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朝是一个与辫发纠缠在一起的朝代。单是男人头上盘旋的一条辫子，其存废留剃就与清王朝的政治命运紧密相连。尽管已有学者对于清朝的辫发史作过相关研究（注：研究中国辫发史的成果主要有日本学者桑原骘藏《中国辫发史》，美国学者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国学者王冬芳《迈向近代——剪辫与放足》等。陈生玺在《明清易代史独见》中的《清初剃发令的实施与汉族地主阶级的派系斗争》、《剃发令在江南地区的暴行与人民的反抗斗争》等文，对清初剃发令进行过集中阐释。李文海、刘仰东在《太平天国社会风情》一书中，深入探讨了太平军的蓄发问题。严昌洪在《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等书中，深入探讨清末剪发易服等问题。黎志刚在《中国近 代的国家与市场》中，有《想象与营造国族：近代中国的发型问题》一文，剖析了近代中国发型变化。张亦工、夏岱岱的《割掉辫子的中国》，集中探讨辫发与时人的心理。），但截至目前还很少有人从身体史的角度切入，将辫发与有清一代历史的发展变化联系起来展开论述，并且透过“辫发”这一身体符号来对清代政治与文化进行解读。 一、江山易主的“剃” 满族男子剃发留辫，实源于北方女真族的风俗习惯。在战争中，辫发渐成征服外民族的一种标志。投降或归附满族者要剃去四周头发，扎成辫子。后金天命七年（1622年），努尔哈赤进入广宁，传令“老年人可以不剃，年轻人必须剃”（注：《满老文档·太祖》卷三十四，辽宁大学1979年译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因为壮丁当兵，要求较严。此时辫发还未完全成为一种政治符号，至多是满族对于投降或归附者发式服饰同一的要求。此后，皇太极继位，采取了某些缓和满汉民族矛盾的措施，但是却要求被征服地区的汉人剃发。清军每到一处，便要当地人不分老少一律剃发。随着对明战争的日益扩大，剃发的范围也逐渐扩展，剃发逐渐演变成一种固定的制度。 在满族贵族看来，只要汉人肯剃发，就会弃明忠清。而明官和汉人则把不剃发作为保持民族大义的表现。许多被迫剃了发的汉人在从辽西逃至关内的途中，被明军妄杀。有没有剃发，成为区别满汉的首要身体依据。随着满族与明朝之间战争的加剧，“剃发”也开始逐渐上升到有关民族、文化层面的问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剃发”最终成为有清一代著名的政治与文化符号的历程却是相当复杂的。 清顺治元年（1644年），随着清军入关，剃发制度也从关外推行到关内。多尔衮强令官民剃发的举措引起汉人的普遍不满，甚至因此改变对清军的态度。“入关之初，严禁杀掠，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及有剃头之举，民皆愤怒，或见我人泣而言曰，我以何罪独为此剃头乎？”（注：池内宏：《清代满蒙史料·李朝实录抄》仁祖二十二年八月戊寅，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 发之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不久， 在吴三桂等降清汉臣的建议下，鉴于强行“剃发”所引起汉人的抵制情绪，多尔衮下令罢除剃发，以收买人心。此举收到奇效，极大地减少了清军南下的阻力。明朝大臣史可法在复多尔衮的书信中也说：“且罢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注：蒋良骐：《东华录》卷四，林树惠、傅贵九校点，中华书局1980年版。） 因不用剃发而对清产生某种好感。而清在辫发问题上的暂时妥协，则缓解乃至削减了满汉双方的矛盾与冲突。 然而，剃发令行而复罢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造成了新的矛盾。这种新的矛盾表现在：先期归顺者已经剃发，后来投降者则不用剃发，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些混乱。清军南下时，又实行了“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进一步加剧了“一半剃一半不剃”的局面。于是在归降的汉官中引起了争端：没剃发者主张一体从汉，以保留捍卫礼仪之邦的尊严，对剃发所象征的“蛮夷”有某种排斥心理，尤其是对于那些先期归降的“剃发者”怀有一种鄙夷的心态。而已剃发者则要求一统从满，以表明自己忠于清主；同时，也可以释缓后归降者保留发式的心理压力。不仅如此，普通百姓也因剃发与否成为了王朝之间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常熟，剃发者与未剃发者杂处，“清兵见未剃发者便杀，取头去做海贼首级请功，名曰'捉 剃头’，海上兵（明兵）见已剃发者便杀，拿去做鞑子首级请功，号曰'看光颈’。途中相遇，必大家回头看颈之光与不光也”。社会上弥漫着恐慌心理：“福山数十里遗民，不剃发则惧清兵，剃发又惧明兵，尽惴惴焉不聊生矣。”（注：七峰樵道人：《七峰遗编》第57回，转引自陈生玺《明清易代史独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69页。） 