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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这是老魏的一篇旧文，写于2008年，完稿于2011年，从完稿日算起，也整整十年了。今日整理旧文，只感叹时光流逝真是无情，因为写这篇文章时的情景仍清晰如昨。 文章的写作背景有两个：一是《包身工》曾一度从人教社的大纲版高中语文课本被撤出，然后又于2003年回到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高中语文教材必修1中；二是当时读到2003年版的课文《祝福》的一个“探究性问题”——如何看待夏衍根据鲁迅的小说《祝福》改编而成的电影《祝福》中所添加的“祥林嫂怒砍门槛”这一情节，这个探究性的问题我认为特别好，激发了我强烈的探究兴趣。 为了解答上述两个疑惑，我用了大概一个月的课余时间，读了一些相关的书，比如几部关于夏衍的评传，比如夏衍的文集，还读了夏衍辞世前几年写的《懒寻旧梦录》，于是就有了这篇阅读随笔——《纪念碑，只为三十六岁的夏衍而立——由夏衍的<包身工>说起》。 语文教材又“变脸”了！ 在2018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主编的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中册）“的目录中，我再次看到了《包身工》。看到它与鲁迅的两篇杂文《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及《荷花淀》《小二黑结婚》《党费》编为一个单元，从人文主题及核心素养的角度上看，想必应该是以“革命主义文学”来将这些作品归并为一个教学单元的（我暂时还没有这本教材，所以只能以“想必”来表述）。 记于2021年12月22日 纪念碑，只为三十六岁的夏衍而立 ——由夏衍的《包身工》说起 魏建宽
（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2006年版， 图片来源当当网） 一 当代诗人王家新说：“大师的晚年是寂寞的，他这一生说得过多。现在，他所恐惧的不是死，而是时间将开始讲话。” 夏衍生于1900年，逝世于1995年。1994年，人们为他举办了95岁寿庆，他无限感慨地向五十年代做过他的秘书的李子云说：“我觉得我的作品中只有《包身工》可以留下来。”《包身工》写于1935年，发表于1936年。《包身工》诞生时，夏衍只有三十六岁。《包身工》成了经典，中学高中语文课本的版本一改再改，课文一换再换，《包身工》都在必选课文的考虑之列。数年前人教社编写《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科书》，一度将《包身工》撤下，现在人教社编写的新课标高中语文必修1教材又将《包身工》补上了。这证明《包身工》成了一篇不可轻易替代的经典。（补记：2018年部编版，继续保留了《包身工》） 夏衍无疑是一位革命家，他1927年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左联”的领导人之一。夏衍同时又是报告文学作家、戏剧家及文艺理论家。晚年寂寞的夏衍清醒地意识到作为革命家、文艺理论家、戏剧作家的他会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唯有作为报告文学作家的夏衍将不朽。这是夏衍的大清醒、大彻悟与大明智。 新中国成立后，夏衍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是中共上海市委的五常委之一。1955年他又被调至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主管戏剧、电影及文化方面的外事工作。这一辈子他作过多少场报告，写过多少讲话稿，发表过多少文艺理论文章，参加过多少次文艺论争，批判过多少人，又被多少人批判，晚年的夏衍自己恐怕也不一定完全一一数得清楚。晚年的他，只意识到他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可以留下来！ 是的，时间已经开口说话！时间在证明着夏衍的话，每年都有数百万的中国生在捧读他的《包身工》，这不就是在证明着《包身工》的不朽吗？ 时间是最好的过滤器，时间是最无私的雕刻家，时间正在为三十六岁那年的夏衍塑造着一座不朽的纪念碑，只因为他的《包身工》！ 二 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是一个要去信仰什么却很困难的时代，而不去信仰什么又觉得是十分可怕的时代。 近日，读《牛汉自述——我仍在苦苦跋涉》，感慨良多！诗人牛汉是一个对中国文坛熟悉如家谱的人，文坛的风云变幻由他这样一位八十五岁的真性情的诗人来描述是令人相信的。牛汉说“在中国，想无拘无束地表达自己的心灵，真的很难”。革命家的夏衍又何尝不是如此？ 1955年，夏衍奉命将鲁迅的小说《祝福》改编为电影剧本，为的是让电影《祝福》赶在1956年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日子里上映。