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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昆仑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读《红楼梦》！ ——与《红楼梦》相遇的N种方法（第12辑）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中学 魏建宽
（王昆仑作品集《红楼梦人物论》，北京出版社，2004年出版 ） 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其知名度曾经极高！ 因为，毛泽东喜欢它！ 毛泽东为什么喜欢它？因为王昆仑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来分析《红楼梦》的人物形象！ “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是毛泽东信奉的马克思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一位学人王文静曾有一篇文章——《王昆仑重庆写<红楼梦人物论>》，发表于2011年4月25日的《重庆晚报》，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王昆仑的政治身份、政治立场、创作背景及写作目的，全文如下—— 上世纪四十年代，重庆有一份杂志叫《现代妇女》，是一些进步妇女办的，王昆仑的妻子曹孟君在编辑部工作。1943年春天，《现代妇女》很想发表一些文艺方面的文章，曹孟君希望丈夫为杂志写一点文学研究方面的东西。经历过一些政治斗争风雨的王昆仑，对《红楼梦》的喜欢，不再是悲欢离合的情节，而是一些生动逼真的形象，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封建压迫最底层的女奴与女伶，其中特别吸引作者的是晴雯。 在山城重庆七星岗中苏文化协会旁，有一座木结构的小楼，每逢有人缘梯而上，整幢楼房都会摇摇晃晃。王昆仑一家却把所住的三间小屋称之为“坚庐”。仅仅凭着手头的程甲本、程乙本，由于环境所迫，不得不采取曹雪芹写《红楼梦》时用过的“真事隐”的笔法，隐去真名，署上“太愚”的笔名，开始为《现代妇女》写红楼梦人物论。没想到使他一举成为红学家。 当年王昆仑在山城重庆著述的时候，就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支持。不久，周恩来自重庆返回延安，把王昆仑写的红楼梦人物论文带给毛泽东，得到毛泽东的赏识。王昆仑晚年追忆当年写作《红楼梦人物论》的情景时写到：特别使我受到鼓舞的是总理的关怀。总理在那样艰苦的斗争环境，在那么繁重的工作中，竟能注意到登在一个小刊物上的我的文章。他不仅看了，而且还让《新华日报》发了报道。 也就是在王昆仑发表《花袭人论》前后，蒋介石又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事有巧合，当山城正在私议“太愚”是何人的时候，周恩来接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共产国际解散，请周恩来即回延安。周恩来行前秘密召见了“民革”的核心成员，希望大家提高警惕，注意蒋介石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在山城制造更大的白色恐怖。最后，他握住王昆仑的手，深情地说了这样的话：“我很快就回延安了，我要把你写的《红楼梦人物论》带回去，给那边的同志们看看。” 当他回忆起周恩来这次特殊的接见，王昆仑怀着感激的心情写下了这段文字：这一切对我的鼓舞太大了，我本没有打算系统地写下去，此时欲罢不能，于是便在车上枕边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红楼梦》，在工余会后一篇又一篇地写评论人物的文章。在四年内连续发表了十几篇。 由此可知，王昆仑一开始创作《红楼梦人物论》，就是将它作为政治斗争的“匕首”与“投枪”来创作的！ 曾任中国红学会会长的冯其庸2011年为北京出版社再版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写过一篇序言，也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给予了王昆仑这本书高度肯定—— 这本书虽然叫《<红楼梦>人物论》，但实际的论述，何止是人物？王昆老是从总体透视了这部书才着手写《<红楼梦>人物论》的，因此，他在《<红楼梦>人物论》里，常常表现出对《红楼梦》的总体的认识。 他说：清军入关以后，一方面以异族的封建统治镇压汉民族的民族斗争，同时也摧残着明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的幼苗，可是汉民族反异族统治的斗争，农民反地主阶级的斗争，工商业者对生产力解放的要求，有进步意识的知识分子城市居民对个性解放生活自由思想的发展，毕竟是无法消灭的。特别是当时比较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长江下游，极其显著地表现了这一特征。 又说： 就《红楼梦》的全书思想来看，应该说是代表了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新生的青年男女不满现实制度要求改变现状的精神。这些人物斗争的集中点，是反对传统的礼教束缚。作者从自己的生活感受接受了时代思想的影响，写出以反抗为主的人物和故事，批判了封建统治集团的腐败与无能。 这两段话是1955年6月写的，比《<红楼梦>人物论》出书晚了六七年，但距离现在也已整整五十年了。