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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鞅之前，秦献公已经在秦国推行新政，这种新政的实质就是变法。在秦献公的努力下，新旧贵族之间，渐渐形成合力，枪口一致对外，大家在变法中均得到实利。 新政的掌管者，是一名叫甘龙的大臣。从秦献公开始，秦国的四大庶长的权力逐渐被分割，中原的官员体制在秦国得到大面积推广，在秦国朝堂中，丞相、太师等官位也便成为秦国实权派人物。甘龙便是太师。 在”拥立秦献公的左庶长赢改为什么消失了？”一文中，我们曾经说到赢改的消失，极有可能这个人物虽实权在握，但毕竟协助秦献公篡夺正统王位，导致新旧王室贵族都不敢过于亲近其人，给予秦献公以可乘之机，削弱庶长们的权力，扶持赞同新政的权臣，甘龙应属于秦献公破格提拔的权臣。 在秦献公的规划中，秦国的变法是循序渐进，法律体系更多还处于人治的探索环节，法律的作用尚且不能起到绝对限制贵族们的权限。这就决定了甘龙对变法的态度，是沿袭着秦献公之国策而推行，这也决定了甘龙的变法属于改良式变法，而商鞅的变法属于大破大立，两人的路线是不同的。 当然，甘龙的政治初衷，与商鞅相同，目的都是让秦国强大起来。在秦献公与甘龙的努力之下，秦献公与贵族们通婚联姻，加之甘龙本身对儒家学说研究透彻，对拉帮结派的能力，和对人际关系的处置能力，相对来说要比法家商鞅要优秀，秦国新旧贵族最终便都围绕在甘龙身边，特别是在秦献公逝世秦孝公继位后，甘龙的地位越显重要。 甘龙非赢姓王族成员，却成为秦国根基之所在，即老世族集团们的发言人，就足能体现甘龙的政治调控能力。因此对于变法，商鞅可以推翻重来，甘龙却不能。甘龙既要维持秦国稳定大势，又要平息国内矛盾，同时还要保持自己家族的利益。 商鞅可以重罚赢虔以护法，甘龙却绝不可能如此维护法制，这就是根源。在选择队伍方面，甘龙前期属于变革派，后期则是保守派。 就时代而言，甘龙属于最终的胜利者，商鞅所推行的变法在秦国已形成大势所趋，国政易改，人心难移，甘龙和老世族们对商鞅之人，可谓痛之入骨，最终在甘龙等人的筹谋下，将功盖千秋的商鞅送上死亡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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