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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荷斗法,华茶遭殃…茶叶产业链全面崩溃后,中国茶如何绝地反击?

 思明居士 2022-07-06 发表于河北

文·霍安治

茶是中国最重要的外销商品,明清时恒占出口总值约半数,极盛时达到70%。然而,华茶出口于20世纪初突然崩落。到了1930年代,外销只占出口总值3%,洋茶甚至反过方向入侵内陆。

一般商品出口,只是赚点外汇,华茶的出口却赚来全国所需的货币“流动性”。中国本地白银产量极少,千百年来使用铜钱交易,大宗货款只能把铜钱串成沉重的吊钱。到了明穆宗弛海禁,海路商道开通,欧洲商人为了买中国的丝绸与陶瓷,不惜以大帆船满载白银,横越太平洋来做生意。欧洲人源源运来白银,数量之多,竟为中国创造了新式货币。

只是丝绸与瓷器的贸易额有其上限,明季经常出现因为白银不足、通货紧缩引发的经济危机。到了清康熙三年(166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将华茶引入欧洲市场,引起消费旋风。中国茶迅速成为欧美人民日常必需品,取代了丝绸与瓷器,成为中国第一外销出口商品。茶叶带来数量庞大的白银,自此国内流动性充足,成为康雍乾盛世罕为人知的重要支柱。

到了18世纪工业革命,欧美各国消费力增加,华茶销售屡创新高。英国成为华茶最大的消费市场,年出口量常达30余万担。1842年五口通商,销量继续飙增。1880年代,华茶达到外销黄金期,年出口额超过200万担。

西班牙双柱洋、荷兰马剑洋、英国站人洋、法属安南坐人洋、墨西哥鹰洋、法国双鹰圆银饼……为了便利到中国买货,欧美各国以银元形式向中国输出大量白银。即使不常用银币的国家,也要特铸“贸易银元”,向中国买茶叶。眼巴巴铸银元送来中国买茶,也不是件容易事。美国铸造“远东贸易银元”,俗称”蓬头”,数量太少,于1877年银价波动之中亏损不堪,只能停用,继续吃亏向英国商人买转口的华茶。

只有中国的水土才能种出好茶,但欧洲列强不甘白银无限外流。华茶的最大市场英国,于1880年代起大力推动印度与锡兰种茶,20年有成,到20世纪初,英国人已改喝阿萨姆与立顿红茶。日本、荷兰与法国争相跟进,华茶迅速边缘化。在华茶外销最高峰的1886年,出口量221万7295担,到了1933年只剩69万3757担,仅有高峰时之1/3。1934年,美国白银政策将全球大萧条转嫁到中国,华茶出口量只剩30余万担,即将全毁。

在这危机时刻,中央政府成立祁门茶叶改良场,欲以一场之力,作为华茶的复兴基地,居然产生奇效。

华茶外销的全面崩溃

欧洲列强以殖民地茶取代华茶,经历了百余年的长期实验。欧洲人投入了难以计数的巨大资本,失败无数次,却也摸索出一套由生产、制茶到销售的有效方式。这从而发挥托拉斯的不均衡力量,重击华茶,夺占了欧美市场。

英国东印度公司打响了华茶在欧洲的销路,也握有垄断性的华茶贸易专利权,专营长达半世纪。中国茶业赚到足以使国内金融顺畅流通的流动性,东印度公司也累积起富可敌国的财富,引起英国政府警惕,于1833年取销华茶贸易专利权。东印度公司不甘失败,决定自行生产茶叶,夺取华茶市场。

茶是中国的特产。中国人种茶3000年,种植经验难以直接复制。被英国赶出中国贸易市场的荷兰商人,首先在种茶上栽跟头。172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中国采购大量茶籽到爪哇栽种,惨遭失败。100年后,荷属东印度政府再起炉灶,于1825年在爪哇种茶树,由德国博物学家西博德(Von Sicbold)主持。西博德是荷兰长期派驻日本的间谍,他使用低劣的日本茶种,劳而少功,这一拖又是40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吸取荷兰的失败经验,选用中国茶种,自1834年起于印度发动大规模种茶,由印度总督卡文迪许-本廷克(Cavendish-Bentinck)亲自主持。他成立茶业委员会(Tea Committee),全面调查印度具有种茶潜力地区,决定于潮湿温暖的阿萨姆邦投入巨资,建立种植基地。他而后大手笔收购中国的茶树与茶种,重金招募中国制茶工人,从无到有一举复制整个茶叶产业链。他更看准中国茶叶链的严重缺陷,精准出拳。

