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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鲁迅与普通人鲁迅 魏建宽 写在前面的话： 数日前，我要求学生以2015年的北京高考卷“我与心目中的英雄生活一天”为作文题写一篇记叙文。 “心目中的英雄”选谁？学生的心中肯定有很多，想必鲁迅应该在列！题目中还要求学生写出“英雄”的“儿女情长”，这是要求学生思考“英雄”是人而非神的问题。 十多年前，我曾写下了《精英鲁迅与普通人鲁迅》一文，“精英鲁迅”部分已经发表，“普通人鲁迅”部分呢，编辑有顾虑，这我理解。今日要求学生写好“立体的鲁迅”，正好用得上。故全文发出，请朋友们批评！ 附言：镇海中学2021级高一（7）班的家长，能否将这篇文章全部打印出来，让你们的孩子先阅读，我周五（9月24日）将上作文指导课，届时会用上这份材料。
一 鲁迅是伟人。 鲁迅是知识分子的精英。 什么样的人才配称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精英呢？ 他应该是先知，他明白丧钟将为谁而鸣。 他应该是社会的良心，他的铁肩应担得起社会的道义。 他应该是真理的探求者和真理的殉道者。 二 精英知识分子是先知，先知又是什么？ 先知，是“春江水暖鸭先知”那样的先知先觉，他能清醒地把握到政治气候的冷暖变化。 先知，是“已是悬崖百丈冰”时的腊梅，他能向世人报告春天何时将向人们走来。 先知，是山雨未来、风未满楼之时的问天者，他能告诉人们何时将有一场荡涤乾坤的暴风骤雨。 留学日本的青年鲁迅，清醒地意识到了清王朝已走到了穷途末路，他勇敢地加入了反清团体光复会，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铿锵爱国誓言。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清醒地意识到了中国国民的愚弱，于是毅然决定弃医从文。正因为“寄意寒星荃不察”，所以他认为第一要著就是要呐喊，唤醒无声的中国的愚弱民众。他雄心勃勃地筹办杂志《新生》，又与二弟周作人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结集为《域外小说集》。尽管《新生》夭折，仅印了一千多本的《域外小说集》也没售出几本，但正是从这里出发，鲁迅以一个民族思想启蒙者的形象出现了，直至后来成为一位思想巨人。 人们肯定会说，世界上没有先知先觉，诚哉斯言!当然，先知，先知，顾名思义，往往也只是比常人比庸人觉醒得更早而已，作为民族思想启蒙家的鲁迅也是如此。 鲁迅之所以成为民族思想启蒙家，有着他独特的成长背景。 鲁迅的祖父曾是清王朝的进士和钦点翰林，任过县令，也做过内阁小官，任京官时因帮助亲戚向主持举人考试的官员行贿而锒铛入狱。祸不单行，接踵而至的又是鲁迅的父亲患上了肺结核这样的不治之症，一个本来还算殷实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于是迅速衰败没落下去了。身为长子的鲁迅只好进当铺换钱，用换来的钱为父亲买药。一个本不知愁为何物的十几岁的少年就过早地品尝到了世态炎凉与人情冷暖。人们常说“国家不幸诗人幸”，对于鲁迅，我要说“家门不幸伟人出”，家道中落，使鲁迅比同龄人更为早慧，这样的世道人心也为日后思想家的鲁迅提供了一个解剖中国国民性格的最初标本。 家道的中衰，同时也使鲁迅弃绝了通过科举以求前程的幻想。他与二弟周作人一同走上了一条国内读洋务新式学堂继而赴日本求学的道路。正是在日本的九年，使鲁迅能够以维新富强起来了的日本作为参照，认识了中国的积贫积弱。也正是在日本，鲁迅得以结识了光复会的同志。也正是在日本，鲁迅得以放眼世界，视野变得开阔。异国求学，是鲁迅成为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英的重要因素。 说鲁迅是先知，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英，就不得不提及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提及这一评价，就又不得不明白这一评价的出处——《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写于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有着这样赞美鲁迅的文字：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今天，如果脱离毛泽东的文章背景去读这段文字，人们无疑会认为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有溢美之嫌，有神化鲁迅之嫌。