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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锡麟简历： 民族音乐理论家，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1946年起先后就读于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香港中华音乐院、中央音乐学院，1952年留校任声乐系助教，翌年调入中央乐团合唱队任教员、队员，并于1955年随该团赴波兰参加“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1957年重回母校工作，先后任教于指挥系、民族歌剧（声乐）系、音乐学系，1982年离休。曾撰写《革命现代京剧唱腔的音乐结构》《豫剧唱腔简介》《建立中国民族声乐学派的探索、实践与思考》等论文，编著《戏曲音乐唱腔选》《戏曲音乐》等教材。2001年以后主要从事赵沨音乐理论资料的整理、研究、出版工作，已完成《赵沨全集》《赵沨论艺术》《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 一代宗师——赵沨》（图册）等。  我于1923年11月17日，出生在云南省石屏县。身为旧知识分子的父亲，坚决反对我学习音乐，但我内心深处的那个音乐梦想却从未改变。 几经辗转终圆音乐梦 上初中时，学校音乐老师发现我的嗓音明亮、自然，唱起歌来很投入，便有心在文艺方面培养我，经常让我参加各种演出活动。我也积极与老师、同学们一起，排演抗日救亡歌曲和话剧，到各处宣传抗日。初中毕业后，我进入有着“民主堡垒”之称的云南大学附中学习。入学第二年（1941年），学校来了两位进步青年教师，一位是张光年（即《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光未然），另一位是赵天民（即赵沨，后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老师不仅教我们国文，还兼任音乐教员。我在他的音乐课上，不仅学唱歌，也学习一些简单的音乐理论知识。高中毕业后，我很想报考专业音乐院校，却因父亲反对，只得去读西南联大电讯专修科。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西南联大复原北上，我趁此机会来到上海，准备报考上海音专和从重庆复原南京的国立音乐院，但这两所学校均无招生的消息。这时民盟中央派赵沨经香港到缅甸工作，我也随之来到香港。但香港亦因战乱没有可读的音乐学校。正当我一筹莫展时，来港办事的马思聪的朋友、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黄笃维教授，提出可帮我进入该校音乐系学习，这才使我终于走上专业音乐道路。  1946年在广州黄笃维教授家中 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后，沪宁等地不少音乐工作者南下香港。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1947年4月，马思聪（院长）、李凌与赵沨（副院长）等人共同在香港创办中华音乐院。这里的师资力量比广东艺专强，如有严良堃、谢功成、俞薇、黄伯春、曾理中、陈良、熊克炎、谭林、舒琛珍、许文辛等，课程设置和上课时间也较为正规。我于同年从粤返港，进入中华音乐院，先后跟随叶素和黄伯春老师学习声乐。1948年4月，为支持赵沨在新加坡创办中华艺术专科学校，我又暂离香港，与他一起转战南洋。  上，香港中华音乐院大门 下，香港中华音乐院部分骨干，左起叶素、李凌、严良堃、赵沨、陈良  1948年跟随赵沨一起赴新加坡创办中华艺术专科学校 上，与中华艺专师生合影，左5为吴锡麟，左6为赵沨 下，与赵沨一起为学生上视唱练耳课，弹钢琴者为吴锡麟 进入 “央音”开启新生活 1949年，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成立，我于同年11月以香港中华音乐院学生的身份进入“央音”学习。当时已经有多个原组建单位的师生抵达天津，他们对新校舍进行了修整和清理。我们到达时，这些工作已近尾声。那时候的音乐学院，一派欣欣向荣的崭新景象。每天清晨6点钟起床后，音工团团员们就在教学楼前的空场上敲起锣鼓，扭起秧歌。课间休息或吃饭时，学校的大喇叭都会播放郭兰英唱的《妇女自由歌》、李波唱的《翻身道情》等歌曲，让我们这些来自国统区的师生感到很新鲜，也很受鼓舞。 入校后，学生们以视唱练耳的成绩进行分班，我分在声乐系三年级，与来自北平艺专的沈武锐、郭淑珍、高云同在一个班。11月17日学校正式上课，而上课以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琴房紧张，并且还没来得及排出每人固定的练琴时间。因此，要想弹琴、练歌，只能自己到处去找空琴房。