历史就是这样富有戏剧色彩，一位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被鲁迅讥讽为“四条汉子”之一的夏衍，却被指定来完成鲁迅作品的改编任务。夏衍在写于1957年的《杂谈改编》一文中这样写道：“我接受这一改编工作就把它看作是一件严肃的政治任务”“改编者无论如何总得力求忠实于原著，即使细节的增删、改作，也不该越出以至损伤原作的主题思想和他们的独特风格。”不过，夏衍还是做了一些大胆的改编，他在电影的结尾加上了画外音：“……值得庆幸的是，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为什么要加上这样一段画外音呢？夏衍的解释是“为了使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幸福时代的观众不要因为看了这部影片而感到过分的沉重，就是说，不必为古人流泪。”这样的改编完全是为了迎合当时的政治需要而出现的狗尾续貂，这样的改编显然与鲁迅小说《祝福》的整体悲剧风格极不协调。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夏衍竟然在电影中添加了一个情节，一个祥林嫂捐门槛之后仍不能被鲁四老爷同意参加祭祀于是冲上土地庙怒砍门槛的情节。这一完全背离了人物性格逻辑发展的情节处理，当时就被很多人批评。可是夏衍却以祥林嫂曾“异乎寻常”“出格”地抗拒再嫁给贺老六为由，来证明祥林嫂是一个“反抗性颇为鲜明的人物”，进而证明祥林嫂“难道永远会是神权下面的不抵抗的奴隶么”？ 其实，夏衍这样的解释不仅不能证明祥林嫂是一个“反抗性颇为鲜明的人物”，反而说明祥林嫂恰恰是匍匐在封建礼教下的奴隶。祥林嫂为何拼死不嫁贺老六？她正是在拼死“捍卫”好女不嫁二夫的名节啊！夏衍又说祥林嫂砍门槛“按情理只能是处身在失望、痛苦之极而爆发出来的一种感情上的激动”，既然是一时的感情上的偶发的冲动，怎能代替人物性格对情节的必然支配呢？ 夏衍同样是在《杂谈改编》中，不知是谦虚还是出于其它什么目的，承认对《祝福》《春蚕》《复活》的改编“应该说都是失败之作”！为何失败呢？我想，正是因为这完全不是他个人在创作，他只不过是在遵命创作。 1959年，夏衍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全军电影剧作座谈会上，作了题为《漫谈改编》的报告。身为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这样告诫与会者：“在改编之前首先要明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从什么立场、什么观点、为什么目的来改编这个作品；第二个问题是想用什么样的艺术形式来表达这个作品的主题思想。”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夏衍说：“我们要求的是从无产阶级立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观点，通过阶级分析，为着对亿万观众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而改编剧本。” 读了夏衍的这一番说明，你就会发现夏衍之所以剧终加画外音，之所以让祥林嫂怒砍门槛，就是为了处处不忘新旧社会对比，有意识地突出社会主义好这一主题，突出无产阶级的斗争精神与反抗精神。但是这一改，却完全背离了鲁迅原著的主题。这样改编拍摄而成的电影，与其说是对鲁迅的纪念，倒不如说是对鲁迅的亵渎。 观众看电影《祝福》，看到最后，悲剧成了喜剧，成了闹剧。祥林嫂砍门槛砍出了一场闹剧，这还罢了。苦倒是苦了那些撰文批评夏衍不该添加祥林嫂怒砍门槛的人。著名作家刘绍棠的儿子刘梦在回忆父亲的文章《燕赵慷慨悲歌之士——我的父亲刘绍棠》中说：“在1957年，不少人就是因为反对给《祝福》加上“祥林嫂砍门槛”的情节，成了右派分子。” 文坛已经与政坛的风云紧紧纠结，文学已经成了政治的传声筒，作家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这个时候的夏衍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个性，没有了自己的创作理念，没有了自己的创作自由。 三 鲁迅生前，其实就有人想将他的小说《阿Q正传》改编成电影剧本。1930年，一位名叫王乔林的人，时任北京陆军医学院的教师，他将《阿Q正传》改编成了电影剧本《女人与面包》，写信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写信这样作答： “我的作品，本没有不得改为剧本之类的高贵性质，但既承下问，就略陈意见如下：——我的意见，以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舞台，将只剩了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况且诚如那位影剧导演者所言，须偏重女脚，我的作品，也不足以值这些观众之一顾，还是让它'死去’罢。” （《致王乔南》，见《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鲁迅的悲剧小说《阿Q正传》没能搬上银幕成为“滑稽”戏，没有成为被“恶搞”来娱乐观众的影片，谁知二十年后他的悲剧小说《祝福》，还是经夏衍之笔成了滑稽戏！