此时的辫发已无关乎民族风俗，其所代表的降清还是附明的政治含义被进一步凸现出来，由此拉开有清一代“辫发”与政治纠缠史的序幕。 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进入南京，多尔衮遂改变剃发与否“听其自便”的政策，命礼部向全国发布“剃发令”。在剃发令的罢而复行中，部分降清汉官起了很大作用。清军南下旨在夺取明朝江山，使被统治者从满俗、废汉俗，以免触发人们的故国情思。辫发既然是满汉习俗在身体外观上最显著的差异，又具有这么丰富的政治内涵，所以多尔衮接受了这些汉官的意见，重新实行强制剃发的政策。至此，辫发完全成为了一种政治符号，多尔衮视剃发为征服汉人的重要手段以及汉人是否接受满族统治的突出身体标志。为此，清军不惜采用血腥镇压的手段。各地官府派兵士监督剃头匠挑着担子上街巡游，强迫束发者立即剃头梳辫。稍有反抗，当场杀害。有的还被割下首级，悬在剃头担子上示众。这样一来，汉人由反对满族的象 征——辫发，进而反抗满族统治。所谓“江阴十日”、“嘉定三屠”等等，都是由此而引发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事件。无奈强令难违，男人从此不得不“五天一打辫，十天一剃头”（注：邵廷采：《东南纪事》，“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99页。）。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因“剃发”而发生的流血屠戮的悲惨事件，不仅在当时的明、清战争中影响巨大，更成为满汉民族冲突的痛苦的文化记忆，贯穿于有清一代。 在剃发问题上出现如此激烈的冲突，实属罕见，因此也引起学者们的广泛思考。美国学者孔飞力认为，汉人们也许由剃发而联想到阉割。他推断：在旧体制下，男子人格和地位的优越感是以精心蓄留的长发为象征的。而那些在满族勇士看来意味着阳刚之气的东西，在汉人的眼里确是娇弱妇道的象征（注：孔飞力（Philip A.Kuhn）：《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Soulstealers: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of 1768），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1月版，第75页。另外，艾德蒙·李奇则提出满人的辫发是一种自制战胜放纵的象征。他认为：“从礼仪上来说，长发表示不受限制的性征；短发或部分剃发，或紧紧扎住的头发表示受到限制的性征，完全剃光的头表示独身生活。”为强化这一观点，他还征引了17世纪英国精神病专家查尔斯·伯格（Charles Berg）的看法：“骑士们蓄长发，性征突出，缺乏自我约束。而圆颅党人却留短发，性征受到限制，并有严格的自我行为约束。”[李奇（Leach,Edmund R.）：《魔法般的头发》（Magical Hair），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所刊》（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第88期（1958年）第153—154页]在他看来，剃发与传统儒家的自律原则格格不入， 这是双方冲突的根源。 霍尔帕克（Chyristopher R.Hallpike）认为头发与社会纪律关系相联：“剪发表示社会控制（在象征的意义上同社会控制有联系），因而得到征服者的坚持。”[霍尔帕克（Hallpike,Chyristopher R）：《社会的头发》（Social Hair），载《人杂志》（Man），第4卷（1969年）第261页]）。 笔者以为：满汉民族对头发的认知差异是产生冲突的因素之一，但并非首要因素。首要因素是由满汉对辫发不同政治、文化内涵的解读以及各自所持有的呆板、强硬的态度。 从满族统治者来说，随着对明战争的全面展开，辫发也从民族风俗与服饰上升为赋予政治含义的事件。这可以从满族在辫发问题上对待蒙古、朝鲜和明朝截然不同的态度中看出。蒙古族剃发习俗与满族接近，历史上联系较多，满族统治者便以此拉拢蒙古，强调联合以反对发式和服制不同的明朝。为此，努尔哈赤在后金天命五年（1620年）正月致书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说：“明与朝鲜异国也，言虽殊而衣冠相类，二国尚结为同心，尔我异国也，虽言殊而服发亦相类；……愿同心协力共图有仇之明，如此不亦善乎。”（注：《满洲实录》卷六，中华书局1986年版。） 因服发的形式问题，满族贵族把蒙古民族视为同类，把汉人和朝鲜人视为异类，突出的是联合蒙古与明敌对。萨尔浒之战，努尔哈赤为笼络朝鲜下令：“自今后朝鲜被掳军卒，更勿剃头，使之长发云。”（注：李民寏：《栅中日录》，辽宁大学历史系校译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2页。） 皇太极两次出征朝鲜，“俱令剃发”（注：《清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三二，崇德元年十一月己巳，中华书局1985年版。），但在大败朝鲜后，则降其为属国，使者进京朝贡，冠戴如故（注：《李朝实录》，仁祖十五年十一月甲申，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这种针对不同民族而采取不同的发式要求，以及在发式上大做文章的策略，显示了满族统治者赋予发式政治内涵的用意。 