我细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全文，特别是这段评价文字所处的第十二节《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觉得毛泽东的评价还是与鲁迅先生名实相副的。 在《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一节中，毛泽东将文化战线与思想战线分为了两个时期——“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毛泽东指出“五四”以前的中国文化战线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接着毛泽东又指出“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五四”之前，鲁迅作为一位知识分子，就以自己的作品投身到了这场革命，写于1918年的《狂人日记》就是他反封建的第一声呐喊。1921年发表的《阿Q正传》更是传诵一时，以致“阿Q”成了愚弱的中国国民的象征，“阿Q” 也成了中国文学画廊中不朽的艺术形象。写作《狂人日记》的1918年，中国共产党并未成立，按毛泽东的观点来说，“五四”以后的新文化是由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创作《狂人日记》使用白话文，如果说是“新学”与“旧学”之争的表现，是对封建文化的一个挑战，那么借文学形象“狂人”之口，彻底否定封建统治制度并揭示其吃人本质，则是超越了同时代一般的知识分子的认识能力，与日后共产党所领导的“五四”以后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运动的斗争目的是暗合的。 仅以此例，就足以证明鲁迅有着伟大的思想家所必备的洞察力与前瞻意识，说鲁迅为先知，实不为过。 三 精英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是善良的守护者，是正义的捍卫者。鲁迅对此认识到了，也努力去践行了。 还是让我们将视角切换至1925年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吧。 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刘和珍、许广平等学生发起驱逐专制校长杨荫榆的运动，身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职教师的鲁迅，没有袖手旁观。 1925年5月7日，杨荫榆以纪念“五七国耻”为名，邀请知名人士来校讲演，准备对反对她主持会议的学生加以“破坏国耻纪念”的罪名。5月9日，她悍然开除了六名学生（学生自治会负责人）。5月20日，鲁迅就代学生拟写报送教育部总长的呈文，请求撤换杨荫榆。不料，教育总长章士钊与杨荫榆早就沆瀣一气，不但对学生的请求置之不理，而且支持杨荫榆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六名学生自治会的学生。与此同时，鲁迅针锋相对，他联合了马幼渔、沈尹默等六位教师与章士钊、杨荫榆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1925年5月27日，他们七位教师于《京报》发表了旨在谴责杨荫榆的宣言——《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8月6日，章士钊呈请段祺瑞政府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在该址另立女子大学。为了力保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不被解散，鲁迅又联合北京教育界学者发起成立了学校维持会，为学生四处奔走，大声疾呼。女师大被停办的时期，鲁迅又在社会上募集资金，组织教师为学生租赁房屋并义务授课。而此时的鲁迅正供职于教育部，任教育部佥事兼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的科长，正是教育部部长章士钊的下属，章士钊怎能不恼羞成怒？欲加之罪，何患无辞！1925年8月12日，章士钊以鲁迅“结合党徒，附和女生，倡设校务维持会，充任委员”为罪名，呈请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免去了鲁迅教育部佥事的职务。呈文递至总理府，段祺瑞第二天就照准，原来段祺瑞与章士钊也是一丘之貉！ 人们肯定要问，是什么导致了“女师大驱杨运动”？其最初的导火索是什么呢？为何鲁迅始终坚定地支持学生运动呢？了解这些，才能明白鲁迅是在为正义而战，为守护善良而战！ 《鲁迅全集》的注释为我们解开了这个疑团。 1924年秋，女师大国文系预科二年级三名学生暑假回家，因江浙军阀混战，交通受阻，未能如期返校。杨荫榆于11月勒令她们退学，并辱骂向她交涉的学生自治会代表。