呜呼！历史就是这样荒唐！就是这样富有戏剧性！ 四 评价一个人，我们应该更注重一个人的细节。 革命家夏衍留给后人的历史细节是耐人思索的。 1979年4月，经中组部正式批准，决定为冯雪峰恢复党籍，恢复名誉。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国家出版局草拟了一份《冯雪峰同志悼词》，向许多领导征求意见。夏衍读了这份悼词说：“说他'沟通了鲁迅同党的关系’，恰恰是他破坏了党同鲁迅的关系！”并声言“如果在追悼会上宣读这样的悼词，我是要公开写文章驳斥的。”夏衍还真的于5月份发表了《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事》，此举又引发出了一场文坛风波。不同意夏衍观点的鲁迅研究专家李何林于1980年5月16日，“直接上书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王任重、胡乔木，认为夏衍文章的发表，是文艺界存在着宗派主义。”（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矛盾纠葛，四十多年过去了，在夏衍的心中，仍没有忘却。还不是因为肯定冯雪峰“沟通了鲁迅与党的关系”，这样对冯雪峰的褒扬将无疑包含着对夏衍、周扬等人的贬抑。 这里有必要对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围绕着“两个口号”之争而产生的那个历史事件。这场争论的是与非一直沿续至今，我的一支拙笔难以细说清楚，好在新版的《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对《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有一条几百字的注释，最能概括这一场论争：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6年8月《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鲁迅当时在病中，本文由冯雪峰根据鲁迅的意见拟稿，经鲁迅补充、修改而成。 1935年后半年，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促进了抗日高潮的到来。当时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党内领导者（以周扬、夏衍等为主）受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些人委托萧三写信建议的影响，认识到左翼作家联盟工作中确实存在着“左”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认为“左联”这个组织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在这年年底决定“左联”自动解散，并筹备成立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文艺家协会”。“左联”的解散曾经由茅盾征求过鲁迅的意见，鲁迅曾表示同意，但是对于决定和实行这一重要步骤的方式比较简单，不够郑重，他是不满意的。其后，周扬等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号召各阶层、各派别的作家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创作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但在“国防文学”口号的宣传中，有的作者片面强调必须以“国防文学”作为共同的创作口号；有的作者忽视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鲁迅注意到这些情况，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作为对于左翼作家的要求和对于其它作家的希望。革命文艺界围绕这两个口号问题进行了尖锐的争论。鲁迅在6月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已经表明了他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当时文学运动的态度，在本文中进一步说明了他的见解。 可就是这样一篇文章，与多少人的命运攸关啊！1955年，胡风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与这篇文章有关。1957年8月，冯雪峰被列为“右派骨干分子”，与这篇文章也有关，冯雪峰的罪名就是“1936年从当时革命根据地的陕北来到上海，以钦差大臣姿态出现，一方面把胡风引为同党，另一方面对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给以极恶劣的宗派打击，造成了革命文艺事业的分裂。”