这两段话之所以重要，一是它指出了时代背景中资本主义萌芽，指出了个性解放和自由思想的发展。这恰好是理解《红楼梦》的关键，是理解《红楼梦》的基石。 （选自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之冯其庸序第5-6页，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 朋友们可能会好奇：说到这里，该告诉我们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中的“人物”，在王昆仑先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那面神奇的透视镜下，到底长的是一副副怎样的面孔吧！ 好吧！那就选上几段王昆仑的《论王熙凤》吧！ 论王熙凤 王昆仑 （一） 在《红楼梦》一部大书的开始，我们第一次看到王熙凤，她那活跃出群的言动，彩绣辉煌的衣装，就能使人觉得这个人物声势非凡。《红楼梦》作者对于王熙凤出场的写作功力，也并不弱于托尔斯泰之写安娜·卡列尼娜的出场吧？她的出场是从初到贾府的林黛玉眼中开始的—— 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笑语声，说：“我来迟了，没得迎接远客！”黛玉思忖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这来者是谁，这样放诞无礼？”心下想时，只见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一个丽人，从后房进来：这个人打扮与姑娘们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带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黛玉连忙起身接见。贾母笑道：“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儿，南省俗谓作'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 首先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而且人皆屏息，她独放诞。特别是神情活跃，装饰辉煌，气势更高人一等。在这顷刻之间，王熙凤既“细打量”黛玉，称赞她生长得“标致”，又为黛玉母亲亡故而流泪，又责怪自己不该招引起贾母的伤心，又问黛玉读书、吃药，又关照给林姑娘搬东西，打扫屋子等等，这一连串明快变化的形象，已使我们一开始就看到这一人物的特征。作者更在这一小段速写之后，借贾母之口，对读者爽快地指出凤姐性格，叫她作“泼辣货”。 《红楼梦》不同于许多传奇故事的重要特点，就在于作者不使宝玉黛玉恋爱故事孤立存在，而是产生在一个高贵、庞大而又矛盾复杂的大家庭中。固然是通过宝黛恋爱写一个家庭，同时也是通过一个家庭写一个时代社会，实际上，作者曹雪芹用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盛与衰败，其中又以贾府为中心，来作清朝康、雍、乾时代统治阶级的镜子。这正是作者伟大的成就。这个时代的统治阶级已经挽救不了自己的灭亡，但它坚决要抢先一步扼杀下一个时代的新生萌芽和他们的恋爱自由。王熙凤就是一个濒于灭亡的大家庭统治层的执行者。在恋爱故事中少不得宝玉、黛玉、宝钗。在家庭内部生活结构中少不得王熙凤这一根从屋顶直贯到地面的支柱。如果把王熙凤这一人物从书中抽了出来，《红楼梦》全部故事结构就要坍塌下来。所以，可以说作者是把宝玉、黛玉、宝钗和凤姐四个人都当作第一类重要人物而配合着塑造出来的。 在中国古典著作中，不容易找到以如此紧张强烈的腕力写成的人物典型。凤姐不是《左传》的郑庄公、《史记》的汉高祖，也不是《金瓶梅》的潘金莲或《聊斋》的仇大娘。比较起来使人能联想到的也许是《三国演义》的曹操吧？行将垮台的封建家庭和行将垮台的封建王朝，有着共同的规律，它们的当权者也会有着相类似的性格和作用。在《三国演义》作者笔下，不许“几人称王、几人称帝”的是曹操，支持汉朝统治残局的是曹操。挖空汉皇朝实际统治权只留一个空壳子的是曹操，加速地结束了汉代统治的也是曹操。凤姐在贾府的使命从某一种限度内看来颇有一些类似。《三国演义》的读者恨曹操，骂曹操，曹操死了想曹操。《红楼梦》的读者恨凤姐，骂凤姐，不见凤姐想凤姐。作者刻画出一个聪明、漂亮、能干、狠毒的“凤辣子”，不但使她充分具有那个时代人物典型的真实性，也赋予她以吸引读者极大的魔力，足证这个人物的社会意义之不可忽视。 （选自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之《论王熙凤》，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145-147页）（选自王 （三） 在以凤姐自己为中心来看贾府上上下下那么多人：贾母是刀子掌权为恶的靠山，王夫人昏庸可以由她愚弄，邢夫人吝啬不过使她蔑视，李纨不问现实，探春有才而无权，尤氏庸懦而无行，贾政是个衣冠整齐故作尊严的木偶，宝玉反对现状而无法处理现状。至于贾珍贾琏贾蓉贾芹贾芸那些荒唐而低能的“爷们”，或加以羁縻，或收为鹰犬，哪放在她眼里。凤姐说：“我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凭什么事，我说行就行！”这是作者揭发强悍的统治者明知道那些神鬼的威慑，只是拿来用作愚弄和镇压众人的工具，到自己要进行罪恶勾当时，就坦然摔掉它。（选自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之《论王熙凤》，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156页） 罪恶腐朽的统治者必然制造别人的悲剧，但到了最后，也必然葬送了自己。