中国的茶叶产业链的严重缺陷,在于资金不足,由茶农、茶厂到茶商,环环都是财务吃紧的小户。产区茶农守着十数亩山地茶园,小户经营,资金微小,无力创造改良。自家土法晾晒烘炒,制成毛茶,制程千百年不变,出售给茶厂加工,更常遭到公开欺诈。

司马秤1斤16两,茶厂收购的大秤1斤常超过30两,茶农实际得卖2斤茶,才能赚得1斤钱。只是茶农必须忍耐,因为农家常得向茶厂借贷融通,才能应付采茶制茶的成本。制茶的茶厂与中介售茶的茶行同样是小本经营,财务压力大。加工而成的精制茶,出售给商埠茶商,也得被茶商扣秤扣款剥一层皮。

最难堪的是,中国的出口茶商普遍未曾出国实地调查市场,不愿自行发展出口业务,只知将茶运到各大商埠卖给洋行,对欧美市场状况茫无所知。行情价格由洋行说了算,实际售货更有无数陋规。“吃磅”按例60磅只按57.5磅付钱,“贴息”惯例货款1000两现扣5两,再加上“楼磅”、“打包”、“修箱”等大量杂费,还得付回扣。

产业链的层层剥削,使华茶的生产难以扩张,加工难以机械化,销售更受控于人。英国东印度公司是华茶专家,深知各个环节缺陷,更能全面掌握欧美市场商情变动。英国一旦自有茶园,就能精确稳狠打垮华茶。

东印度公司在阿萨姆全新打造的托拉斯式茶产业链,环环针对中国茶业的缺陷,进行无情猛攻。英国人更能因应欧美市场波动,即时调整供销。茶业专家吴觉农与胡浩川感慨分析道:“印度植茶之动机,既与我国大异。故其茶业组织亦兴我国大不相同。印度茶业的细胞单位为茶园,大都为公司性质。自栽培制造以至整批贩售,皆一手包办。无中间商人额外剥削等事。主权统一,指挥自易。主持者有科学常识,了解世界茶业大势。故一方面能接受新的知识,不绝的改良与研究,一方面又能节制产量,谋供求的适应。”

阿萨姆红茶于1838年首次向欧洲输出,市场投放精准,大受欢迎。1874年,东印度公司解散,各路英国商人涌入印度抢办茶园。为了加强竞争力,印度各茶园于1881年成立印度茶业联合会(Indian Tea Association),斥资开办多处茶叶试验场,全面研究茶产业的提升之道。由茶叶的品种、品质、收获量、抵抗力、剪枝、施肥到病虫害防治,均进行大规模系统化研究。

托拉斯以科研推动产业进步的同时,还要筹集巨资攻占市场。1903年,印度各大茶园呈请印度总督组成茶税委员会(The Tea Cess Committee),对自己开征沉重茶税,用于打广告开辟市场,尤其是英国商人尚未控制的美国市场。

精明的广告商制作印度地图形状的标语,在美国大街小巷到处张贴。广告商于美国报章大登广告,利用播音展览热闹促销,更利用精明的软性广告,到各个妇女烹饪学校开课教育煮印度红茶的方法,直攻核心消费群。

印度茶销售猛爆增长。1901年,印度茶销量已经超过华茶。华茶的英国市场几乎全部丢失,美国市场摇摇欲坠,新的竞争者也一窝蜂冒出头来。

锡兰原本是种植咖啡的殖民地。1869年,全岛咖啡闹灾,咖啡园仿造印度经验去改种茶树,政府投入重金推动科研,开征重税推广贸易。目标市场,指向英国本土以外的南非、加拿大与美国。锡兰占地利之便,由哥伦布港出海,经苏伊士运河至伦敦,海运费用远比华茶低廉。

