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利维坦与空气泵》这本经典的科学史著作出版。学术界对于《利维坦与空气泵》一书的学术定位几乎已有定论，即该书是对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的科学史实践，而社会建构论——SSK最基本的内涵——乃是其核心要义。对此，夏平在与笔者近期的交流中，作出了一些回应：我和我的合作者写作《利维坦与空气泵》一书有两个任务，其一是对一个历史上的科学争论进行详细的解释，其二是表明这个争论在被恰当地诠释后为什么会使研究科学和社会秩序的理论家感兴趣。第一个任务与对该书进行SSK或“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这类理论议程的定位（position-taking）是相分离的，第二个任务则并非为了生产一个新的一般纲领或检验、支持、批评某个现有纲领。从夏平的回应中，可以看出，他对于研究者过于强调《利维坦与空气泵》一书特定的理论定位是不满意的，因为这可能使得他与沙弗写作该书时所做出的实际工作被严重忽视。他认为，抛开SSK的语境，他与沙弗在这本书中所完成的不过是对一段尘封历史的叙述与解释——每一位历史学家对此都是习以为常的。但是，一旦把这种普通的历史书写进行了SSK的理论包装，那么，对《利维坦与空气泵》的阅读便会陷入一个从SSK出发去对其进行SSK解读的无限循环。在SSK风头正劲的20世纪末，这样的阅读方式也许是STS研究的大气候所造就的，而且能被很多人接受，然而，在SSK热度冷却已久的今天，这样的阅读方式只会沦为批判SSK和STS的口实，因为它不啻于画地为牢，其实是给进一步拓展对《利维坦与空气泵》的研究设置了紧箍咒。怎样破除SSK或“强纲领”加之于《利维坦与空气泵》的紧箍咒呢？顺着夏平所作回应的逻辑推论，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回归该书的实际内容，即作为一本历史书，《利维坦与空气泵》叙述和解释的那段历史。换言之，《利维坦与空气泵》中夏平与沙弗作为历史学家的日常工作也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重视不是重述夏平与沙弗在书中对“霍布斯—玻意耳争论”的还原、解密、分析——很多人已经在对该书的书评中那么做了，也不是去检视书中对这个科学争论的历史书写是否符合史实或是否有错误，而是以书中的历史书写为基础去思考书中所呈现的那场发生于16世纪的科学争论究竟有何“历史意义”以及“社会意义”。这样的思维便跳出了“就事论事”“就史论史”的困局，也突破了过去限制研究者阅读《利维坦与空气泵》的理论桎梏，从而为人们找回了阅读该书的历史学视角。回应《利维坦与空气泵》的学术定位时，夏平特别提到了“强纲领”。这一纲领是“爱丁堡学派”（the Edinburgh School）的标志性理论，而夏平被认为是该学派的成员之一。《利维坦与空气泵》的写作与该学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初，引领STS研究风气之先的SSK兴起，其标志性事件是现今STS领域的旗舰期刊《科学的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的创办。该刊在创立之初，名为《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1975年，即创刊四年后，该刊才正式改为现名。该刊与“爱丁堡学派”有着莫大的关联，后来大卫·布鲁尔为该刊的创刊号写过一篇十五页的书评，评论了由拉卡托斯编辑、刚刚出版不久的《批判与知识的增长》（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一书。这篇书评也是《科学的社会研究》那一期唯一的书评，不过，发表这篇书评时的布鲁尔尚未从爱丁堡大学博士毕业。第二年，也就是1972年，布鲁尔取得博士学位后进入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部工作。后来，他担任了该部的主任。回顾SSK那段创业初年的历史，出现了两个至关重要的大卫。一个是本文已经提到的大卫·布鲁尔，另一个大卫是大卫·埃奇。这个大卫是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部的创始主任，也是《科学的社会研究》的两位创刊者之一和首任主编，他在组织方面为SSK的早期发展以及“爱丁堡学派”的成型做了大量的工作。1966年，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部成立，但仅进行实验运行，埃奇被聘为主任。五年后的1971年，即《科学的社会研究》创刊的同一年，该部被准予正式运行。一年后，布鲁尔由埃奇聘入该部，成为该部第一位正式的教员；几乎是前后脚，夏平也被聘入了该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该部为核心所形成的学术团队被冠以“爱丁堡学派”，并名声大噪。