学生自治会遂于次年1月18日召开全校学生紧急会议，决议从当天起不承认杨为校长。这就是被女师大的学生称为“驱杨运动”的触因。 天下安不下一张书桌，谁之过？学生因军阀混战受阻不能如期返校，理应得到校长的同情与理解，却反被无辜开除。稍有正义感的人谁不会为这三名学生鸣不平？学生自治会为无辜被开除的学生交涉，显然是仗义执言据理力争，何错之有？杨荫榆竟摆出家长制作风，勒令三名学生退学，甚至斯文丧尽恶言辱骂学生会代表，是可忍孰不可忍？ 由此可见，鲁迅与杨荫榆而战，是在守护善良！与章士钊而战，是在坚守正义！与段祺瑞政府而战，是在与专制强权交锋！ 这场正义与邪恶、民主与专制之争是以鲁迅大获全胜而告终的。 1925年11月底，段祺瑞被工人运动驱逐至天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复校，杨荫榆被撤。章士钊1925年8月14日发布段祺瑞照准的免去鲁迅教育部职务的命令，8月30日鲁迅即赴平政院（负责行政诉讼即所谓“民告官”的衙门）控告章士钊。1926年3月23日平政院裁决鲁迅胜诉，判决章士钊“呈请免职之处分系属违法，应予取销”。3月31日国务院总理贾德耀“训令”教育部执行。 鲁迅领导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取得了运动的最后胜利，这与他的人格魅力是密不可分的。细心阅读了《鲁迅全集》的读者，一定会关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中的七人联署名单，这七人中竟然赫然列着周作人的名字。其实两年前的1923年7月，鲁迅即与二弟周作人感情彻底破裂，兄弟已到了不相往来的地步。不过，当“鲁迅拟稿，针对杨荫榆的《感言》仗义执言，并邀请马裕藻先生转请其他先生连名”（许广平语）时，周作人也签上了他的大名。许广平对联名一事没有太多的解释，但我更愿意相信，周作人之所以署名并非只是顾及马裕藻的情面。因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潮之事，在北京学界已是议论的热点，此次学潮鲁迅居于领袖地位也是周作人十分清楚的。由此可以反证，即便在失和的二弟周作人心中，鲁迅支持女师大学生运动还是正义的，还是值得他支持的。 鲁迅的人格魅力连失和的弟弟都能受到感召，当然也会让许多名士敬佩不已。鲁迅逝世，蔡元培先生发表《先生人格不凡》一文，篇尾忆及这次学潮，蔡元培先生以烘云托月的笔法着力渲染了鲁迅的人格，文字耐人寻味： “先生在教育部时，同事中有高阳齐君寿山，对他非常崇拜，教育部免先生职后，齐君就声明辞职，与先生同退。齐君为人豪爽，与先生的沉毅不同；留德习法政，并不喜欢文学，但崇拜先生如此，这是先生人格的影响。” 唐代杜甫早就对人世间的庸俗势利作过精彩的议论：“翻手为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齐寿山当时在教育部也是任佥事，竟能以月薪三百大洋的职位作牺牲支持陷于斗争漩涡的鲁迅，如果不是鲁迅人格力量的巨大，齐寿山辞职决不会那样坚决的。 四 精英知识分子，是社会的中流砥柱。他既是真理的探求者，有时还应是真理的殉道者。 1918年1月，鲁迅在写给好友许寿裳的信中曾自信地说：“吾辈诊同胞病颇得七八，而治之有二难焉：未知下药，一也；牙关紧闭，二也。” 鲁迅一辈子都在寻求开启愚弱国民心智的良方，这体现了一个探求真理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文中所谓的“诊病”，就是揭示国民的劣根性，引起疗效的注意，鲁迅用他手中的那支笔做到了，用他的文字《呐喊》《彷徨》与一册册的杂文集做到了。但如何疗救——即“下药”，鲁迅却始终感到茫然。鲁迅于逝世前一个月写成的《死》，立下了七条遗嘱，其中就有一条：“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鲁迅自己就是一位以笔代枪驰骋文坛无敌手的文学家，生命的弥留之际却无奈地承认文学家对社会的影响毕竟有限。对此，人们肯定会感到惊讶与不解。其实，与其说他是为文学家而悲哀，倒不如说他是在为社会的黑暗而悲愤！ 鲁迅所处的世界的确是一个风雨如磐的世界，是一个狼奔豕突的世界，是一个魑魅魍魉舞翩跹的世界。 徐锡麟事败心肝被恩铭的亲兵炒食，秋瑾被亲属告发而遇害，鲁迅见闻过！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如昙花一现，袁世凯篡夺帝位，鲁迅见闻过！ 二次革命，张勋复辟，军阀混战，鲁迅见闻过！ 许许多多的精英知识分子的惨死则更是让鲁迅感到触目惊心。 进步报人邵飘萍为张作霖暗杀，史量才被蒋介石暗杀，鲁迅见闻过！ 李大钊为张作霖而杀，鲁迅见闻过！ 鲁迅的学生柔石为国民党秘密杀害，鲁迅见闻过！ 曾先后任孙中山、宋庆龄秘书的杨杏佛被暗杀，鲁迅见闻过！ 不用再列举了，其实1925年5月18日，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中，他就得出了结论：“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无论你说话如何有理，文章如何动人，都是空的。