荷属东印度也再次活动起来。1870年,爪哇茶园放弃低劣的日本茶种,改种阿萨姆茶,不但模仿印度与锡兰经验,重金投资科研与宣传,更加强机械制茶,迅速开辟一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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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三岛穷山恶水,种不出好茶,却也厚颜加入战局。1884年,日本政府模仿印度经验,设立“茶业组合”,与茶相关的商号全体强制加入,征收重捐用于宣传,以美国为目标市场。

只是日本红茶成本偏高、质量太差,无法竞争,只有绿茶还能依靠茶色鲜绿争市场。1897年,美国政府颁布《粗恶茶输入禁止条例》,对普遍染色的中国绿茶进行禁运。只是中国茶商缺乏国际资讯,对禁令一头雾水,不知改善应变。日本茶业却在第一时间抓住机会,投入重金在美国大肆宣传,批评中国绿茶染色,宣扬日本绿茶不染色。就这样,日本一口鲸吞了美国的绿茶市场。

华茶的最后市场,在法属北非。法国政府也注意到法属安南的种茶潜力,由各国家银行筹集1亿5000万法郎的巨资,聘请爪哇茶叶试验场场长担任顾问,在安南开办机械制茶场,要夺回北非市场。

低价红茶的竞争

1935年,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对华茶外销进行全面评估,盱衡全球市场,只觉满目萧然。“安南的红茶输出渐渐增加,日本的绿茶又多方占夺苏俄及北非洲等处的华茶市场。印度、锡兰、爪哇、苏门答腊等地的红茶,已在英国及欧澳等处排挤我国红茶到不堪比较的地步,近又在美洲各处,开始向绿茶作总攻击。”报告里哀叹,“华茶在这四面楚歌中,前途没落,恐怕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欧美市场消费力大跌,却让急坠直下的华茶得到喘息之机。因为欧美老百姓买不起好茶,改喝低档廉价的红茶,不讲茶味,只以数量满、重量重为目标,俗称“泛滥茶” (Filler or make weight)。

茶叶经发酵加工称红茶,未经发酵称绿茶。发酵使茶性温和,降低刺激性,却变化了茶味。若变化出独特风味,茶价更上档次,但大多数红茶变化后茶味减淡,直接品茗不如绿茶,因此低廉出售,作为食物。海运欧美,加糖加牛奶,成为下午茶;陆运草原沙漠高原等缺乏蔬果地区,制成砖茶,配酥油作为替代蔬果的食品。

在中国,低价的红茶主要来自两湖,是出售大西北的主力。两湖茶以湖南安化的黑茶为大宗,黑茶是后发酵茶,一般不直接饮用,而是踩碎后制成茶砖。

在光绪年间,安化黑茶每年运销西北2000引,相当于12万余担。茶船入洞庭、进汉水,于龙驹寨上岸换骆驼,到陕西泾阳压成茶砖,运到兰州向各方转销。来自两湖的运茶驼队不但供应大西北,更出口俄国,年销量达10万普特(2万7700担)。一战前后,俄国的砖茶需求量大增,每年出口俄国的数量多至60万担,少亦10余万担,一度占出口总额的60%以上。

因此,华茶虽然失去了欧美市场,出口数据却未见显著下跌。到了大萧条期间,两湖廉价红茶也受到欧美市场欢迎。然而,种不出好茶的日本人,盯上了这片“泛滥茶”市场。

日本缺乏适合种茶的高山,茶园高度多在200米以下,茶味太差,发酵为红茶更是难喝,原本是全无市场的。日本只能一心发展绿茶,模仿各种中国品牌好茶,打出不染色招牌。日本先由珍眉、针眉、珠茶等国际品牌下手,夺取欧美市场。

“九·一八”后,日本又假造龙井、大方、毛峰等内销品牌,于东三省销售,强迫东北同胞喝假茶。只是假品牌缺底气,日本急切开发新市场,见到泛滥茶商机就马上全力出击,把他们难喝的红茶推上外销市场。

