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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廖晓燕，女，中共党员， 公务员退休。年轻时经历读书、上山下乡、务农等阶段 ;上山下乡期间当过民办教师、枝柳铁路广播员、公社放映员。1978年参加工作，后调政府部门做财务工作，历任残联理事长、 低保局长等职务。 业余时间喜读书、 旅行、 听音乐，兴趣是将自己的工作生活经历用文字纪录下来，勉励后人并聊以自娱。 难忘的知青岁月 作者：廖晓燕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个日子。那一年的那一天，未满15岁的我刚刚初中毕业，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光荣地上山下乡了。到农村去，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我的唯一选择。 那一天，天空阴沉沉的，白水镇的上空弥漫着一层厚厚的雾霾。下乡知青队伍在镇政府敲锣打鼓的欢送下愈走愈远，半道上忽然下起雨来，我们一行20位知青被这场突如其来的雨浇成了落汤鸡。好在来接我们的公社干部很会安抚，说话也很中听，让我们年轻的心灵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击。可老天爷的这场雨是否暗示着我们一行人的人生道路要经历诸多风雨的洗礼才能有所作为呢？ 下乡地点是祁阳县白水区七里坪公社。五个男孩子被安排在七里坪农场，我们十五个清一色的女孩子被安排在七星大队八个生产队插队落户。我同另一个比我大三岁的女孩王春柳（化名）分配在第一生产队。当天晚上我们在生产队长家里吃晚饭，昏暗的煤油灯下我看见桌子上有三个菜，也记不住当时吃了些什么。只是记得饭后跟队长闲聊了一会儿他就出去了，队长的老婆和女儿一同进来，母女俩一个拿着脚盆，一个端着一盆热水，队长老婆说让我们洗洗先睡，明天还有很多事情。我和王面面相觑，不好意思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足足有一分钟。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抢先坐在脚盆边上低着头匆忙的洗了，接着是王洗，最后是书记老婆和女儿洗。那一晚，我们两个女知青及队长老婆和女儿，四个女人共用一盆水洗了身子（当时心里实在是不想洗，可想而知一个女孩子的羞涩和顾虑，这么多人共用一盆水，万一谁有病怎么办？可心里非常害怕贫下中农说我们嫌弃她们，那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啊），这是让我终生难忘的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 第二天早上一起来，队长就来到我们屋里，告诉我俩从今天开始，要自己做饭，烧饭的柴火要自己到山上去拣茅草和干树枝，说完了又领着我们到了村边，指着一块土地说是分给我俩种菜的，并说你们要自己种菜才有菜吃。我俩一下子懵了，脱口而出：“我们不会啊。”队长说：“不会就学，你们不是来劳动锻炼的吗？”还告诉我们说每天下地干活他会在屋后晒谷坪吹哨子集合，那个时候大家都叫出集体工。 这一天我们俩第一次去山上拣了柴火，把水缸挑满，到商店买了米和油盐，并打扫了房间卫生，忙了一整天，用自己家里带去的腐乳和萝卜干下饭吃了，到这时我们才搞清楚什么是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那就是一切生活上的事情全部都要自己料理。 隔壁的贫下中农尤其是他们的小孩看见我们吃白米饭，围着我们转，那眼睛里流露出来的羡慕嫉妒我至今难忘。