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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义江的鉴赏辞典,是不是只有“阶级斗争”这一个词?——且看蔡义江评论《西江月·嘲宝玉》——与《红楼梦》相遇的N种方法(第17辑)

 镇海中学魏建宽 2022-07-05 发布于浙江

蔡义江的鉴赏辞典,是不是只有“阶级斗争”这一个词?

    ——且看蔡义江如何欣赏《西江月·嘲贾宝玉》

     ——与《红楼梦》相遇的N种方法(第17辑)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中学  魏建宽

(蔡义江红学著作《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中华书局2017年12月第1版 

西江月·嘲贾宝玉二首

(第三回)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    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    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袴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蔡义江先生,1934年生,今年也应该87岁了!

他是因为研究《红楼梦》而走“红”的!——曾任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委员、中国红楼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古典文学著作普及研究会副会长。他既有学术上高帽子,也有政治上的高位子。

谈到学术,我认为他的《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也是值得一读的!

读其中的什么?

读他的“注”,即“注释”,有一定的价值,因为这是知识层面的;不必读他的“评”,即评论部分。

为什么?

他写作《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的时代,是一个还不能畅所欲言的时代,“评论”中充斥着“意识形态”话语,“阶级斗争”“封建统治”“阶级压迫”“封建叛逆”“封建道德”之类的词语满天飞。

我不是说对《红楼梦》不能从意识形态来解读,而不欣赏的是仅仅从这一个角度去解释,并将自己的解释作为绝对真理

蔡义江是因为与红楼梦相关的政治活动而走红的,这与冯其庸是一样的。请看蔡义江他1979年出版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的《后记》中的文字(节选)——

本书的编写过程,前后有好几年时间。一九七四年杭州大学中文系编了一本《<红楼梦>形容问题资料续编》,其中有系资料室组织选注的以《红楼梦》前五回为主的诗词及有关曹雪芹生平的诗共几十首。当时中国古代文学教研组吴熊和、陆坚同志和我都参加了这项工作。一九七五年学校教育革命组组织专人讨论、由我执笔编写了《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书中除新编内容外,也把有我参加的系编资料中曾注过的那些诗词,统一作了改写。杭大教育革命组将此书印出后,在内部交流中,得到了许多单位同志们、特别是当时文化部红楼梦校注组的同志们的热情支持和鼓励。这样,我在此书公开出版前,采纳了各方面的宝贵建议和意见,又重新作了一次较大的增删修改,所花的时间,比原来编写还多。

我评价蔡义江先生的鉴赏辞典中,只有“阶级斗争”这一个词,并不是我给他扣的帽子。这有他1991年再版《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所写的《再版后记》为证——

评说的失当,往往同时留有时代的痕迹。要摆脱某一时期某种思潮的影响,并非十分容易的事。时过境迁,回头再去看看以前写的,就惭愧自己当时并未能免俗,说出话来竟也带着那种调子。现在要改,当然是可以改去的,但也只能是今天的眼光,到了明天再看,又未必能够满意。好在评论小说中人物,都带有主观性,褒贬抑扬是否恰当,读者自能审辨,不会全跟着自己所说跑的。所以,我以为也不必将十几年前写的文字改得面目全非,有点时代痕迹留着也无妨,只要不至于太荒谬就行了。

对比蔡义江前后相隔12年而写的两篇关于同一本书的《后记》,我们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蔡义江是十年动乱中靠“评红”而“红”的;蔡义江当时是“遵命写作”,没有多少创作自由的,因此《再版后记》中才会有“那种调子”“某种思潮”之说;蔡义江事后对“遵命写作”而“言不由衷”是有“惭愧”的;蔡义江虽然认识到自己一时没有“独立思想”“人云亦云”是错误的,但却拒绝忏悔;蔡义江不但不忏悔,而且还以“评论小说中的人物”,本身“都带有主观性”来自我安慰!

试问这个蔡义江所说的“评论小说人物的主观性”中“主观性”,如果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是文化旗手或文化打手的成员,他还是他自己吗?他这个“主观性”还是他蔡义江自己的“主观意识”吗?

曾充当了“文化旗手”前的马前卒,却又不承认当时自己的“打手”行为有过错,这是一种什么心理?

1991年就承认自己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中的“评论”有问题,但蔡义江此后却仍不作大的修改,一版再版此书,中华书局2017版《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就是他的1979版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的翻版,涉及到《红楼梦》主要人物的诗词曲赋评论,一字都没改。

比如,关于评论《西江月·嘲贾宝玉》的这一篇,就一个字也没有改!

非常具有戏剧性的是,这个蔡义江后来被电视媒体主持人追问时,他还是想固守他的那种陈旧思想,结果守不住了,留出尾巴了,因为他不能自圆其说。这些主持人真够“狡猾”的,蔡义江也真够狼狈的!