随着布鲁尔的《知识与社会意象》（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一书在1976年的出版，“强纲领”更是成为该学派的名片，而夏平也被认为是“强纲领”的提出者之一。SSK发轫于“爱丁堡学派”，因而也迎来了黄金时代。布鲁尔为《批判与知识的增长》所写的书评发表于《科学的社会研究》那一年，夏平凭借其关于“爱丁堡皇家学会”的论文从宾夕法尼亚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而布鲁尔在爱丁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那一年，夏平则在《科学的社会研究》发表了个人的首篇学术论文《陶瓷哲学学会，1819—1835：一项对地方性科学之文化作用的考察》（The Pottery Philosophical Society，1819 - 1835：An Examination of the Cultural Uses of Provincial Science）。这篇论文延续了其博士论文的研究话题，对英国地方层面的科学学会进行了历史挖掘。文中开篇即指出，工业革命不仅呈现为科学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生产力迅猛提升，而且也在整个社会开发出崇尚进步、理性、效用等现代观念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影响渗透到了地方层面，催生出诸多以“宣传和推广有用科学知识”为宗旨、类似于“陶瓷哲学学会”的科学文化机构。值得注意的是，夏平在论文中的署名单位已经是“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部”了。1984年，作为《利维坦与空气泵》的先声，夏平的《泵与情境：罗伯特·玻意耳的文学技术》（Pump and Circumstance：Robert Boyle’s Literary Technology）一文在《科学的社会研究》发表。文中讨论了玻意耳的文学修辞对于扩大空气泵实验作为一种被“虚拟见证”的科学事实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展示了权威知识在特殊历史情境中的生产过程。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发表了多篇与《利维坦与空气泵》内容相关的论文：1974年，他从对爱丁堡皇家学会的研究出发考察了科学的政治学和英国18、19世纪的科学共同体，尤其是关注到了那时爱丁堡的科学观众；1976年，他又对英国18、19世纪教育文献中的修辞学进行了细致的考察；1979年，他在研究18世纪爱丁堡颅相学争论的论文中提出了“观察的政治学”——科学观察掺杂着名人效应与社会利益；在1983年的一篇论文中，“实验”成为他讨论的关键词。在《利维坦与空气泵》中，科学与政治的关联、作为权威科学团体的皇家学会、玻意耳的文学修辞、空气泵实验的观众以及对实验本身的社会学分析均是重要内容。1988年，夏平离开了已工作十五年的爱丁堡大学。像是对一段学术生涯的告别纪念，他这一年接连发表了两篇关于实验的论文：一篇继续了玻意耳空气泵实验的话题，另一篇关注的则是英国17世纪的实验室。二文的不少内容在《利维坦与空气泵》中均有闪现。此外，他还在这一年赴澳大利亚讲授了一个主题为“实验之问题”（the problem of experiment）的课程。可以说，没有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部这个平台，夏平是难以写出《利维坦与空气泵》一书的，而且也正是夏平在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部工作了十五年的积累，才催生了《利维坦与空气泵》一书出版后的巨大成功。因为和“爱丁堡学派”这样深的渊源，难怪在谈到《利维坦与空气泵》的写作时，夏平会对笔者这样说：“我在爱丁堡大学工作了许多年，因此，我的同事巴里·巴恩斯、大卫·布鲁尔所做的研究，还有社会学家哈里·科林斯、迈克尔·林奇与其他一些人的研究工作，对我有很大启发。这不难理解！”巴恩斯与布鲁尔、夏平同一批进入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部工作，他们三人构成了“爱丁堡学派”元老级的“三巨头”。不过，三人的研究方向各有侧重。布鲁尔是科学哲学家，巴恩斯是科学社会学家，而夏平是科学历史学家。这三个来自三个不同学科的人在爱丁堡大学凑成了一个“铁三角”，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这样的聚合也诉说着SSK以及STS极为不平凡的学术理想：多学科的互动与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