我们当时哪里知道七十年代农村粮食非常短缺，他们顿顿都是干红薯丝和着一点点米煮熟当饭吃，那个所谓的饭是非常的粗糙难以下口。 晚上，我们俩共睡一张床，和用一条被子，说来还要感谢这个叫王春柳的女孩。因为自57年我母亲被划为右派后，母亲的工资级别一下子从领导干部降到一般办事员的级别，每个月工资仅29.5元。六0年父亲病故，外婆一直帮助母亲照顾我们，跟我们一起生活，虽然有继父帮衬着，但继父自己也有一个儿子，母亲后来还生了两个妹妹，我们一家九口人生活非常困难。况且哥哥两年前已经下乡，他走时已带走一床被子。我在家里是和外婆共用一条被子，轮到我下乡时家里实在拿不出一床被子来。当时我母亲就跟王春柳（化名）的母亲说好，两个女孩子下乡到一个队里，一起做个伴，睡觉就共用一条被子。可到了晚上，不懂事的我经常为争被子搞得不愉快。没办法，我只能用第二天多做点家务活来弥补我没有被子盖的尴尬。 第二天早早起来就听到队长在晒谷坪里吹哨子，高声喊着：“出工了”“出工了”。 当时我们生产队一个男劳动力每天挣十个工分是一毛钱，我俩当时身单力薄队长只给我们每天各五个工分，劳动一天我们各自只能挣五分钱的报酬，等家里带来的腌菜吃完了，用盐水汤下饭便是我俩的家常便饭。说到这里让我想起了当年对我关怀备至的对面人家管奶奶和管爷爷。每当我缺油盐没菜吃的时候，只要他们知道了总会给我送一点过来。七十年代物资匮乏家家日子都不好过，但他们总是默默的接济着我，让我心中备感温暖。 清楚的记得第一次下地干活是挑猪牛粪。因为开春后，农民要将发酵了一个冬天的猪牛粪送到田里作为肥料，然后将地翻过来再沤一段时间，肥料在地里就会自然发酵，等到五一把秧插下去后，肥料足收成就好。 话说这猪牛粪挑到田里倒在水中还要用手把它撒开才算完事。我的天哪，那猪牛粪先不说它臭，单说上面爬满的那些黑色的一寸长的小虫子就让我们望而生畏。怎么办呀，看那贫下中农毫不犹豫地用手抓起四散开来，我们俩站在那里她看着我我看着她谁也不敢下手，就好像那虫子爬在我们身上一样全身起满鸡皮疙瘩。队长见我们站在那里就说：“你们下乡是来劳动锻炼的，连撒粪都不敢用手抓那还来锻炼干什么？”这一句话如同五雷轰顶！如果再不下手，那表现不好的结论肯定会落到我们头上。我俩对视了一下，不管它了，用手抓吧。于是一把把猪牛粪在我们手中撒开，一条条黑色的小虫在我们手心蠕动，我们毫无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上。说来也奇怪，人只要横下一条心就什么事情都不怕了。 跟着贫下中农劳动了一整天的我们，晚上收工后到塘边拼命的洗着手脚，还总是怀疑没洗干净。然后自己烧饭和着萝卜干吃了两碗满饭后一觉睡到大天亮。等早上起来时看见房门是打开的，心里一惊，怎么回事？怎么房门是打开的？难道昨晚没关门就睡觉了？俩人仔细回忆终于想起来了，昨天晚饭后开始是俩人在说话，后来没说上三句都感觉很疲惫，于是俩人就倒在床上想休息一下，结果这一倒就是一晚上，直到第二天早上才醒来，那个觉是睡得香啊，以至于现在想起来我都后怕。好在七十年代乡风纯朴，乡民善良，如果是现在，不堪设想啊……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随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已是我们的日常。当时最烦心的事情是煮饭没有柴火烧，山上的茅草干树枝都被大家拣光了。有些农民就拣牛粪晒干再做个风箱灶来煮饭，煮饭时就像花鼓戏《补锅》中的情形一样，手拉风箱呼呼的响。说实话，那个晒干的牛粪煮饭时，满屋子的味道实在难闻，但那个年代谁还顾得上这个呢？有牛粪烧就已经是非常不错了。这可苦了我们知青俩人，我们又不会做风箱灶，更没时间去拣牛粪（农民家是孩子放学后或是家里老人去拣，我们每天都要出工），但我们要自己做饭才有得吃啊。 写到这里我心中涌起一股热浪，眼眶噙满泪水，温暖之情弥漫着我的心扉。在那艰难困苦的时候，小我四岁的弟弟，走十几里路从家里给我挑来了柴火。