他们即使怎样无理，事实上却着着得胜。” 类似的话鲁迅1936年2月继续在说，鲁迅于《我要骗人》一文中这样绝望地写道：“要彼此看见和了解真实的心，倘能用了笔，舌，或者如宗教家之所谓眼泪明了眼睛那样的便当的方法，那固然是非常之好的，然而这样便宜的事，恐怕世界上也很少有。” 鲁迅如此怀疑文学的救世功能，对于他这样一位文学巨匠、文坛斗士来说，又何尝不是在怀疑自己一辈子身为文人的生存价值呢？ 由此可知，鲁迅是在以大孤独、大绝望的心情与黑暗的世界搏杀，他是怀着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心态进行抗争。 1933年，鲁迅曾出版过一部《鲁迅自选集》，收《野草》7篇，《呐喊》5篇，《彷徨》5篇，《故事新编》2篇，《朝花夕拾》3篇。一部自选集中《野草》竟占7篇，而且还将《野草》集中的《影的告别》列在第一篇的位置，这是为什么？在我看来，正是鲁迅这篇写于1924年的《影的告别》，集中地展现了鲁迅陷于大孤独与大绝望却又不甘沉沦的心态。 影的告别 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就会有影来告别，说出那些话——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 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住。 我不愿意！ 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然而我不愿意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 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 呜乎呜乎，倘若黄昏，黑夜自然会来沉没我，否则我要被白天消失，如果现是黎明。 朋友，时候近了。 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 你还想我的赠品。我能献给你甚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但是，我愿意只是黑暗，或者会消失于你的白天；我愿意只是虚空，决不占你的心地。 我愿意这样，朋友—— 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 “影子”分明是精神的鲁迅，“你”分明是肉体的鲁迅，影的告别，其实就是鲁迅的灵与肉的对话。 “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住”，是对自己的俗世生活状态的极度不满。 “你还想我的赠品。我能献给你甚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是对自己的精神世界都没有指南针的隐喻性表白。 “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更是鲁迅的“就让我掮住黑暗的闸门，放光明进来”的真情流露。 读鲁迅的文字，我无数次为之感动，也正是感动于他于大孤独、大绝望中仍顽强地同魑魅魍魉抗争着、战斗着。 读《鲁迅全集》中鲁迅日记，我还一次次默记着鲁迅被通缉、被搜捕而四处避难的情形。 1926年3月29日（“三·一八”惨案后的第11日），当时《京报》披露段祺瑞执政府于3月26日密令通缉鲁迅等文化教育界人士四十八人，鲁迅入山本医院暂避，至4月8日回家。 1926年4月15日，鲁迅避难至德国医院。此时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先头部队到达京城，北京形势又趋紧张，鲁迅在齐寿山的帮助下与同被通缉的许寿裳只好从山本医院移住至德国医院，至4月23日才返回寓所。 1926年4月26日，被通缉者之一、进步报人邵飘萍被奉系军阀杀害，为防止意外，鲁迅又被迫再次避居法国医院。 1930年3月19日，鲁迅加入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旨在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因加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鲁迅被国民党政府通缉，避居内山书店楼上及内山完造家。4月1日回家，6日再度避居，至4月19日返寓。4月23日，发现被国民党特务跟踪，与柔石各处觅屋，准备迁离景云里寓所。 1931年1月17日，鲁迅的学生，共产党员、左联作家柔石被捕。国民党特务准备逮捕鲁迅，20日，鲁迅携全家移至日本人开设的旅馆——花园庄避难，至28日回寓。 