拉拢蒙古，是因“发服相类”，视为“同族”；不令朝鲜军卒剃发，缘于朝鲜为“外国”。可见，满族统治者实行剃发制度主要是针对汉人，旨在建立大一统政权。在关外时，满族统治者认为主要敌人是明朝，所谓“七大恨”者是也（注：参见《清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五，天命三年，中华书局1985年版。“七大恨”即：一、明朝杀害金人的二祖；二、袒护金人的仇敌哈达；三、越界出兵，助金人的世仇叶赫抗金；四、明人越界，金人根据誓约杀了，明朝勒索金方交出十人来杀死，以资报复；五、明朝造成老女改嫁；六、移置界碑，抢夺金国的人参、貂皮；七、听信叶赫，写信来辱骂侮慢。）。但汉族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水平都超过了满族，社会制度也较为完备，满族统治者产生一种恐惧心理，担心汉人会危及满族政权。 当汉化程度较深的满族贵族曾建议全盘汉化，改服汉人衣冠时，皇太极严加训斥。他认为满族的衣冠制度是满人尚骑射、武力精强的保证，金、元入主中原后，皆成汉俗，实后代君主变易祖宗制度，服汉人衣冠，弃本国语言所致。因此，一切制度必须从满，才能保证满族政权的长期稳固。显然，将辫发作为汉人接受满族统治的一种标志，从而达到巩固政权统治的目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辫发不仅仅是民族风俗的象征，而且具有特殊的政治含义。后金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明令：“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要全照满洲式样……有效他国衣冠、束发、裹足者，重治其罪。”（注：蒋良骐：《东华录》崇德三，林树惠、傅贵九校点，中华书局1980年版。） 剃发成为立国之策，不惜以严厉的手段迫使所有臣民遵照执行。辫发既是满族统治者成功征服的标志，也是拥有广大臣服者、长治久安的一种外在体现。 对汉人而言，剃发成为接受异族统治的标志。然而汉人不愿剃发的原因却很多，除了与恪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的儒家传统理念密切相关外，还因为剃发同蒙受耻辱、遭到惩罚等有关。例如，在秦代的刑典中，便将剃发同纹面、残肢并列，以羞辱奴仆与已定罪犯人（注：参见霍尔色韦（A.F.P.Hulsewe）：《秦律的遗迹》（Remnants of Ch'in Law），E.J.布利尔出版社（E.J.Brill荷兰莱登）1985年版。）。剃发所带来的耻辱感使汉人反抗这一政策，这与部分忠于明朝的汉人反对剃发实质上是在反抗清朝的统治也有所区别。 总之，汉人反抗满族统治者未必都是为明朝而战，这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不满于让他们感到极为不快的剃发令。在剃发令初罢时，他们甚至盼望新的统治者能将其从沉重的赋役负担中解救出来。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二十五日，钱谦益派人到苏州进行招抚，“民皆执香以迎，城中大姓有设香案于外者”（注：顾炎武：《圣安本纪》六，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三辑，大通书局1984年版。）。而复行的剃发令则逼迫他们奋起反抗。在他们看来，保留以束发为特征的儒家传统和作为优越“礼仪之邦”臣民的自尊更为重要。曾目击江南人民抗清的一个西方人说：“辫发胡服之新制，大招汉人之反感，彼等对于满洲政府，群起反抗。汉人以为受此强制辫发胡服，较诸处于任何异族之檄号为耻辱，曩者为保守头颅柔顺如羊之汉人，今则因 保守其发而奋起如虎。”（注：桑原骘藏：《中国辫发史》，苏乾英译，《东方杂志》1934年2月31卷3号。） 江南地区由于经济和文化较发达，民族意识也较强烈，长江流域爆发的闻名天下的抵抗事件，就显示了在公众心目中剃发问题与人的自尊、民族尊严和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联系（注：魏斐德（Wakeman Frederic Jr）：《地方主义与清征服江南时期的效忠思想：江阴的悲剧》（Localism and loyalism during the Ch'ing Conquest of Kiangnan:The Tragedy of Chiang-yin），魏斐德和格兰特（Carolyn Grant,eds）编：《中国帝制晚期的冲突与控制》（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43—85页。）。辫发本身有如多棱镜一般折射出这一时期社会政治和人们心理的复杂多样。对辫发的认知差异不但存在于满汉不同民族和政治势力之间，而且存在于各自民族的内部。 无论如何，剃发令最终使汉人男子发式，从束发向结辫转变。可围绕辫发而引起的矛盾、斗争，则远没有结束。顺治年间，大学士陈明夏仅仅因为说了一句“要天下太平，只须留头发复衣冠”，便被处以绞刑，社会控制不可谓不严，但是仍抑制不住反抗的浪潮。顺治五年（1648年）金声桓与李成栋因反对剃发而起事，掀起清入关后第一次反清高潮。李自成余部因剃发问题降清复叛。