他肩膀上的皮都磨破了，雪中送炭啊！看着他单瘦的身子，小小年纪就这么懂事，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因为我们属黑五类子女，兄弟姐妹从小就在众人的白眼歧视中长大，所以兄弟姐妹非常亲密团结。这种情形我在六年前作的《岁月如歌》中说了，我的弟弟妹妹是我前生修来的福气，如果有来生，我们下辈子还要做一母同胞）。这情形一辈子都镌刻在我的脑海中，我为拥有这个同胞弟弟而温暖、而感动、而热泪盈眶！ 另一件难忘的事情就是那年的双抢季节。记得有一天下午两点钟了，队长都没叫收工回家做饭。当时还未满十六岁的我，在那头上骄阳似火， 脚下高温水烫，腹中饥肠辘辘，眼前泛冒金光的情况下，一个踉跄栽倒在水田里不省人事……纯朴的贫下中农用抬牲口的两根竹竿，中间绑上绳子赶紧将我送往医院抢救。还好，命大，活过来了。事后才知道这叫中暑，俗称：发痧。 下乡干农活十个月后，当时国家要修建枝柳铁路，每个公社都要派人去到遥远的怀化地区，一般派去的人都是男劳动力。我们生产队也分了一个修铁路的指标，队里研究后觉得我这个单瘦的女知青在队里干不了什么农活，还不如派我去顶一个名额。他们告诉我这件事情，并说那里吃集体饭不要自己做。我当时刚满十六岁虽说不太懂事，但我想这个生产队的生活已经是够苦的了，我出一天工才挣五分钱，一年下来还不到二十块钱，不可能还有比这里更苦的地方，何况修铁路还不要自己打柴做饭，我一口就答应下来，接下来就是卖粮卖油准备启程。一拿到钱我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买一床被子。直至50多年后的今日我还保存着它，它给予了我多少的自信和温暖！ 我们公社有几十个人一起走，有领导带队。好像是坐了一天一夜的绿皮火车才到达怀化地区。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根本感觉不到辛苦，只觉得兴奋。一下火车看见巍巍的雪峰山，清澈的芷江水，就像是出笼的鸟儿，翅膀一扑腾，那个高兴啊，把先前在生产队时的种种困难全部抛在脑后，一心融入到半军事化的修路队伍中。 每天早晨嘹亮的军号声把我们唤醒。记得第一次听到军号声，我们一瞬间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这军号声让人激情燃烧，催人奋发向上。崭新的生活开始了，我是多么的兴奋啊！ 我分配的工作是广播员，就是每天身上背着个半导体小喇叭，到沿线修路工程队去搜集好人好事信息，然后写成稿子自己播音（这对我后来的各项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每到一地我就放开喉咙高声喊：“喂，同志们，大家好！请听我把你们队的好人好事来播报……”这让我想起了长征路上的宣传员，他们也是这么年轻这么地朝气蓬勃。有时民工们停下来对我说：“姑娘，你唱一首歌给我们鼓鼓干劲啊！”开始时我有点害羞，后来想到这就是我的工作，我应该给他们打气，于是我就放开喉咙大声的唱。像《打夯歌》《修路歌》《巍巍的雪峰山》《我的祖国》等等。年轻时喉咙好，中气足，有时唱了一个他们又说再来一个要不要，没办法，我又接着唱一首。那时候我每到一处都非常受欢迎，工作的热情更加高涨。 我每天早八晚五，走在雪峰山下，行在芷江边上，郁郁葱葱的树木高大挺拔，山上的各色野花烂漫开放（那个美景若放在现在，还不天天用手机去拍照了）。兴奋的我每天重复着自己喜欢的播音工作，沿线各种不同的好人好事先进事迹在鼓励着我，内心发誓要向他们学习，要更加努力地工作！记得那年年底我还被评上了修路先进工作者，那枚镌刻着铁路路徽的奖章我至今还保留着作为下乡时期的纪念。 日子过得飞快，我在工作中不断的成长，还加入了共青团。转眼间就到了一九七三年六月的某一天，突然接到公社的通知，要我回去参加工农兵上大学的推荐考试。