基础之上。“关系学”一词则涉及礼品、赠品和宴请的交换，个人关系和相互依赖的网络的培养，以及义务和负债的产生。人情关系和关系学不是凭空出现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早在两千年多前的汉朝，《礼记》中就已经有了“人情”这个词汇，其中包涵着建立在父子关系、家属和亲属关系，以及朋友关系之上的自然的人类感受和情感，而这些感情和感受经过人的思考，即成为“礼”的来源。现代以降，虽然从外部引入的现代化势力摧毁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某些方面，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利用和强化了其他方面，表现在人际关系与人情往来上，我们依然不难嗅出其中有着熟悉的传统味道。 在当代中国，人情展现了关系学的另外一面。首先，它是人的本性的一部分，人的社会关系和互动，实为感情所激发；其次，人情是相互的，它是一个人为人处世的适当方式；另外，人情建立在情感联系或者义务和感激观念的基础之上。所谓“欠人情”“托人情”“做人情”云云，其实均源于儒家对于“礼”或者“礼仪”的强调。“礼”的丰富性，既包含着社会礼仪，也有伦理和礼节之意，同时又表达出人际关系和社会交换的实际需要。当代中国的人情话语即是从古代中国的人情话语中转化而来的，尽管它保留了传统伦理的诸多原则，却也呈现出许多新的变化，乃至渗透到政治和经济的层面，成为一种将功利性的动机与根植于儒家传统的伦理结合起来的复杂的文化现象。 要而言之，人情与关系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可以说是中国特殊社会结构和权力建构的一部分——人情表现为一种人际交往，得失与取舍可以通过不同的感情、义务和适当的社会纽带来实现；关系学则以人情为基础，扩大和重建了人情话语。以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个重要的概念，当人情与关系结合在一起时，它们就为本来具有工具性的人际交往增添了某种感情的色彩。 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是人缘、人情和人伦的三位一体 如果说竹内康浩和杨美惠均是以局外人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和人情往来，那么，翟学伟教授则是以本土研究者的身份关注这一话题，而他的《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一书，既对如何认识中国人的关系与权力进行了深入独到的探索，同时也在一些学理问题上同西方社会科学之间构成对话。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 翟学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宗明义，翟教授首先指出，中国社会运作的核心概念就是“关系”，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人情、面子与权力运作等。“关系作为一个概念，不单是中外社会学家看到的研究中国社会的重要工具，还是普通中国人自己再明白不过的生活常识；同样，关系也不是哪个社会学家的重大发现，而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心知肚明的行事原则。”翟教授同样也是在历史中寻找中国人情社会的根源，指出中国传统的国家形态建立在血缘宗法的关系上，进而被建构成一个以父系血缘为原则、将同姓同氏的人们连结成一个受宗法原则绝对影响的共同体社会。宗法制虽然早在春秋时期已趋于解体，但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和日常社会的构成方式，却在儒家思想和话语的实践中一直延续下来，而它的政治功能也逐渐转化为社会功能，并经历了一个由神圣化到世俗化的转化过程。 中国传统的家庭形态原本是建立在农耕社会的基础之上的，其特点是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落后的生产工具和土地不能移动所导致的人们对人口、劳动力及和睦相助的重视，这种家庭形态恰是中国式人际关系滥觞的重要根源。而传统中国人的关系圈则建立在天然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之上，然后再延伸出其他的关系。翟学伟认为，中国人人际关系的模式是人缘、人情和人伦所构成的三位一体，其中，人情是核心，表现了传统中国人以血缘为基本的心理和行为样式；人伦是这一样式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人缘是对这一样式的解释——正是它们，共同构筑了一个集价值、心理和规范为一体的完整的人际关系网络。 翟学伟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面子——虽然它与“脸”的字面含义非常接近，但二者之间仍然有着微妙的区别：脸与个体的行为关系较大，它体现出的是人自身的形象或表现；面子则与社会互动的关系较大，它体现出的是互动双方所处的关系状况。人情和面子的社会心理机制就在于维系人际关系中的平衡模式，而其内在的紧张性则反映出儒家的价值文化与中国的现实文化之间的巨大反差，儒家价值文化的初衷是想塑造一种理想人格，但其实际效果却往往造就了许多伪君子——正因为他们既不为脸的规范所囿，也没有面子上的顾虑，反而最有可能选择越轨行为来获得面子上的成功。 作者：慧远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朱自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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