泛滥茶不重茶味,只重廉价。而不重茶味的消费者,总是以外观决定是否购买,中国红茶却是貌不惊人的茶砖。日本抓住消费者心态,以机器制茶,力求外观整齐,包装精美。而且不直接上架面对消费者,而是锁定英美的茶商为销售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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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泛滥茶的茶商,只要求分量多、重量足,因此普遍将廉价茶掺入高价茶,达到以次充好的蒙混目标。日本茶商的主要目标,就是让欧美茶商以品质优良却价格高昂的阿萨姆、立顿与爪哇红茶为底,混入日本的低劣红茶。只要不混出怪味,双方都能蒙骗赚钱。日本茶叶整齐美观,混入好茶叶里可以轻松蒙骗消费者。双方黑心商人一拍即合,日本红茶果然成功打进欧美市场。

“日本因品种之关系及摘采时期之过短,中等以上之红茶,尚难出产。过去一二年来,英美各国需购较低等级之红茶,以事调剂。我国两湖低级红茶,因之近来略有销路。日本即利用此项时间,制出低等红茶,以应市面上需要。”全国经济委员会调查报告,揭露了日本低劣红茶在消费者不知不觉之间无端蹿红主因。

“虽品质欠佳,因属于改良机制及形整价廉,以之搀入印、锡及爪哇之红茶中,颇为适宜,乃为英美茶商欢迎,而得大量之推销。最近其国立茶业试验场,且新购印度之大机械以事试验,盖希望能制造更优秀之红茶以利推销也。”

华茶的复兴基地

“当时我国茶业尚乏整个计划。茶区散在各地,茶园零星。农民植茶,采摘后用手工焙制,上海茶庄到地收购,亦有透过钱庄放款预约收购,类如放青苗钱,重利剥削。”

1934年,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农业处,负责整理全国农业。处长赵连芳将华茶列为抢救第一顺位。他指出,华茶节节落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产业链各环都是小本经营,力量零散。英荷法日却是托拉斯经营,资本巨大,力量集中。要拯救华茶,必须一口气改造整个生产、制造、销售产业链。

只是当时国家财力有限,无力与托拉斯正面对战。赵连芳巧妙出手,以多快好省的捷径,建立了华茶的复兴基地。

沿阊江流域出产的祁门红茶驰名全球,当华茶兵败如山倒之时,“祁红”一枝独秀,每年保持4万到5万担出口量。这是因为祁红具有无与伦比的特殊味香,是高档茶叶的经典风味。因此,刻意抵制华茶的英国茶商仍需购买祁红,混入阿萨姆红茶与立顿红茶之中,才能使印度与锡兰茶产生高雅风味。

赵连芳决心由祁门出发,将祁红产区改造成模范茶区,而后推动茶业产、制、销一元化,一举将祁门经验拓展到全国茶区,反攻全球市场。1934年7月,全国经济委员会、实业部与安徽省政府协力成立祁门茶叶改良场,以专家胡浩川与吴觉农联手经营,建设华茶的复兴基地。

祁门改良场对茶树育种、栽培、农场管理与制茶各环节,展开细腻研究。结果是种植新式茶园562亩,并成立机械制茶的初制工厂与精制工厂,将生产与制茶工艺一举提升到英荷竞争对手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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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描绘中国制茶过程的版画,英国维尔康姆图书馆馆藏。

而后,祁门改良场由金融着手,解除小户经营的财务压力。当时,银行界普遍不乐意放农业贷款,赵连芳争得观念新颖的上海商业银行老板陈光甫合作,开办农村茶叶产销合作社,以上海银行界资金挹注茶农与茶厂。合作社营运两年,停亏转盈,成为赚钱生意。交通银行与中国农民银行双双参加,为华茶改良扎稳资金的马步。

生产改用科学方法,制茶改为机械化,资金流顺畅压力小,茶农茶厂干劲大增。苦干两载,祁门茶场的“改良机制红茶”突破洋商抵制,在上海出口市场销售火热,售价一飞冲天,突破传统红茶的价格顶盘。