从顺治朝到康熙朝，清王朝一直要招抚台湾郑家，因剃发问题致使多次谈判告吹（注：参见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十五，《明清史料》丁编第3本第272页，世界书局1979年版。）。康熙十二年（1672年）三藩之乱时，吴三桂用束发复衣冠相号召，所过州县俱令剪辫，颇受人们拥护，不到半年就占据了半壁河山。此后，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包括伪稿案 和马朝柱起义等在内，都直接或间接与辫发有关。 综而言之，明末清初易代之际，由满、汉战争而引发的“剃发”、“留发”的发式之争，虽然最后以清王朝的军事胜利而告终。但是，在战争中以及双方的政治斗争中，本来为民族风俗的发式成为充满政治符号的身体特征。“剃发”与否成为归顺清朝与否最为显著的身体表现，由此而引发的“江阴十日”、“嘉定三屠”等著名政治事件，不仅将这种身体—政治符号赋予了更多的冲突内涵，也使它成为一种文化记忆，一直贯穿于整个清朝的历史之中。无论是满族统治者还是被征服的汉人，发式对于他们而言都是一个充满危险的身体标志。 二、揭竿而叛的“蓄” 有清一代，剃发和蓄发始终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为挑战清王朝剃发令，很多民众起义都发布了蓄全发令。蓄全发几乎成为这些起义军的突出标志。然而，每当民众起义失败后，接受清王朝统治者又无一不恢复辫发。这其中，蓄发的身体特征实际上表达的是一种政治反抗，也是对文化记忆的一种追认，以“复衣冠”的形式来表明对于汉文化的认同。 “起义”与“蓄发”结合的历次反抗，发展到近代时期以太平天国为顶峰。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曾颁布“蓄发令”，明令恢复古代男子束发不留辫的习俗，不再剃头，从而掀起了以头发为外在表现的又一场政治斗争。作为身体的一部分，本身并无阶级性、政治性的辫发，继续被太平天国赋予阶级性、民族性等多重含义，成为农民起义军反抗统治者的口号和目标。以杨秀清和萧朝贵的名义发布的《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中就写道：“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人变为禽兽也。”（注：杨秀清、萧朝贵：《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太平天国印书》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9页。） 另外还有“不许剃头，留须蓄发，复中原古制”（注：《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四册，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72页。） 和“应知乃祖若宗并非胡种，自当蓄须留发，脱去妖形”（注：《绍天福朱绦天福陆告四方士民亟早投诚各安生业诲谕》，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第137页。） 等说。 太平军每攻占一地，发布的第一道公告往往就是“蓄发令”。对拒绝蓄发者，太平军予以严惩。太平军不断宣布“有再剃者杀无赦”（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中华书局1968年版，第783页。）、“凡剪发剃胡刮面……斩首不留”（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中华书局1967年版，第228页。）。这种做法难免会遭到民众的反感和不满，民众再一次因辫发问题而夹杂在不同的政治势力之间。 蓄发令和剃发令都是针对发式而颁布的政令，取向和最后的结果并不相同，但推广手段和实施过程却十分相似；在社会各阶层中产生的影响也颇为相近，既有逢迎者，又有反抗者。 对于反对蓄发者来说，随着清王朝统治的延续，辫发已由“夷风”变成了“正统”。民间以“长毛”、“发逆”来称呼太平军将士，本身就包含了对蓄发的非正统认定。这是伴随着辫发所体现的风俗传统、儒家理念与清政治统治三者的确立而产生的。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曾说：“我们对风俗习惯方面哪怕是极其细微的变化感到恐惧和害怕，这实在是没有必要的……这些变化一旦成为传统，就会拥有其他时代的旧模式所具有的同样丰富的内容、同样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注：鲁斯·本尼迪克特（Benedict,Ruth）：《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傅铿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这里的“风俗习惯”一词不单指社会习俗，而是包括生活方式、文化观念、政治意识等多重涵义在内的一个总体概念。辫发已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了国家和人民中的一部分，对它提出挑战就像清初挑战束发一样，是对传统理念和固有政治的一种冲击，必然会遇到阻力。加之民众比较崇尚权威，畏惧天命，讲究传统，推崇经验等，不愿改变。