这段引文出自1958年2月28日的《人民日报》，是经毛泽东审阅修改批准发表的，题为《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道路》，作者就是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 当时上海文艺界的地下党领导人就是周扬、夏衍等人。1957年批判冯雪峰，周扬、夏衍的撒手锏就是《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篇文章，借当时的政治力量将冯雪峰打成右派。被打成右派前的冯雪峰，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正在组织人员编辑《鲁迅全集》。由于有了1958年对1936年“两个口号”论争的定性，有了强加给冯雪峰“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的罪名，1958年的《鲁迅全集》对《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解释就可想而知的。1958年版的解释中有这样一段话： 徐懋庸给鲁迅写的那封信，完全是他个人的错误行动，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组织事前并不知道。鲁迅当时在病中，他的答复是冯雪峰执笔拟稿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于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党员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由于当时环境关系，鲁迅在定稿时不可能对那些事实进行调查和对证。 作者不是鲁迅而是成了冯雪峰，对当时“左联”党员作家采取关门主义态度的是冯雪峰，对这些革命作家进行打击的是冯雪峰，而且冯雪峰是“不符事实的”指责！冯雪峰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段注释就是按“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的罪名来为冯雪峰定性的。谁知等不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到十年，文化大革命就于1966年爆发了，周扬与夏衍也在劫难逃了。“两报一刊”之一的《红旗》杂志撰文指出“周扬等人始终拒绝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就这样周扬与夏衍都先后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夏衍在狱中还被看守打折了一条腿。1975年7月20日，夏衍获释出狱，余生只能与轮椅为伴了！ 夏衍失去了一条右腿，身子残疾了，但心灵也依然残疾着。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解释，与1958年版的解释在关键事实表述上的完全不同，这让夏衍完全不能接受。因为为冯雪峰的平反，就意味着他1957他们批判冯雪峰是诬陷，是栽赃，是罔顾事实的挟怨报复，是借更大的政治力量来制造文字狱置冯雪峰于死地。明白了这段历史，我们对夏衍的耿耿于怀与失态，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殊不知，在特别强调意识形态的年代，夏衍与冯雪峰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究竟是由谁写的，历史只有一个事实，但在不同版本的注释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解释。 五 一位诗人说：“从奥斯维辛出来的人，一千年后还在发问：我们是有罪的还是无罪的？” 这是一个关于人是否应该忏悔的叩问！ 从反右、从文革中走出来的夏衍也面对着这样的叩问。只不过，出人意料的是，他选择了拒不忏悔。 当代著名的传记作家李辉曾专访过夏衍，文章收在李辉的《沧桑看云》一书，题为《风景已远去——遥看夏衍背影》。在这篇文章中李辉引用了会林、绍武编著的《夏衍传》中的文字。对于忏悔的问题，据会林与绍武的记载，夏衍作了如下解释：“人是社会的细胞，社会剧变，人的思想行为也不能不应顺而变，党走了几十年曲曲折折的道路，作为一个虔诚的党员不走弯路，不摔跤子也是不可能的。在激流中游泳，碰伤自己也会碰伤别人。我在解放后一直被认为右，但在三十年代王明当权时期，我也'左’过，教条宗派俱全。58年大跃进，我也热昏过，文化部大炼钢铁的总指挥就是我。吃了苦，长了智，我觉得没有忏悔的必要。” 夏衍为自己免责的逻辑显然是不堪一击的。人固然是社会的细胞，人固然会受社会的影响，但人毕竟还是一个具有理性思维能力的独立的个体。一些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底线，作为一个个体生命总该清楚与坚守吧？即使为了达到将政治与思想上的异己置于死地的目的，那也应该尊重基本的事实啊！ 