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中心主义下国际关系理论与区域研究的脱钩  作者：卡塔兹娜·卡兹马尔斯卡（Katarzyna Kaczmarska），爱丁堡大学政治和国际关系讲师。她的研究兴趣集中于国际政治学者和实践者的知识建构，以及社会政治背景如何影响学术知识的制造和使用；斯蒂芬妮·奥特曼（Stefanie Ortmann），苏塞克斯大学国际关系讲师。她的研究兴趣涉及国际关系中的地缘政治想象和权力。 来源：Kaczmarska, K., & Ortmann, S. (2021). IR theory and area studies: a plea for displaced knowledge about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24(4), 820-847. 导读 历史唯物主义追求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然而，在当代国际政治研究中，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为代表的理论研究和以区域研究为代表的经验研究竟然呈现一种二元对立的脱钩状态。本文追溯了国际关系理论和区域研究的分化过程，指出二者的二元对立结构产生了结构性压力，在两个领域的学者之间树立了不平等的等级差别。具体来说，国际关系学科中理论和针对非西方地区的经验研究之间的二元对立起源于可以追溯到殖民时代的更广泛的社会科学体系。此外，研究者的学科认同是由互动的社会制度过程塑造的。作者还展示了这些制度过程如何复制知识生产中的不平等，表现在有关“全球南方”以及“全球东方”研究的知识降级以及理论化上。因此，作者指出，目前克服国际关系领域以及国际关系理论化中的西方中心论的尝试，忽略了理论与非西方经验研究的二元对立。 引言 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依然很严重。学者常常认为，从英美背景下抽象出来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除了理论研究议程上缺乏对非西方地区关注以外，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非西方的学者在国际关系专业的核心英语国家的出版物和学术会议中很少出现。此外，更令人惊讶的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被认为比非西方的区域研究高人一等，出现等级差别。学者常常断言，来自非西方的“边缘”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贡献很少，他们更喜欢实证研究。有人认为这是个人偏好、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范式的生疏或者学者所在国的社会制度造成的结果。然而，本文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区域研究两个独立但又相互影响的学术领域的制度化以及“边缘”学者和上述两个领域的互动关系也不能被忽视。 对理论的优先偏好和对非西方地区经验研究的缺失强化了国际关系研究中欧洲中心主义知识结构，这是一个被忽视的排斥非西方国际关系知识生产的基本结构特征。当前学者们忽视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理论和区域研究脱钩的更广泛的意义，也忽视了不断维持二者脱钩的社会制度结构及该结构对“边缘”学者的影响。 区域研究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起源。在英国、法国、俄罗斯，区域研究起源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需要。在美国，区域研究的历史与冷战有关，其兴起的原因是服务于政治，而非生产客观知识。由于本文作者来自原共产主义国家，本文主要关注同样被排斥在西方中心论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之外的欧洲和中亚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区域研究，借此讨论了国际关系学科中的等级差别构建实践和知识生产的不平等。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区域研究的脱钩与等级差别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理论和针对“非西方”地区的实证研究之间的脱钩一直被认为是该学科的结构特征。人们也一直在呼吁解决二者之间的等级差别。然而，学术界仍然认为，针对非西方的区域研究无法产生普遍有效的国际关系理论。区域研究也没有实现学科分工中被认为应该实现的核心功能，即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应用与检验。当区域研究结果和国际关系理论相冲突的时候，人们往往不是质疑理论有错，而是认为所研究的区域有其自身独特性。有学者认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文化转向可以弥合区域研究和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鸿沟，克服学科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实现学科认识论意义上的具体化，将有关非西方的经验知识纳入到理论研究中来。然而，上述情况并未发生，这种文化转向基本上没有挑战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区域研究的二元对立与等级差别。 1945年以后，英语国家重视非西方区域研究的主要原因是其对冷战有用。这种定向的地缘政治关切扭曲了学者对于非西方地区的知识，并且使得西方国家对区域研究的资助随着其对非西方地区威胁感知的变化而减少，如上世纪90年代英美对后苏联区域研究投入的缩减。 20世纪初社会科学向不同学科分化和专业化也加深了理论和区域研究的分裂。当时理论和区域研究的认知分工深受欧洲中心论和殖民主义的影响。学者将欧洲和西方描述为向现代性的普遍发展的实现，并且认为在此基础上完全能够产生普适理论。殖民地社会则被认为是原始落后的。殖民主义终结以后，区域研究和理论的脱钩依然存在，欧美国家仍然位居知识生产的上游。 