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杨杏佛）遭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暗杀。据传鲁迅亦被列入暗杀黑名单，如前往出席杨铨的丧仪则将加害。6月20日，鲁迅仍前往万国殡仪馆出席杨铨的入殓仪式。鲁迅走出家门不带钥匙，以示决绝。 直至鲁迅逝世前，国民党政府于1936年3月对鲁迅发出的通缉令依然未加解除。1936年7月16日，鲁迅收到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政治训练处科长李秉中的来信。李是鲁迅的学生，来信表示如果鲁迅同意，他可向有关方面疏通，解除对鲁迅的通缉令。鲁迅请许广平代回信函加以了拒绝。 这就是黑暗中前行的鲁迅！他是背着执政府与国民党政府赐予的“通缉犯”的名号走完生命最后一程的，他以“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的心态，随时准备了以殉道者的身份迎接最不可测的厄运！ 这就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鲁迅的一个个侧面，难道不值得我们投去敬佩的目光吗？ 五 鲁迅是伟人，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不过，鲁迅不是神人，他也食人间烟火，也有着许许多多普通人的弱点。 为了母亲，为了“孝”，他懦弱，他顺从，他苟且，他成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为了“惜命”，为了苟活，他瞻顾，他犹豫，他彷徨，他成了言而无信的退却者！ 为了温饱，为了生存，他谨慎，他隐忍，他低眉，他曾供职军阀政府十四年！ 鲁迅生于绍兴，绍兴是春秋时越国的国都，勾践的故事那是家喻户晓的。鲁迅曾自豪地称自己的家乡是“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青年鲁迅留学日本时，身上也奔突着一股卧薪尝胆必吞吴般的热血。1907年，徐锡麟刺杀清朝安徽巡抚恩铭之后被捕。徐的心脏被恩铭的亲兵炒食干净。不久秋瑾也被杀。消息相继传至日本东京，鲁迅积极组织浙江籍留日学生吊唁烈士，并主张尽快拍电报到北京谴责清政府的残暴行径。与鲁迅一同留学日本的范爱农是徐锡麟的学生，因不同意拍谴责电报，竟被鲁迅视为比清朝统治者还要可恶的人，由此足见当时二十六岁的鲁迅反满反清的革命热情之高。 以反清为宗旨的光复会，主干都是浙江人，徐锡麟是，秋瑾是，陶焕卿是，他们全力投入组织暗杀和会党起义，在反清组织中，态度也异常坚决。鲁迅不仅加入了光复会，甚至做好了牺牲的准备。1906年夏，鲁迅的母亲谎称病危，拍电报将鲁迅从东京骗回绍兴。等待鲁迅的却是大红灯笼高高挂，是母亲强加给他的一份“礼物”——一个女子，一个缠着小脚而且目不识丁的旧式女子朱安。鲁迅怎会与这样一位旧式女子相爱，但他最后还是屈从了母亲，装上假辫子与朱安完婚了。 对于违心地与自己不爱的人朱安结婚，鲁迅曾有过解释。鲁迅认为他之所以放弃自己的个人幸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认为在当时酷烈的反清斗争中“豫计是生活不久的”（《两地书》）。这虽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鲁迅当时曾抱定了献身反清斗争的决心，但是同时也说明了鲁迅在母命难违的情形下选择了最为消极、最为被动的下下策。 我们可以说，鲁迅对朱安是抱有人道主义同情的，因为按中国封建旧礼俗，订婚的女子如被夫家退婚，那是很难再找到婆家的。所以为了不伤害朱安，鲁迅就顺从母命，与朱安结婚。但我们可以想象，假如鲁迅真的成了徐锡麟第二，朱安作为一个弱女子，一个祥林嫂式的寡妇，岂不更加不幸吗？ 与朱安结婚，对于鲁迅来说，是只有婚姻，没有爱情的。他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也没有生育子女。自1906年至1927年，鲁迅的婚姻是名存实亡的，直至他应聘广东中山大学与许广平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才算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真正幸福与爱情。 婚后二十多年，鲁迅在婚姻上，一直都是顺从母命，苟且地生活着。他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声讨旧礼教，创作出了《祝福》那样的名篇，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自己却也甘心作“孝子”，放弃了自己对个人幸福的追求权。 