史索、万家冀《在政治大批判漩涡中的冯雪峰》一文中为读者披露了这样一个事实：1957年整批冯雪峰时，周扬就曾从鲁迅档案馆调来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原稿，原稿共十五页，其中四页约一千七百多字，完全是鲁迅的笔迹，其中说周扬、夏衍等是“四条汉子”的文字恰恰还就是鲁迅写的，其它文字虽是冯雪峰的笔迹，但也全部是经过鲁迅修改过的。 1957年，夏衍等人已经明知这一事实，却仍然不顾这一事实，诬陷冯雪峰“蒙蔽鲁迅”，他的良知何在？再说，夏衍怎么能用对党的“虔诚”来做拒不忏悔的理由呢？夏衍连最起码的对自己的良心要诚实这一伦理道德底线都丧失了，这样的人还谈得上对党虔诚？ 由此看来，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的解释——“鲁迅当时在病中，本文由冯雪峰根据鲁迅的意见拟稿，经鲁迅补充、修改而成。”只不过是为后人还原了一个历史的真实。 当代著名学人钱理群先生对从文革中走过来的人是否应忏悔的问题，有一段颇有见地的观点：“应该承认这样的自剖是痛苦与艰难的，极左统治的力量在于它的蛊惑人心、自欺欺人的种种伪饰，非得有非同一般的决心与勇气，才能剥落出掩藏在服饰、皮肤下的赤裸裸的自我与血淋淋的真实。”我们不妨借用钱理群先生的观点来分析夏衍，就算你夏衍是被“极左统治的力量”所蛊惑，但你也得“自剖”啊！怎能拒不忏悔呢？ 牛汉在他的《我仍在苦苦跋涉》一书中，为我们描写了一个历史场景。被打入“胡风集团”中的诗人阿垅，1965年面对迫害，在所谓的“交代”材料中，他这样写着：“首先，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阿垅还举了两个具体的例子，证明这个案件是如何捏造事实。在“交代”材料中，阿垅愤激地说“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己崩溃了。并且，欺骗这类错误，会发展起来，会积累起来，从数量的变化到质量的变化，从渐变到突变，通过辩证法，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自我否定。它自己将承担自己所造成的历史后果，再逃避这个命运是不可能的。正像想掩盖事实真相也是不可能的一样”。 阿垅的话，随着“文革”的深入，一一变成了事实！阿垅虽然于1967年就病死狱中，但他以异常清醒的理智，看清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并预见了历史的走向。夏衍呢，虽然也经受了八年牢狱之灾，却仍然拒绝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忏悔。我们不指望夏衍像阿垅那样真诚、正直、有独立的操守，也不指望夏衍能像老舍先生那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地投太平湖来表达对这个世界的愤怒与绝望，但夏衍至少应该在晚年像巴金先生那样拿出勇气来为自己的怯懦、自私而忏悔吧！ 2006年，因《铁皮鼓》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作家格拉斯承认自己曾参加纳粹党卫军。没有人追查他，可是已至暮年的他主动地向世人承认了自己50多年前的丑行，以表忏悔。这件事，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为什么？我想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社会对知识分子，尤其是有着极高声誉的知识分子在道德上的期许是很高的。也就是说，这些知识分子凭着他们的理性，应该比常人具有更深的洞察力，更高的道德情操。正因为如此，我们赞誉巴金，才会称赞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夏衍，你就会觉得我们为什么会对夏衍失去了一份敬重，进而为他感到惋惜与失望！ 六 该将思绪的野马再勒回至1935年了！让我们再看看1935年的夏衍吧！ 写作《包身工》时的夏衍，是共产党员，是上海“左联”的负责人之一，是人身自由受到极大的限制与安全感都得不到保障的夏衍。 “一九三五年，上海党组织遭到了又一次很大的破坏，我们文化方面的几个主要负责人都被捕了，组织上要我暂时隐蔽起来，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开始了有关包身工的材料的搜集。”（《关于〈包身工〉的回忆》） 这是1959年夏衍回忆中的文字。那时的夏衍，是国民党政府的通缉犯，是国民党特务正在全力追捕的猎物。留在上海，等待夏衍的命运是随时都有可能像柔石等人那样，被投进监狱，被处死。 但夏衍没有离开上海，他选择了以笔继续战斗。他通过所认识的一位在日本内外棉纱厂做工的青年团员杏娣的帮助，知道外国资本家在半殖民地中国经营的工厂里，公然地保存着奴隶制度。夏衍的《关于〈包身工〉的回忆》中有这样的追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使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流氓特务这一切恶势力的紧密结合。为了压迫和榨取这成千上万的孤苦无告的包身工，日本帝国主义者、工部局、带工头、老板、帮工头子、国民党特务以至当地的地痞流氓，完全结成一条统一战线。在这个地方，既没有所谓国家主权、政府法律，更谈不上生活保障和人身自由。” 