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枉费了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忽喇喇似大厦倾，错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 （选自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之《论王熙凤》，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157页） 王熙凤是作者笔下第一个生动活跃的人物，是一个生命力非常充沛的角色，是封建时代大家庭中精明强干泼辣狠毒的主妇性格的高度结晶品。 作者一面无情地揭发凤姐一切罪行，并不遗余力地刻画出她独断独行、不恤人言、不顾后果的“毅力”。但另一方面也深刻地剖析这位强者内心中多少矛盾与软弱之处。（选自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之《论王熙凤》，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158页） 她怕贾瑞、张金哥夫妇、鲍二家的、尤二姐索命，她让唯一的女儿请刘姥姥起个名字，靠靠她的福；她文化水平太低，无精神生活可言；唯一的知己秦可卿死去了，从此成了绝对孤立与孤独的人物。 像王熙凤这样一个反面人物中突出的典型，可以说整个的封建时代中国小说中少见的。（王昆仑） 王熙凤这种人物的产生与消灭都有其必然的社会原因，反动统治阶级不到没落阶段不会产生这种“乱世奸雄”。反动统治阶级不到崩溃的时候，王熙凤这种人物也不会消灭；这一个王熙凤死掉，会有另一个王熙凤诞生。伟大的原作者曹雪芹除了写出这一重要人物的成长、显赫，也安排了她的消灭过程。就《红楼梦》序诗中所写“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姑妄猜之：到了贾府抄家，贾母死亡，王熙凤坏事做尽，威权失尽，贾琏也先对冷淡疏远，以后又休了她送回南京去，最后她结束了生命——是否这样一个结局呢？如果大体上是这样，那么王熙凤之覆败与死亡，是被社会变迁即“人的法则”所决定的。续作者高鹗写王熙凤的罪恶暴露、心劳日拙、失去靠山、呼应不灵等等大体上是符合的。可是写到这一人物之最后结束，却是由于众鬼索命而亡。这岂不是由“神人共忿，应予天诛”而出现了“因果报应”——神的法则了？（选自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之《论王熙凤》，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159-160页） 另附： 《<红楼梦>人物论》后记 王金陵 我父亲写的《红楼梦人物论》终于再一次跟广大读者见面了。我忍不住心头的喜悦，借《后记》说几句话。 这本书是父亲在20世纪40年代写的。父亲一生喜爱文学，但远在40年代之前，早已舍弃个人喜好，从政多年。为什么此时此刻又突然搞起文学研究来呢？直接的原因是我母亲曹孟君主编的杂志《现代妇女》需要一些文艺性的文章。当时的重庆，大雾漫漫，荆棘遍地，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与工作都是非常艰辛的。如果能在艰辛之中研究一下《红楼梦》，也是另一种战斗，也算得上是一大快事。于是我父亲在“工余”之时，索性“躲进小楼”，著书于“坚庐”(在重庆时，我们住在七星岗中苏文化协会旁一座木结构的楼上，每逢有人缘梯而上，整幢楼房都像会摇摇晃晃。我父亲却把我家住的三间小屋称之为“坚庐”)。 那时，自然谈不上对曹雪芹的身世、思想等等做科学的研究，我父亲连《红楼梦》的各种版本也找不全，单凭手头的程甲本、程乙本。我至今还记得那些陈旧而发黄的书页中夹满了父亲放进去的小字条。当时我只有十五六岁，在青木关的一个中学住读，遇到寒暑假才能回家。如果能为父亲笔录一两篇人物论，就会感到分外的高兴。 《红楼梦人物论》从重庆写到上海，前前后后一共十九篇，全用“太愚”的笔名在《现代妇女》杂志上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回到上海，父亲的老友韩侍桁老伯喜欢这些文章，于是要了去，在他主持的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仍用“太愚”的笔名，这时已是1948年1月的事了。 解放以后，也曾有出版社想再版——总算是我国《红楼梦》研究的沧海一粟吧，何况它还带着40年代的时代气息。然而，我父亲坚持要修改，于是一直拖到1962年，筹备纪念曹雪芹逝世两百周年之际。当时，除了对宝玉、黛玉、宝钗三位主要人物的论述，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修订之外，其他十四篇统统改好，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陆续发表。 可惜的是，建国后再版的《红楼梦人物论》未曾把原来的“贾宝玉的直感生活”和“宝玉的逃亡”以及“林黛玉的恋爱”和“黛玉之死”等章节全文刊出。日前，北京出版社决定按原貌再版，我十分赞同，能让读者看到六十年前《红楼梦人物论》的相貌，这对作者以及读者无论如何都是件好事。 王金陵 2003年9月  马瑞芳说的是李希凡与周汝昌的恩怨，道的却是人物形象分析的原则！——与《红楼梦》相遇的N种方法（第9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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