1926年11月28日，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痛心疾首地追悔道：“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历来并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这里的追悔，指的就是顺从母命，与朱安结婚。 鲁迅希望天下少几个祥林嫂，可自己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祥林嫂式的人物，真是可叹啊！ 如果说面对“孝道”的束缚，鲁迅为了亲情，出于同情心，放弃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的权利，尚可理解。那么，在革命斗争需要他时，他是不是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勇气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及鲁迅作为光复会一员时的一件事了。 上面说到，鲁迅为自己违心地与朱安结婚辩护时，他说自己反正加入光复会迟早会有一死，因此，与朱安结婚还是与其它女子结婚都无所谓了。可事实上，当光复会的领导真正交给鲁迅任务，让他也像徐锡麟那样回国去刺杀清廷的某位大员时，鲁迅先是答应了，然后又反悔了。鲁迅诘难布置任务给他的人，如果我牺牲了，我的母亲由谁来赡养。光复会见鲁迅顾虑重重，只得收回了成命。 多年以后的1925年，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为自己的不做刺客给出了答案。1925年，许广平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进步学生积极投入到反对校长杨荫榆与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斗争中，许广平正想学习鉴湖女侠秋瑾，刺杀当时的“违反民意的乱臣贼子”。许广平4月10日于信中慷慨激昂地对鲁迅说：“实不如仗三寸剑，与以一击，然后仰天长啸，伏剑而死，则以三数人之牺牲，即足以寒贼胆而使不敢妄动。”鲁迅4月14日复信劝止许广平说“纵使有一两回类似的事件，实不足以震动国民，他们还很麻木”。 不足以震动愚弱麻木的国民，固然是一个理由。这一理由，鲁迅在小说《药》中借夏瑜死得连自己的母亲都不理解作了形象的表白，夏瑜的生活原型也正是来自秋瑾、徐锡麟这些辛亥志士。不过，鲁迅为自己辩护的这一理由是否充分呢？历史上没有不流血的革命，“为有牺牲多壮志”才能“敢教日月换新天”，这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那么什么才是鲁迅不当刺客的主要原因呢？1925年3月11日，鲁迅给许广平写信说：“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 想做勇士，又想不付出牺牲，天底下哪有这等便宜事？毛泽东一家，前后六位亲人为革命捐躯，难道这是毛泽东所希望的？对尘世生活的眷顾与知识分子的清高自许，或许才是鲁迅不做刺客的真正原因。 1925年，鲁迅的《致赵其文书》中也坦言：“感激，那不待言，无论从那一方面说起来，大概总算是美德罢。但我总觉得这是束缚人的。譬如，我有时很想冒险，破坏，几乎忍不住，而我有一个母亲，还有些爱我，愿我平安，我因为感激她的爱，只能不照自己所愿意做的做，而在北京寻一点糊口的小生计，度灰色的生活。” 为了报答母亲，感激母亲，才不去冒险，才不去做刺客，这就是凡人普通人的瞻前顾后，苟且隐忍。 鲁迅“惜命”，同时也十分珍惜个人的名声，如果死得其所，死得流芳千古，死得对历史车轮的前行有强大的推动力，他或许不会那么惜命的。同样是在1925年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提及另一辛亥烈士史坚如。史坚如，是许广平的老乡，广东番禺人。1900年孙中山领导的惠州起义军向汕头方向移动时，中途被清军击败。史坚如力谋牵制对方的活动，于是潜入广州炸总督衙门，炸死官吏二十余人，旋即被捕遇害。牺牲时，年仅二十一岁。史坚如无疑是一位孤胆英雄，是一位义无反顾的刺客。鲁迅却为史坚如感到惋惜：“革命以前，第一个牺牲者，我记得是史坚如，现在人们都不大知道了。”死则死矣，人们很快就忘记了烈士，这是何等的悲哀！ 鲁迅的知识分子精英意识是很强的。我们不妨继续以1918年1月鲁迅写给平生最好的朋友许寿裳的信来解释。在这封信中，鲁迅自信而又无限感慨地说：“吾辈诊同胞病颇得七八，而治之有二难焉：未知下药，一也，牙关紧闭，二也。若问鄙意，则以为不如先自作官，至整顿一层，不如待天气清明以后，或官已做稳，行有余力时耳。”中国历史上能夸口说诊断得出七八分中国积贫积弱的病根的人，恐怕没有几人，鲁迅如此说，是怀有极大的自信与精英意识的。“作官”、“整顿”更是中国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达则兼济天下”的庙堂意识的毫无掩饰的表白。 