好啊，做梦都在想着能上大学，如今这好事真的轮到我了？我飞快的报告了修路指挥部，买好回去的火车票，并迅速地收拾行李打好背包，心里激动得就想生出一对翅膀飞回祁阳，飞回七里坪公社去参加上大学的选拔考试。 回去的人当中有一同修路的下乡和回乡知青，我们一路上谈笑风生心情很好，大家都在想像着自己上大学后不可估量的美好前程。还是一天一夜的车程，但感觉比来时火车开得更快更稳当。 休息一天后接下来就参加了选拔考试，后来想起那题目确实不难，而且当时自我感觉考得不错。但一个月后公社发榜时，我睁大眼睛仔细寻找自己的名字，看了一遍再看一遍，确实没有，落榜了。这是怎么回事呢？题目我基本上都做了，而且自我感觉良好，我为什么落榜了呢？伤心之极啊！后来有公社的人告诉我说，你确实考得不错，但政审不过关，这次选上的都是根红苗正出身的人，你家情况政审通不过啊。 什么世道？我欲哭无泪！ 接下来三线也去不成了，只能又回到生产队里。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机械地重复着修补地球的劳动。仍然是没有菜吃，仍然是没有柴烧，且原来那个一同下乡的女孩已经嫁人，屋子空空如也。尤其是到了晚上，我一个人睡在那张旧社会是地主家的雕花大龙床上，解放后分给了五保户，五保户去世以后又分给我们下乡知青。原来有两个女孩也不觉得害怕，现在就我一个人睡在这么大一张床上，一到晚上心里就紧张。 在这孤单寂寞的时候，还是对门人家管奶奶要她的小女儿美英过来陪我一起睡。美英比我小一岁，她也是刚刚初中毕业回乡参加生产劳动。我们白天一起出集体工，晚上同睡一张床，两个同龄女孩在一起叽叽喳喳有很多话说，我俩相处得非常愉快。她陪伴我渡过了插队落户后期那段最难熬的日子，她是我孤寂岁月中的一抹暖阳，以至于我回城多年以后，她仍然住在我的心中。 从三线回来以后，队里就我一个女知青，柴米油盐所有事情都要自己搞定。记得有一次煮饭到一半时没有柴火续接，我又不好意思到邻居家去借，无奈之下，我就吃着半生不熟的米饭，和着盐水与泪水一并咽下。我住的屋子旁边就是一个牛栏，那头老黄牛与我作邻居先后近三年（后来我当民办教师就搬到学校住了）。它每天早晨醒来就姆妈姆妈的叫着，我陪着它也在心里想着我的妈妈，每每这个时候，我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掉下来了。那时已有知青陆续招工招生离开农村，我心里开始不安，想着我要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个穷得叮当响的地方呢？ 记得有一次为了搞柴火，天不亮我就跟着贫下中农走了几十里路，到陶铸同志的家乡石洞源去打柴。那里山高路远坡陡，行人稀少但干树枝很多。我们到时已近中午，走了一上午的路肚子也饿了，索性把带来的红薯吃了就开始上山。我们小心翼翼地抓牢树枝一步一步地往上攀登。山上灌木茂密荆棘丛生，一不小心手被划破鲜血直流，痛得我直抽筋，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但这时候只能往上攀没有回头路，往下看山势险峻，看得人倒抽一口冷气。这地方是有名的陡峭地段，老百姓叫它“百步陡”。 就这样我们是一步一小心，步步为营终于攀上了顶峰，大家开始砍柴。这里柴火确实不少，我心想这要是在我那个生产队附近就好了，我就再也不会吃夹生饭了，我边砍柴边梦想着…… 约摸到了下午三四点钟，回去还得走上几十里路，大家赶紧捆绑柴火。但人下山都困难，柴火怎么下山呢？队长他来过几次了，有经验。他说大家把柴捆紧点滚下去，我们走到山底再去挑。他过来帮我把柴火又捆紧了一下，然后顺手就把柴火推下山去。等到我们好不容易一个接一个地下去时，天好像暗了下来。队长说：“天快黑了，还有好远的路，大家赶紧挑上柴火快走。”说话间已有精壮劳力挑起柴火往前飞奔了。 我年轻时身体历来单薄，再加上砍柴时体力消耗过大，彼时已感到有点吃力，又不好意思落后。