我于下面先附上蔡义江的《西江月·嘲贾宝玉》评论,再附上两段蔡义江接受媒体采访的片段,很具有对比性。读完,看完,朋友们就会发现“文坛”的这些戏剧舞台上的小丑般的角色,他们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就像川剧舞台上的演员“变脸”那样快。

      记于2021年8月29日

附1:蔡义江评《西江月·嘲贾宝玉》

西江月·嘲贾宝玉二首

(第三回)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    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    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袴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这两首词里说贾宝玉是“草莽”“愚顽”“偏僻”“乖张”“无能”“不肖”等等,看来似嘲,其实是赞。因为这些都是借封建统治阶级的眼光来看的。作者用反面文章把贾宝玉作为一个封建叛逆者的思想、性格,概括地揭示了出来。

曹雪芹的时代,经宋代朱熹集注过的儒家政治教科书《四书》,已被封建统治者奉为经典,具有莫大的权威性。贾宝玉上学时,贾政就吩咐说:“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然而宝玉对这些“最要紧的”东西,偏偏“怕读”,以至“大半夹生”,“断不能背”。这当然要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草莽”“愚顽”“无能”“不肖”了。但他对《西厢记》《牡丹亭》之类理学先生所最反对读的书却爱如珍宝;他给大观园题对额,为芙蓉女儿写诔文,也显得很有才情。在警幻仙姑的眼中,他是“天分高明,性情颖慧”。可见,思想基础不同,评价一个人的标准也不一样。

贾宝玉厌恶封建知识分子的仕宦道路;他尖刻地讽刺那些热衷功名的人是“沽名钓誉之徒”、“国贼禄鬼之流”;他一反“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观念,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气逼人!”他嘲笑道学所鼓吹的“文死谏,武死战”的所谓“大丈夫名节”是“胡闹”,是“沽名钓誉”。贾宝玉这些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偏僻”“乖张”大逆不道的言行,正表现了他对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的大胆挑战与批判。而“那管世人诽谤”,则更是对他那种傲岸倔强的叛逆性格的颂扬。

贾宝玉的叛逆思想在当时是进步的。但他毕竟是一个生长在封建贵族家庭里的“富贵闲人”。他厌恶封建统治阶级的人情世故,不追求功名利禄,却过惯了锦衣玉食的剥削阶级生活。所以,一旦富贵云散,家道败落,也就必然“贫穷难耐凄凉”了。细究词意,宝玉后来不幸的遭遇,是与他始终不改其“偏僻”“乖张”的行为有关的(当然,贾府之败还与王熙凤等人的劣迹有关)。他挨父亲板子那次,贾环告他逼淫母婢,这还不过是“手足耽耽小动唇舌”,然已足使“不肖种种大承笞挞”;ー旦真正遭到“世人诽谤”,后果当然要严重得多。袭人曾因宝玉“心迷”黛玉,错向她诉说了“肺腑”之言,而“吓得魄消魂散”,禁不住掉泪暗想:“如此看来,将来难免不才之事,令人可惊可畏……如何处置,方免此丑祸!”(第三十二回)看来,在曹雪芹笔下,这个所谓“不才之事”和由此招来的“丑祸”确是没有能够避免,因此宝玉才会落到我们在《好了歌注》中已说过的那种“贫穷难耐凄凉”的境地。宝玉惹出祸来,“累及爹娘”,这才叫做“孽根祸胎”(第三回脂批:“四字是血泪盈面、不得已、无可奈何而下,四字是作者痛哭”),オ可以在这两首词中用“古今不肖无双”这样重的话。倘若他如续书所写,能接受老学究讲经义的开导和钗、袭(居然还有黛玉!)的劝谏,终于去读《四书》,学时文,考科举,改“邪”归“正”,这还能说他是“愚顽”“偏僻”“乖张”吗?他在“却尘缘”之前,自己既能高中乡魁,荣受朝封,光耀祖上,又生了个“贵子”,继承祖业,“将来兰桂齐芳,家道复初”,这怎么还能说他是“天下无能第一”呢?该说他“于国于家'有’望”才是!从封建观点看,如此终于没有“辜负”“天恩祖德”、“师友规训”的回头浪子,岂不正可作为“纨袴与膏粱”效法的榜样吗?可见,续书所写违背了曹雪芹写贾宝玉的原意,不但使我们在理解曹雪芹这两首词时产生矛盾,而且也歪曲了《红楼梦》原来的主题思想。

(选自中华书局2017年12月第1版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第26-27页) 

附2:蔡义江以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评《红楼梦》的丫环为什么写了那么多。

(视频来源:好看视频)

附3:蔡义江称《红楼梦》中的人物不是概念性人物!可是蔡义江评红楼梦,却又一直从某一概念出发!

(视频来源:超星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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