夏衍愤怒了，他决心非把这个人间地狱揭示出来不可。夏衍一开始是准备采用小说的形式来表现的，但最后他决定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来写，因此作品就必须力求真实，涉及的事实决不允许夸张，这就要求作者夏衍必须实地调查。 在当时，包身工工作的工房，实际上是一所管理得十分严密的监狱。这些工房，是由日本警察、巡捕、带工头手下的流氓紧紧地封锁着的。为了深入这个“禁区”，夏衍在杏娣的帮助下，冒着生命危险混进去过两次。但是不久就被带工头雇用的“下手”们盯住了。虽然再也不能走进厂区，但又必须更多地掌握材料。为了观察这些女工的上下班的生活，夏衍竟每天半夜三点多钟就起身，从他隐蔽居住的乡下走几十里路，在五点钟以前赶到包身工上班的杨树浦工厂区附近，近距离详细观察她们上下班的日常生活。用夏衍在他的《关于〈包身工〉的回忆》一文中的话来说，夏衍“从四月初到六月，足足做了两个多月的'夜工’”。 正因为如此，《包身工》中的材料才会那样的详实，东洋纱厂地狱般的惨象才能够描写得那么触目惊心，《包身工》中抒情的文字能那么富有感染力。让我们不妨再读读《包身工》中激情与愤怒交织在一起的文字吧： 美国一位作家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美国铁路的每根枕木下面，都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那么，我也这样联想，东洋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 在这千万被饲养者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20世纪的烂熟了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16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黑夜，静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是无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 就因为《包身工》，中国文学史上，有了真正的报告文学，就像因为有了鲁迅就有了杂文这种文体一样。因为有了夏衍的《包身工》，中国文学史上才有了真正意义的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包身工》是一个里程碑，它开创了报告文学写作的先河。 一九七九年，已经从监狱中走出来了的夏衍，在他的《夏衍杂文随笔集》的后记中说：“我平生最怕被人叫作什么什么家，只想做一个诚实的新闻记者，写这些文字根本就没有保留的意思，印在报上或杂志上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很快地忘掉了。” 今天看来，作为什么戏剧理论家、剧作家、革命家等称号的夏衍，的确渐渐地会被人淡忘，作为“一个诚实的新闻记者”的夏衍的名字还真的没有被时光遗忘。夏衍“根本就没有保留的意思”的文章，还偏偏被时间精心地为他收藏着，其实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偶然！伟大的诗人普希金特别自信，他于《纪念碑》一诗中这样预言——“我的纪念碑将高过亚历山大的石柱”。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是为人民而歌唱的，为自由而歌唱的，因此，他的墓地“通向人民的小径将永远不会荒芜”！ 夏衍的《包身工》也正是一篇为人民而歌、为自由而歌的作品，因而才具有不朽的纪念碑式的价值。 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离《包身工》写作的1935年相距七十多年，但是“包身工”式的悲剧依然在我们共和国这片土地上上演！ 山西矿难一个接着一个，少则三五人，多则数百人，地方政府官员为了保住乌纱帽，竟然瞒报、谎报！ 山西黑砖窑场奴工人数竟然成千上万，那些童工生存的状况竟然比夏衍笔下的“包身工”还要悲惨！ 山西干河煤矿41岁的矿工吉新红2008年9月20日在矿内被闷死。事故发生后，煤矿向上级采取的对策是瞒报，对闻风而来的各地的所谓“记者”采取的对策竟然是发放“封口费”，少则几千，多则数万。这难道不是中国新闻人的耻辱？ 只要矿难这样的惨剧还在上演，只要瞒报谎报这样的丑行还在以“潜规则”的形式恬不知耻地一个接一个出现，只要新闻人还在背叛正义与良知为钱作伥为权作伥，夏衍的《包身工》就不会失去它的价值！ 夏衍的《包身工》是一篇引导我们去看七十多年前的世界的一篇文章，但是我们怎能将视线永远面对过去，而忽略现实呢？ 夏衍的《包身工》，是一座纪念碑，作为个体的肉体生命的夏衍，也因为《包身工》获得了不朽，我们怀念夏衍，怀念的也只是36岁的夏衍。 纪念碑，只为三十六岁的夏衍而立。 这是喜剧！更是悲剧！ 完稿于2008年11月2日 修改于2011年8月6日 2021年12月22日重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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