刚开始往回走还好，到后来越走感觉肩上柴火越来越重，一步一步往前挪得艰难。鞋子磨破了，两只脚板上打了三个大水泡；肩膀上的皮磨破了，扁担在上面转来转去，生疼；这时候肚子也饿得咕咕响；不争气的泪水也在这个时候出来凑热闹。我走在打柴队伍的最后，队长一直跟着我，一路对我说：“快走快走，天快黑了，等下看不见路了。”当时上面有要求，如果知青出了问题，队长是要负责任的。所以他无奈地跟着我，督促我，同时也担心我是否能把这担柴挑回去？ 疼痛、饥饿、疲惫以及肩上柴火的重量一路伴随着，那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啊，人几乎快崩溃了。终于在月黑风高之夜（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到的家，只见四周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把那一担和着我鲜血与泪水的柴火挑到了家里，人就像瘫痪了一样倒在床上。第二天我请假没出工，整整睡了一天才算是缓过气来。 那年月也有高兴的事情让人难以忘怀。那就是七十年代全国人民都在学唱样榜戏，学跳忠字舞。我们下乡知青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到大队部去排练节目，大家聚在一起开心的学着样榜戏，手舞足蹈跳着忠字舞。大队部就设在我们第一生产队的院子里，一队、二队和三队房子是连在一起的，这是个超大型的农村院落。有正厅堂、侧厅堂、横厅堂，一色的青砖大瓦房，搞不清有多少房屋，只记得是那一带有名的管家院子，听说旧社会是个有名的管姓大地主发家后建的。三个生产队的人们，除嫁进来的女人不姓管，其他人基本上都是管姓男女。 我们白天排练，到晚上六队的三个女知青因天黑路远就不回去了，一同在我这里过夜，四个女孩子横着躺在那张雕花大牙床上。那床结实得任凭我们四人在上面嘻笑打闹丝毫不响不动，虽然几十年过去了，至今想来仍然记忆犹新。 一九七四年的初春，我被大队选拔为民办教师，到七里坪中学教小学二年级（这是一所从中学到小学的完全学校）。那时民办教师的待遇每个月六元钱工资，享受一个全劳动力的工分。天哪，我在生产队劳动每天才挣得五分钱，还要自己挑水做饭打柴。学校有食堂不要自己做饭，工作也没有那么辛苦，课余时间还可以学习很多的东西，这么一比较好了百倍都不止啊。 最值得欣慰的是在学校里遇到了我从小学到初中的同学邓邓，我们同班还同过桌，她三师毕业后也分在这个学校教书。学校分配我俩同住一间宿舍，我们每天一同去上课，一起上食堂，有空时我们还一起学习脚踏风琴，边弹边唱开心不已。 工作中，我虚心学习，同事们耐心辅导，特别是我的同学邓邓，由于我们同宿舍方便，一有空她就教我如何备课、写教案、设计板书以及如何因人因材施教的方法。那时正值教育部号召在全国推广普通话教学，学校派我去县里参加了普通话培训班。学习回来后，我积极参加公社组织的教研活动，虚心学习老师们的教学经验并认真思考，因而我上的普通话公开课受到全公社领导和老师们的好评。 两年多的民办教师工作中，我不仅仅学到了教学方式方法，同时也提升了我的文化水平，补上了由文革时期落下的语文基础知识课程。对我日后几十年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也为我如今能提笔作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七六年暮春，文化部提倡电影要下乡，各公社都要成立社办放映队。我年轻时阳光、开朗、求上进，无论干什么都努力勤奋，因而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这不，一听说上面要求成立社办放映队，公社领导就想到了我，并说其他大队也推荐了好多人，要统一经过县电影院的基本测试后才能定下来。 