而太平军某些下层兵士的扰民欺民举动也使人们产生恐惧和抵触心理。因此人们对于禁剃发，并不是全力奉行。柯超曾记述道：“贼匪既占宁城，各处禁止剃发，催迫进贡。通衢僻壤，俱有伪示。示及江北岸，夷官见而即毁，街巷巡逻不许张挂。仍教居人照常剃发。”（注：《禁剃发告示》，罗尔纲、罗文起辑录：《太平天国散佚文献勾沉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65页。） 海宁冯氏的《花溪日记》中在写到杭州被清收复后：“（同治二年十二月）廿四日，杭州府陈姓出示，限三日内皆剃发，民乃欢呼称庆。”（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中华书局1968年版，第717页。） 可见，辫子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束发倒是显得有些与“传统”格格不入。 支持蓄发的人们对辫发的认知也并非整齐划一。包括太平军将士在内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曾国藩在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军时，往往发现所谓“满发老贼”特别勇悍善战，因为这些人大多是参加太平军时间较长的老战士，头发已经长得很长，甚至有“长发尺许”的。而前面头发不长的是新兵，战斗力自然要差得多。资历长短，一望头发便知。《金陵被难记》中载：“广西真长发并不多，大约皆两湖新裹之众”，所以守城时“每令妇女披发假装男子，上城击鼓鸣锣，呐喊巡视”（注：佚名：《金陵被难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四辑，中国史学会主编，神州国光社出版，第750页。），以此来壮大声势。可见由于政治对抗，辫发与蓄发被人为地对立起来，不仅成为了政治的风向标，而且还代表了个人的身份与资 历。另外还有一些人为逢迎太平军而蓄发，甚至还模仿其衣冠。据《自怡日记》记载，太平军在常熟“开市颇盛，牌署天朝，掌柜者俱土人，亦辫红履朱，诩诩自得”（注：《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四册，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91页。）。《花溪日记》甚至说，海宁通元镇“镇人尽小帽无结，发系红绳”（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中华书局1968年版，第677页。）。这些人看起来似乎是对太平军有归降之意，至少是并不把太平军看作“反贼”，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是出于从众心理才这样做的，但大部分人主动改变发式，则与其内心的政治倾向变化相关。另外，有些人还对蓄发持保留甚至摇摆的态度，看到太平军来了就蓄发； 太平军刚离开，以为“长毛既遁，官兵且至”，便“争先剃发”（注：《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四册，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55页。）。凡此种种，使蓄发与辫发的较量也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局面。这正是当时政治斗争和社会心理复杂多样的具体体现。 对于违抗蓄发令的人们，太平军处以残酷刑罚，明显地暴露出辫发中所蕴涵的政治含义。这种做法，在百姓看来是暴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使太平天国失去了不少民心。对于主动蓄发者，太平军往往怀柔、安抚有加，无论其蓄发的最初动机如何，一律视为顺民。由发式来简单而绝对地判定其政治倾向，实在有失公允。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种辫发的泛政治化倾向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可以说，辫子作为一种政治符号而被特殊化，正是政治斗争激烈化的表现。 然而，有一种人却可以游离于辫发的政治斗争之外，那就是往来于太平天国统治区与清王朝统治区的商人。他们向太平军交费，领一张剃头准许证，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剃发了。“剃头凭”是太平天国为保护和鼓励商业发展而实行的一项政策。它不是一种权宜之计或偶然发生的个别现象，而是在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正式文告中公开宣布的一项重要规定。如海宁的太平军驻军长官就“谕百姓剃头过江贸易，每给剃头凭，须费仅廿六文，剃者甚众”（注：《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四册，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45页。）。如此可见，太平天国强令蓄发主要是出于政治的目的，是以蓄发取代辫发来挑战清朝政权的一种政治手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