理论和区域研究脱钩的延续 冷战结束以来，大学深受国际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然而，全球知识生产的结构性不平等以及国际关系理论和区域研究之间二元对立仍然存在，甚至更加突出。本文以“全球东方”（Global East），也就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学科，以及后西方国际关系辩论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原共产主义国家的区域研究为例探讨上述现象。苏联解体后，“全球东方”国家被认为在不可避免地向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过渡，是需要西方指导的“第三世界”的变体。这促使“全球东方”的研究人员进入现有的知识生产层次。苏联解体以来，随着大学经费的削减和新自由主义改革，经济上的压力也迫使“全球东方”的研究人员接受西方的学术研究框架。 社会制度安排也加剧了区域研究和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对立与不平等。在英国，研究卓越框架（REF）加强了国际关系理论和区域研究的不平等。REF是一种政府资助的研究质量评估体系，对大学排名至关重要，因此对大学吸引付费学生的能力也至关重要。“区域研究”和“政治与国际研究”是独立的“评估单位”，但并不等同。区域研究属于涵盖艺术和人文学科的D组，政治和国际研究在社会科学的C组。从国际关系学科整体的角度来看，提交给D组的资料价值较低，应该避免，但这会给研究带来问题。由于区域研究是由实地的实证研究和发展驱动的，而不是由学科中的“重要”理论辩论驱动的，因此它们通常被认为不符合D组的“重要性”和“严谨性”的参考标准。同时，各校以国际关系整体学科部门为单位向REF提交材料。因此，以经验为导向的区域研究研究人员占尽劣势，这对招聘和晋升产生了实际影响。 在当前英国的学术申请制度中，对REF的重要性以及所发表期刊的影响因子是重要评价指标。国际关系理论期刊的影响因子明显高于前苏联区域研究期刊，并且二者差距还在扩大。此外，国际关系理论期刊通常希望作者在理论上做出贡献，而其发表字数限制又使得作者难以在广泛讨论理论的同时把访谈和实地研究加入进来。偏好理论的审稿人往往阻止理论贡献不足但是经验研究价值较高的文本的出版。另外，理论研究的学者往往只选择符合自身理论论点的例子，而深入讨论其例子相关的更广泛的经验背景，往往会让人质疑其理论的确定性。 学术社会化的过程也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区域研究的等级差别有所影响。从研究生涯的早期阶段开始，学者们就被社会化为特定的职业身份，并被说服对某一学科或次级学科效忠。博士生常常不好意思地宣称，如果他们专门研究某一特定地区的国际政治，他们就不太精通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生通常被建议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做出选择，并考虑在所属领域的期刊上发表文章。考虑到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青睐高影响因子的出版物，善意的导师可能会建议学生不要进行区域研究或在区域研究杂志上发表文章。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这些事态发展可能会加深国际关系理论和区域研究的脱钩。 由于主要学术期刊和学术会议都在英语环境中按照英语学术惯例进行，那些和英语世界缺乏社交关系的人更难发表作品。受过西方学术培训又返回祖国的研究人员也不得不面临物质上的不平等：西方国家的签证限制以及旅行资金的缺乏，让他们难以获取学术中心的资源，如出版物、社交网络和资金援助。 理论和区域研究脱钩对“全球东方”学者的影响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该地区越来越多的学生在西方获得了博士学位，然而他们毕业后主要是作为区域研究专家在英国寻找教职。由于英国政府在俄语以及原苏联地区其他语言的教育投入不足，他们的语言技能和文化背景知识使其在相关的区域研究中奇货可居，即使他们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很少。在西方学术界看来，这些人命中注定要去研究他们的出生地，即便其研究兴趣在其他地区或其他方向。总之，这一切现象都加剧了国际关系理论和区域研究的二元对立，将来自“全球东方”的研究人员的学科身份推向区域研究而非国际关系理论，使其被排斥在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之外。 区域研究的出路：超越对立和等级差距 虽然随着受到西方学术培训的研究人员的增多，区域研究变得更加多样化，但这个过程中，在“全球东方”国家的研究人员往往处于受支配的服从地位，唯其西方合作者马首是瞻。因此，转向区域研究并不是将国际关系学科从其自身的欧洲中心狭隘主义中拯救出来的灵丹妙药。 来自全球东方的学者往往拒绝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区域研究二者中选边站。这些学者往往采取“论从史出”的态度，认为应该从原始的经验研究中实现理论创新。这种治学方法打破了西方国际关系学科中理论和区域研究之间的二元对立。 结论 由于种种原因，国际关系理论和区域研究的二元对立与等级差距使得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研究人员受到了全球国际关系学科的结构性排斥，其学术地位被降级，学术贡献被忽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建立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而是在于做到“论从史出”，从原始的经验研究中进行理论突破。解决之道不在于反对普适理论的存在，而在于采取更开放多元的研究方法和治学态度。 词汇积累 全球东方 Global East 边缘性 peripherality 讲英语的 anglophone 威胁感知 threat perception 译者：邵良，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国人民大学。 审校 | 魏康桥 唐一鸣 丁伟航 排版 | 沈䶮 苏伊文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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