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公社通知我去参加面试。大礼堂前排坐满了公社干部、县电影院的人、还有文化站的专干。应试的男男女女也有十几个人。测试内容记不太清楚了，大概是用普通话朗诵一段文字，唱一首歌，给个题目写一篇文章，还有面试即兴回答。哈哈，考这些东西，我在三线铁路做广播员工作时就是这些内容，另外还有两年的民办教师工作经验，这些知识的积累就好像我是进了专门的培训学校。轮到我考试时，我胸有成竹信手拈来，测试时我看见了在座领导和县电影院的工作人员满意的笑容，我心里有底了。 一个星期后，我和另外一个女孩子接到了县电影院培训的通知。在培训班里，根据考试成绩老师对我俩进行了分工，她负责发电，我负责放映。壹个月内，我们一起学习了电工、物理、放映等技术。（七十年代农村没有电，放映全靠小型发电机发电。） 一九七六年五一前夕，我们拿着鲜红的结业证书，带着一个月来每天都在摸着的心爱的放映机、发电机，拿着《闪闪的红星》影片拷贝，回到了七里坪公社。第一个晚上的放映就在公社大坪里，潘冬子那可爱的形象，红星照我去战斗的雄壮歌声在空旷的大坪里回响。那时看一场电影还真是不容易，那天乡亲们早早的就来到现场占位子架凳子，人声鼎沸好不热闹。 从一九七六年五一开始，到一九七八年六月底止，我在七里坪公社放映了两年零两个月的电影。放映队每天都有各大队的村民过来非常客气地接我们过去，他们把我俩当客人，换着法子弄当时乡下最好吃的菜招待我们。尤其是七七年初夏时节，《侦察兵》《洪湖赤卫队》这些片子大受贫下中农欢迎。我们一天跑片要放两个大队，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深夜一点才能睡觉。一想起下个点的村民们都在等着看电影，我们就兴奋得毫无睡意。其间贫下中农的纯朴憨厚，真心实意每天都在感动着我俩。我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刻苦钻研技术放好电影，不辜负领导和村民对我们的期望。 那时放电影文化局有要求，放映之前要以打快板、放幻灯片的形式，配合宣传党在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我们白天写稿然后自己动手制作幻灯片，并不断的练习打快板的节奏。晚上就在放映机前熟练的操作并调动村民们的热情，配合宣传好人好事。我的放映技术是贫下中农一致首肯的，他们说我放映时从不出问题，换片子手指灵活，操作熟练，一分钟就好，还说绝无二人。我当时很受欢迎，因而大家对我的印象也很深刻。以至于2006年的八月份，我坐公共汽车回祁阳给婆母祝寿，下车时有个约摸50来岁的中年男人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开口问：“你是廖晓燕吧？”我很惊讶，因为我不认识他。他继续说：“你那时下乡在七里坪放电影，我清楚地记得你换片子好快。”一句话让我和他之间没有了距离，我随即问他：“你是哪个大队的”“石山灌的”他答道。“哦，我们是邻居。”我笑了。石山灌和七星大队是近邻，我和他估计也是同龄人，怪不得快30年了他还能认出我来。那时一个大队放电影，周围几个大队的人都会过来看，黑灯瞎火的大家伙打着手电筒，有些是走几里路有些甚至是走十几里山路，第二天他们再把放映队接过去，周围大队的人又赶过去再看，一个片子他们要看上好几回。七十年代的文化生活太单调了，看电影几乎是乡村唯一的文艺节目。 弹指一挥间，几十年过去了。回想当初我做了两年多的社办放映员，期间我学到了不少的东西。这是一段让我终生难以忘怀的日子，也是我生命中非常有意义的一段时光。 一九七八年，下乡七里坪的上百位知青（从一九六八年开始上山下乡至一九七八年十年间，包括衡阳知青）招工招生参军还有开后门的，都走得差不多了，留下的基本上都是黑五类子女和已经与村民结了婚的人。我在这里工作再努力，招工招生也轮不到我头上，出身不好伴随着我生命里的一切。