真正的职业革命家需要的是“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式的一往无前；需要的是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式的视死如归；需要的是基督“我不上十字架，谁被钉上十字架”的舍生殉道。在受命刺杀清朝大臣的临行之际，鲁迅没有践行“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诺言，在国与家、社会责任感与人间亲情的天平上，鲁迅无疑也倾向了后者。 鲁迅的时代，匐匍在权贵之下的文人用鲁迅的话来说，无非是三类：“帮忙文人”与“帮闲文人”及“帮凶文人”。在鲁迅看来，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污蔑刘和珍等进步学生为暴徒的陈西滢等人无疑是帮凶文人。三十年代，国将不国的时候仍推崇幽默，主张抒写“性灵文字”的林语堂无疑是帮闲文人。 那么，那个世界有没有不依附于权贵的知识分子呢？面对这样的诘问，鲁迅扪心自问能毫无愧色地说“有，我就是其中一个”吗？ 我想，鲁迅是不敢这样回答的。 鲁迅1912年得以进教育部任职，是经好友许寿裳向中华民国教育部总长蔡元培推荐才成功的。当孙中山总理让位，袁世凯篡权后，蔡元培先生即一而再、再而三地辞职，以示与袁世凯的不合作。这时候的鲁迅在做什么呢？不妨读读鲁迅的1912年的日记片段吧。 六月二十日，蔡总长元培昨日辞职。 七月二日，蔡总长第二次辞职。 七月十二日，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 八月二十二日，晨见教育部任命名氏，余为佥事。 八月三十日，下午收本月俸百二十五元，半俸也。 十一月二日，上午得袁总统委任状。 十二月二十六日，积雪厚尺余，仍下不止。晨赴铁狮子胡同总统府同教育部员见袁总统，见毕述关于教育之意见约百余语，少顷出。 由《鲁迅全集》中的日记和相关史料，我们可以明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于1912年8月21日任命鲁迅等22人为教育部佥事，月薪二百五十大洋，8月26日鲁迅又被委任为负责文化、艺术等方面工作的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按当时官制，“参事”“佥事”都须由总长推荐，总统任免。 为求取功名，杜甫曾“朝叩富家门，暮随肥马尘”，但杜甫为自己的那副猥琐面孔感到了可憎；为“五斗米”，陶潜曾“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但他后来有了“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的归耕南山；为一展大才，李白曾任唐玄宗的翰林学士，但他后来梦醒之后，毕竟长吟着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句离开了长安。 鲁迅呢？明知袁世凯背弃革命，仍屈身事袁，顶着狂风大雪与教育部官员一同“朝见”袁世凯。我不知道当时鲁迅是否想起过杜甫的“朝叩富家门，暮随肥马尘”的诗句？不知道当时鲁迅是否想起过追随蔡元培先生，放弃科长的职位，去大学当一位教授，做一位独立的知识分子？ 鲁迅没有辞职，反而教育部的科长一做就是十四年。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那一个月的三百大洋！这不是我们强加给鲁迅的责难，鲁迅自己也承认自己这样的生活是“在北京寻一点糊口的小生计，度灰色的生活”。 说到这里，我绝没有任何贬低作为思想家鲁迅的心意，我只是将真实的鲁迅还原！ 纵观鲁迅，他一生的内心世界，都在进行着一场场拔河——精英意识与凡人思想的拔河，他一生都是在自己无法直面的人生中挣扎，他一生都是在不断地告别旧我中前行。 后半生的鲁迅，不顾世俗的压力，坚定地与许广平走到了一起，这是他人生新的一页。辞职南下厦门、广州是困境中的突围，定居上海加入左联、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更是他一生中最为绚丽的篇章。 很欣赏这样一段话：“理性主义者认为，历史是山峰，人，只有靠不懈地攀援，才能登及峰顶；浪漫主义者认为，历史是动荡摇曳的海洋，人，只有具备了鱼的柔曼，才能弄潮。前者是我们迈出理性的步伐，后者几乎全倚着感觉。” 是啊，要理解鲁迅，只有阅读鲁迅。鲁迅的作品卷帙浩繁，犹如一座高山，我们靠近鲁迅的唯一途径就是借助鲁迅的作品去攀援。企求以浪漫的心态，靠自己的感觉或人云亦云，那不是真正的尊重鲁迅，而是对鲁迅的亵渎。 去阅读鲁迅的作品吧！读出你自己眼中的真实的鲁迅——精英鲁迅与普通人鲁迅！  读《百合花》，写高考作文题“假如我与心中的英雄生活一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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