为了能够争取到更多的练习时间，我每天早上五点多钟起床，偷偷跑到有钢琴的小教室，先小声练习视唱，或读谱、听音，到六点钟学校规定的起床时间后，才开始弹琴、练声。那时，赵沨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计划委员，与全国总工会、教育部的同志一起到各地指导扫盲工作。一次他出差到大连，发现一个工人家的老大妈把钢琴当面板，将包好的饺子摆在钢琴上面，便用在新加坡工作时积攒下的钱，给我换来一架 WERNER PIANO-FABRIK 牌钢琴。等到学校扩建校舍，在教学楼旁边盖起一排琴房，并允许学生自带钢琴进琴房时，我便带着这架琴拥有了自己的琴房。 我的声乐主科老师是汤雪耕教授。他原是上海音专的学生，后在上海李凌创办的中华音乐院任教。当时的声乐系以“洋”为主，但汤老师不仅教我唱外国艺术歌曲和歌剧咏叹调，还教了我很多新创作的中国歌曲，如《王大妈要和平》《青年参军》《妇女自由歌》等。除了声乐主科，我们还有视唱（杜鸣心）、钢琴（王棣华）、音乐欣赏（缪天瑞）、和声（田保惠）、意大利语（陈德义）等课程，此外，我也选修了俄语（朱世民和一俄籍老师）、二胡（储师竹）等。在这些课中，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吕骥同志开设的《新音乐运动史》和一位外聘的南开大学老师讲的《社会发展史》。这些课我都是第一次接触，受益匪浅。建校初期，为了让我们更好地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学校提倡向民族民间音乐学习，声乐系请来石慧儒、曹宝禄、良小楼、王毓宝等京津一带的著名说唱艺人，教我们学唱单弦、京韵大鼓和天津时调。原本以为说唱音乐最接近我们的语言，比较好学，但实际学起来是很难的。 此外，学校也十分注重课堂教学与社会、艺术实践的结合。1950 年暑假，学校组织师生到济南、开封、西安、太原等地进行巡回演出，并在上述四地及保定、新乡，与当地文化教育机构共同举办暑期音乐干部补习班。我参加了由黄国栋（作曲理论）任队长，熊克炎（视唱、钢琴）、郑湘河（小提琴）共同组成的开封“教育队”。1951年暑假，我又参加了由我校刘恒之、汤雪耕（以上二人任副队长）、熊克炎、吴婷苾、陈慧甦、高云、张梧、王治隆、王振先、聂中明、罗忻祖等师生，以及时在中央戏剧学院工作的著名舞蹈家戴爱莲（任队长）和作曲家刘炽组成的演出队，由文化部（现文化和旅游部）委派赴新疆慰问演出。我们一行30余人先坐火车到西安，接受几天的入疆培训后，再乘新疆军区接我们的飞机，于7月27日抵达乌鲁木齐（当时还叫迪化）。新疆各界对我们这支慰问演出队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代司令员兼政委王震将军，亲自出席欢迎仪式并讲话。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几乎走遍了天山南北（包括乌鲁木齐、喀什、伊犁、阿克苏、库尔勒等），为驻军官兵、地方干部群众和学生以及援疆苏联专家等演出39场，共有9万5千余人观看。通过参加这些社会、艺术实践活动，使我进一步加深了对国情、社情、民情的认识，也更加理解了吕骥同志在其课上所讲的音乐为人民服务的深刻内涵。  1950年暑假，吴锡麟（前排右3）与熊克炎（前排右1）等组成教育队，在河南开封举办音乐培训班  1951年与学校师生一起赴新疆慰问演出 上，演出队全体成员。前排左起：2刘炽、3刘恒之、4戴爱莲、5汤雪耕、6熊克炎；二排左起：1吴婷苾、2吴锡麟；三排左起：2陈慧甦、4高云；四排右3张梧；后排左1王治隆、2杨元亨 下，在去新疆的路上，飞机飞到兰州时出现故障需要检修，大家只得停下几天。图为吴锡麟（前排右2）与高云（前排右1）、孙亦传（前排左1）等演出队同学坐羊皮筏渡黄河  回忆70多年前赴新疆慰问演出的那段往事，吴锡麟老师至今记忆犹新 结婚、工作双喜临门 1952年1月26日（农历除夕夜），我与赵沨喜结连理。也是在这一年，我大学毕业，并被留在声乐系担任助教。工作后不久，学校响应毛主席发出的“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号召，组成三个工作队分赴苏北、皖北、河南三地，参加治淮劳动。我当时因为怀孕，被留在学校编写中国声乐教材。虽然由于年轻缺乏经验，这本教材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能够完成这样一件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我还是感到很自豪。  1952年与赵沨结婚，并留校工作，至今已整整70年 编完教材后，我调入中央乐团（原为1952年底成立的中央歌舞团，1956年该团经改组，在原管弦乐队、合唱队基础上成立中央乐团，即现国家交响乐团）合唱队工作，直到1957年才又重新回到学校。此时的中央音乐学院已今非昔比，特别是我之前所在的声乐系，由于苏联专家的帮助，教学水平有了较大提升，师资力量也得到进一步加强。而我离校的这5年，虽然丰富了一些舞台实践经验，但教学积累已中断，需要一个恢复和适应的过程。