领导和贫下中农虽然喜欢我，但一填表就打下来了。我那时真的恨自己怎么就出生在这样一个黑五类家庭？无论你怎么发奋努力，最后还是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这是一只什么样的魔掌啊？我家前面三兄妹，哥哥、 我 、弟弟全部下乡，这在我们白水镇来说是很少的概率。究其原因就是当时镇领导的一句话：右派分子的子女不下乡谁下乡？那正值文革时期，不讲法制，不讲公正，不讲政策（我和弟弟都没满十六岁），不讲良心，只讲权力和淫威，这就是当时的魔掌。 还是一九七八年，到六月份了，我那历经各种政治运动磨难的五十岁的母亲，见我一个女孩子下乡已有七年多的时间，已接近当年的晚婚年龄了，还不见有回城的半点迹象，也不见有任何政策性的松动。无奈之下母亲只好自己提前办了病退，让我顶职进了祁阳县糖厂。想母亲从来就是一个热爱工作，热爱生活的新女性。全国解放初期土改工作时，母亲身穿双排扣灰色列宁装、肩挎手枪的照片英姿飒爽，若不是万般无奈，她绝对不会提前放弃工作，可为了女儿的前程她别无选择！ 七年多的知青生涯，让我学到了很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尤其是贫下中农的勤劳俭朴，厚道真诚是我一辈子都要学习的最宝贵的东西。七年多的下乡生活，有过多少生活的磨难已记不太清楚，但有过的生命的感动却历久弥新永不能忘。 网上有人说，知青是苦难的经典。一个苦字，诠释了知青岁月的艰难困苦，尤其是插队落户知青的苦涩艰辛，但苦难也是一所大学。一个人只有经历过深不见底的绝望，经历过别人的冷眼耻笑，经历过内心的努力挣扎，才能成熟和强大起来。 现在回想起我当年插队的那段岁月，应证了一句歌词“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但如果让我客观的评价下乡七年多的感受，那就是它让我学会了吃苦，学会了坚强。曾经的苦难和历练，是我人生巨大的财富，它让我后来的人生少吃了苦，亦让我受益终生！ 2022年7月1日  后记：还是2006年，我带着感恩的心情购买了几大箱生活必须品，和朋友一起专程开车两百多里去了我当年插队落户的七星大队第一生产队。我想去看看当年帮助我的那些人们现在生活得怎样？也想看看那里现在的变化，可呈现眼前的却人事全非。房屋拆得已找不到我原来住的地方，那么大的一个院落几乎是荡然无存。到处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惊讶的站在那里无所适从。问起曾经的人们现都在哪里？答曰：年轻人在外面打工，老人们基本上去了天堂。说话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想我在这里插队落户的时候他还没有生呢。他看着我们“笑问客从何处来？” 唉，我来晚了，人世间有几人能活过两个五十年呢？老去是人生的自然规律，任何人都不能躲过。我执着的又问管美英去了哪里？回答曰：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但听说她嫁到湖北武昌去了。我心中掠过几许遗憾，还有一丝悲凉…… 不过，我看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巨大变化，亲眼得见新盖的楼房一排连着一排；七十年代人们脸上面黄肌瘦的那种菜色已全然不见，我看见了人们脸上洋溢着丰衣足食的满意笑容。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巨变，我心中倍感欣慰矣！  ● 湖南写作欢迎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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