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傲慢与偏见”，那就不是法拉奇了！  魏建宽 一 《〈风云人物采访记〉序言》是法拉奇版的人权宣言。 法拉奇借这篇序言，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告诉我们“人”这个词应该怎么定义。 法拉奇借这篇序言，以平视的角度剖析那些偶像，告诉我们只有打破偶像才能让自己成为偶像。 法拉奇借这篇序言，以怀疑者的角色大胆地质问：是谁在主宰着人类的命运与左右着历史的走向。 法拉奇借这篇序言，以历史见证者的口吻告诉世人：人应当怎样看待那支权力的魔杖。
（法拉奇采访邓小平时的情景；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二 要理解这篇序言，前提是必须知道法拉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法拉奇是一位杰出的意大利女记者。 不，她不仅仅属于意大利，她的文字的力量、人格的力量，包括她的“傲慢与偏见”都已经并将长久地影响着这个世界。 2006年9月14日，77岁的法拉奇病逝于意大利。 美国《纽约时报》毫不犹豫地送上了最精当的评论：“奥莉阿娜·法拉奇是一个善于解剖权威的采访者，一个善于打碎偶像却让自己成为偶像的记者。” 中国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的主持人王志，也对法拉奇表达了由衷的尊崇：“如果说法拉奇站在珠穆朗玛峰，我们充其量就是到了拉萨。她是一代宗师，是不可逾越的高峰。” 一个记者，为何会赢得世人如此高的评价呢？ 法拉奇是一个自1943年9月25日以后就再也没有哭泣的人。那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盟军轰炸机的炮弹如雪花似地向佛罗伦萨城倾泻下来，法拉奇与父亲奔向圣母大教堂躲避轰炸，她惊恐得哭了。但是她的父亲送给了她一巴掌，然后“用眼睛死死地盯着”她说：“一个女孩子不能哭，绝对不能哭！”战争与杀戮教会了法拉奇什么叫坚强。 法拉奇是一位“不会为金钱写作”的记者，一位独立的、自由的记者。她17岁即被一家报社聘为记者，为了不违背良心写作，她19岁就愤然离开了那家报社。离去时她朝主编甩下了一句话：“你可以为自己保住这个饭碗，我情愿饿死也不愿意成为一个玩弄文字的人。” 法拉奇也是一位勇敢的战地记者，是一位从死尸堆里爬出来了的记者。1968年墨西哥军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她就在现场，三颗子弹击中了她。清理现场时，营救人员以为她已是一具僵硬的死尸，将她送进了太平间。当她奇迹般地清醒过来时，发现身边的尸体不计其数。 认识与理解法拉奇的坚强、独立与大勇，是读懂法拉奇的《〈风云人物采访记〉序言》的前提。 三 法拉奇开篇即宣告，她希望自己的《风云人物采访记》能成为“当代26位政治名流历史的直接见证”，而非“一本仅供那些研究权力之争的学者们阅读的采访集”。 她之所以不希望自己的《风云人物采访记》被沦为研究权力之争的书，是因为她蔑视权力。而之所以蔑视权力，是因为她蔑视掌握权力的权贵。在她的眼中，那些“掌权者并不是出类拔萃的人”，那些“决定我们命运的人并不比我们优秀，并不比我们聪明，也并不比我们强大和理智”，那些人“充其量只比我们有胆量，有野心”。法拉奇为那些人“处在金字塔的顶端感到遗憾”，并对他们投去了不信任票。 法拉奇认为：“无论是暴君还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总统，无论是刽子手将军还是受人热爱的领袖，我认为他们手中的权力都是不人道和可憎的。”因为，正是权力让人失去了伊甸园，失去了自由。她深深地叹息，人的悲剧就是在于面对掌权的人“你不能控制他，而他却要扼杀你的自由”。 也正因为如此，她能理解却不能接受帕斯卡尔及罗素对历史是由什么来左右的的解释。她认为由那些“生得逢时并且善于利用时机的人”左右历史，是“生活中荒唐的悲剧”，她认为由赫鲁晓夫等极权主义分子这些少数人决定我们普通人的大多数人的命运是对人的尊严的践踏！ 法拉奇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人沦落成为“一群在时而高贵、时而卑贱的牧人手中的绵羊”“一批充当配角的货色或是一片飘零的落叶”。 于是在法拉奇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悖论——人应该且必须拥有独立的尊严与自由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而人与历史却又最终仍然由少数人左右。 