祁门改良场为生产与制茶建立了成功典范。胡浩川与吴觉农信心大增,联手撰成巨作《中国茶业复兴计划》,热切提出拯救华茶主张。

“各国的茶业所以能够发达兴盛,实因组织完善,有通盘计划。农、工、商三部一气呵成,休戚相关,各尽其能。故栽培合理则产量增加,科学制造则成本减轻,市价平稳乃有固定的主顾与销路,再加以不绝的宣传推广,乃得逐渐的扩充。”

与此相比,中国的茶产业链是一盘散沙,不堪一击。《中国茶业复兴计划》作对比:“反观我国,则粗制滥造,掺假作伪,辗转经手,剥削重量,品质既劣,成本又高,初则居奇高抬价格,待到银根紧急,便都竞争着去贬价出卖。外而失一部份固定的主顾与销路,内则使茶农茶商不能确定成本,以致盈少亏多。渐渐都弄到破产,在知识及能力上毫无改良进步的决心,怎能与组织完善的国外茶业界去竞争?好像似乌合之众,遇到了有组织的军队,自然要一败涂地了。”

两位专家大力提倡,成立类似印度茶业联合会与日本茶业组合的茶业领导机关,管理整个产制销产业链,更要统一外销,与英荷法日托拉斯竞争。如此主张,将一举砸毁所有外销茶栈茶商与洋行的饭碗,引起业界巨大反弹。

印度、锡兰与荷属东印度的茶业从零做起,易于成立托拉斯。日本茶质太差,单打独斗无法争到外销订单,才自愿服从茶业组合号令。而中国茶业源远流长,产业组织错综复杂,各路茶商自有本领,当然不乐见官办托拉斯。

直到抗战前夕,外销托拉斯计划才得以实现。1937年5月,实业部成立官商合办的中国茶叶公司,官股由浙皖赣闽湘鄂六个主要产茶省份的建设厅认购,商股则广邀上海茶商加入。

中国统一号令,准备与列强的托拉斯组合正面决战。只是两个月之后,抗战爆发,出口战大计烟消云散。

华茶支援抗战

抗战军兴,华茶出口停摆,“中国茶业复兴计划”搁浅。然而,中国茶已经枯木逢春,重现生机,更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祁门改良场的惊人成功,打动了各地茶农。各大产茶区接受了机械制茶等新理念,纷纷办起茶叶改良场,迭创佳绩。

在安化,湖南省茶事试验场场长冯绍裘亲自设计“绍裘式揉茶机”与A型烘干机,推广使用,大幅提升产量与质量,安化黑茶售价也越喊越高。实业部进而投资成立红茶机械精制厂,机械化制茶已成潮流。

在浙江的主要茶产区平水镇,当局设立平水茶叶指导所,大力推广机械制茶,狠抓出口质量,大获成功。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现场考查,大感振奋:“夫国际市场之华茶主角,本系祁门之红茶与平水之珠茶,今两者均有具体之计划以改良推进,则前途希望,当有一线曙光。亡羊补牢,或足以挽狂澜于既倒也。”

华茶最重要的工作,还是救国。抗日急需军火,当局与苏俄签订易货贸易协定,以中国商货换取苏俄军火,有力支撑对日作战。在对俄易货的商货中,华茶占重要部分。当局对国内茶叶进行统购统销,不但维持了茶业生计,更延续战前政策,继续改良华茶。

战时统购统销最初由贸易委员会负责,1939年底改由中国茶叶公司接办。收购茶叶,发放茶贷,更订定三等三级五分评价制度,不但有力提升易货物资品质,更为战后出口打下品质基础。

抗战时期,日寇尽情摧毁沦陷区茶业。但由祁门红茶场播下的新式产制销模式,已经彻底改变茶产业,更激起茶商甩开洋行自行开发出口市场的雄心。抗战胜利后,各路茶商赶到沿海商埠大胆创业。原本茶业全毁的上海,一口气冒出108家出口茶商。

此时的茶商,已经有自行经营国际市场的决心。他们越过洋行,深入欧美市场,自行开发出口业务。在1947年,他们成功反攻严格抵制华茶的英国市场。出口华茶的34%输出英属印度进行重制,17%输出英属埃及转销北非,15%输出英国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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