后来，合唱指挥系（现指挥系，成立于1956年）首任系主任黄飞立先生将我调到该系任教，我才又重返讲台。黄先生认为，合唱指挥需要具备一定的声乐知识，才能把合唱团的声音训练好，因此要求该系学生每星期上一节声乐课。然而，教指挥专业学生学习声乐并不容易。因为他们是按照学指挥的条件被录取的，而非声乐。一些学生的发声器官、呼吸系统等存在一定问题，教起来困难重重。当时，指挥系办了一个业余合唱团，一是为学生提供指挥实习的机会，二是为音乐学院培养后备生源。我用我在中央乐团合唱队时，苏联专家杜马舍夫训练我们的方法，对团员们进行声音训练，效果显著，指挥系学生看了我的示范教学，也很有收获，可谓一举两得。 “在中国办音乐学院，不能没有民族音乐” 赵沨调入中央音乐学院担任领导工作（1956年底）以后，提出学兼中西、建立社会主义的民族的音乐教育体系的办学主张，并获得广泛认同和支持。1960 年 9 月，学校成立民族歌剧系（次年改为民族声乐系），我作为该系首批教师之一，与汤雪耕主任和高云、黄揆春、王秉锐、温钰泽等老师一起，开启民族声乐教学之旅。当时，民族歌唱家中最著名的是郭兰英，而她又吸收借鉴了山西晋剧、河北梆子等北方戏曲、民歌的演唱方法。因此我们决定以她为模子，以民族传统声乐艺术为基础，开展民族声乐教学工作。我们将河北梆子剧团著名演员李桂云请到学校，与学生们一起向她学习。另外，我们还给学生开设单弦课、身段课，请曲艺、戏曲方面的专家来上课。1962年以后，该系的专业基础课又增加了昆曲。因我之前曾参加作曲系刘烈武先生为其学生设立的昆曲学习班，聆听了北方昆曲剧院叶仰曦先生讲授的昆曲理论课，后又和民族音乐研究所杨荫浏、曹安和先生学唱过一些昆曲名段，并在杨先生指导下，为金文达先生编著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录制《窦娥冤》中《斩窦》的音响资料，故系里指定我为昆曲课的辅助教学老师。此外，除了课堂教学，系里也非常重视学生的艺术实践，曾先后排演黄梅戏《天仙配》（1962）和民族歌剧《槐荫记》（1963年）。 1964年，为解决音乐工作中长期存在的所谓“土洋之争”问题，在周恩来总理的倡议下成立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本科的民族作曲、民族声乐、民族音乐理论、民族器乐演奏专业，附中的民族音乐学科（民族器乐和民族声乐）以及附属的民族音乐研究所，均被调整到中国音乐学院。分院以后，“央音”基本以“洋”为主。但赵沨认为，“在中国办音乐学院，不能没有民族音乐”，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不学习本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于是他将学校里尚存的具有民族音乐教学、研究能力的人员组织起来，开展相关教学和研究工作。我因为“中国院”离家较远，留在了“中央院”，便被调入音乐理论系（现音乐学系），与蒋菁、张以达老师以及当年留下的三个民乐系学生，重新组成民族音乐教研室（蒋菁任主任）。我的工作主要是教授音乐表演专业和附中的戏曲音乐课。  1983年11月，吴锡麟（右1）与蒋菁（左4）老师一起赴上海音乐学院参加全国高等音乐院校民族音乐（共同）课教学经验交流会。 记得早年跟赵沨在新加坡创办“中华艺专”时，我曾因为忙于教学无法进修，导致情绪状态不好。老赵对我说了一句话：“我们这一代人，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只能起到垫脚石的作用。”那时我没有听懂他的意思，经过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的这么多年，我终于懂得了什么叫“垫脚石”。无论是一个新生的国家还是一所新成立的学校，它们的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都需要有一批能够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无私奉献、甘为人梯的开拓者。不为名、不为利，能够为中央音乐学院的发展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就是我最大的满足和荣耀。  享受离休生活的吴锡麟（摄于1991年） 如今，虽然已经离休整整40年了，但我对中央音乐学院一直怀有特殊且深厚的感情，因为这是我一生工作时间最长、度过最好年华的地方，这里有曾经和我一起学习、工作的老同学、老同事，也有与我相濡以沫的老伴赵沨同志。  吴锡麟与矗立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赵沨院长雕塑合影（2010年） 在我“100-1”岁之际，追忆“央音”过往时光，重温那段峥嵘岁月，温暖依旧，温馨如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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