四 法拉奇给世人再次揭示出了这一悖论，她能理解这是一个“没有人能解答的老问题”，也深知这是“一个存在已久的十分危险的陷阱”。 不过，她在这一巨大的如魔咒般的悖论前，没有选择沉默。她不甘心成为权力与暴政的“绵羊、配角与落叶”，她要与这个古老的魔咒进行抗争。 如何抗争？那就是将掌权者还原为与自己一样的人，甚至将他们平庸化，同时将上天赋予的人权的旗帜高高地扬起。 天赋的人权是什么？那就是平等与自由。 法拉奇认为她有责任告诉她的读者：“苹果生长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采摘”，也就是说追求幸福是每一个人的权力；法拉奇认为她有责任让她的读者明白“星期五也是可以吃肉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不应该有对人的自由的禁锢；法拉奇认为她有责任让她的读者明白“人类尊严最美好的纪念碑”应该是为那些反抗暴力与暴政的人而立的，也就是说正是这些人体现了人的尊严。 正因为这样，她对伯罗奔尼撒半岛即希腊的反法西斯统治的人们写下的“OXI”三个字会深表敬意，因为那些人是敢于向强权与暴力说“不”的人。 正因为这样，她会在这篇序言中对她的恋人、生活中的伴侣——希腊人阿莱科斯深表敬意，因为阿莱科斯是敢于反抗希腊军政府铁血专制统治的英雄。 正因为如此，她在采访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时，当谈到伊朗的许多妇女不能上学、工作，甚至去海滩不能穿泳衣时，她近乎戏谑与挑衅地抛出了这样的问题：“可您怎么能穿着浴袍游泳呢？”霍梅尼被激怒了，他近乎失态地说：“这不关您的事，我们的风俗习惯与您无关，如果您不喜欢伊斯兰服装您可以不穿！”霍梅尼的话音刚落，法拉奇就一边扯掉身上为表示对伊斯兰教的尊重而穿的披风，扔在霍梅尼的脚下，一边说：“您真是太好了，既然您这么说了，那么就把这愚蠢的中世纪的破布脱下来。”霍梅尼暴跳如雷，勃然大怒地离席而去。法拉奇呢，仍镇定自若，正襟危坐，直到霍梅尼的儿子以《可兰经》的名义发誓他的父亲第二天会再次接受她的采访，才同意离去。 正因为如此，她在采访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顾问基辛格时，她处处巧设陷阱，诱使一向谨慎的基辛格竟口无遮拦地说出了“我总是单枪匹马地行事”这样的话，引得美国舆论大哗，尼克松气得对基辛格闭门不见，引得基辛格事后后悔不迭：“这是一生中与媒体打交道的灾难性的一次。” 五 不过，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法拉奇也是一位傲慢的法拉奇，带有浓重的偏见的法拉奇。 她的傲慢来源于她的勇气，她的勇气来源于正义，她的正义来源于上天赋予人的平等、自由与尊严。所以她为了对伊斯兰教剥夺妇女的受教育权、歧视妇女表示愤怒，会在霍梅尼面前脱下披风。 法拉奇的偏见，当然最主要源于她的出身背景与文化背景。这种背景，让法拉奇在与许多被访的重要人物对话时，怀有一种明显的优越感。 正因为如此，1972年她采访巴勒斯坦抵抗运动领导人阿拉法特之后，在采访记中会对阿拉法特加以漫化式的丑化式的描写：“他身材矮小……连手和脚都很小：太小了。几乎难以支撑住他那粗壮的双腿和那由宽大的臀部、多脂肪的腹部组成的肥硕身躯，在这五短身材之上是一个戴着头巾的小脑袋。”2001年9·11事件后，她在《愤怒与自豪》一文中更是称阿拉法特这位伊斯兰民族的英雄是伪君子。在这篇文章中，她这样将愤怒洒向阿拉法特—— 这个说谎者，只有当他（在私下里）否定以色列存在的权利时，他才会露出一丝诚意。这是个不值得信任的伪君子，甚至当他在问时间时也不要去相信他。这个胡作非为的革命家，他从不曾为他的人民提供一点点民主。我说的不是像以色列那样的民主，而是一种少得可怜的民主。这个假冒的勇士，他总是像卡斯特罗、皮诺切特一样穿着一身军装，却把战争留给他贫穷的人民，留给那位信任他的可怜的基督。这个无知的人，他甚至不能表达一个思想，说清一个句子，不能发表一个前后一致、逻辑连贯的演说。这个自始至终的恐怖主义者，他唯一的本事就是培养恐怖主义者，把他的人民置于糟糕的境地，送他们去死，去杀人，或被杀……好了，对他说得太多了，这一切对他已足够。他不值得我浪费时间，我更愿意谈谈那种在欧洲人们经常谈起的认为美国坚不可摧的观点。 不过，这正是法拉奇的本色！没有偏见、没有傲慢，她也就不是法拉奇了！ 法拉奇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她是一个难以复制的偶像！ 2008年12月28日初稿 2021年重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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