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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开始向台湾溃退。 在这场大迁徙中，许多人为了买到一张船票，耗尽了一生的积蓄。 逃亡的人海里，还有1500余名肩负特殊使命的“红色特工”。 他们乔装成商人、乡绅、小贩、职员、难民、溃兵、散勇，混入逃亡队伍，拉开了对台情报战的序幕。 这批隐蔽战线的精干力量，分属两大系统：社会部、华东局。 社会部在台人员由洪国式直接领导，负责搜集情报，包括台湾及周边岛屿的防御体系，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各登陆点的地理、水文资料，海、空军的兵力分布、通讯情况等，为制定渡海计划提供依据。 华东局在台机构是台湾省工委，由蔡孝乾负责，主要任务是发展地方成员、在山区建立“游击队”、接应渡海行动。  蔡孝乾，化名老郑，1908年生，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参加过工农红军长征。 在蔡孝乾看来，几个月之后，国民党就要被赶下大海、树倒猢狲散了。 但事实恰好相反，一年过后，两大系统在台情报人员几乎全军覆没。 前国民党保密局少将谷正文回忆：蔡孝乾个性浮奢，组织发展过快；成员背景复杂，过于乐观，行踪暴露；各级组织基础与忠诚程度均不够坚强；一经破获追捕，即全局动摇，终至瓦解。 谷正文认为，假如在台负责人稍有几分李克农的才气，历史或许改写。 其次，在台情报网的瓦解，与戴笠当年想出的两个阴招有关。 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前往小姨子马雯娟居处——位于台北市泉州街26号的一栋日式平房，落入在此守株待兔长达两个月的特务手里。 落网的头几天，保密局特务对他日夜突审。 但是，蔡孝乾毕竟见过世面，久经阵仗，对特务的问话，总是不着边际地应付，装糊涂，兜圈子。 保密局上校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只得亲自出马。他是叛徒出身，当过八路军115师侦察大队长，一见到老郑，就觉得这人不简单，身上有一股非常熟悉的味道：长征干部特有的自负与傲气。 谷正文冷不防说了一句：“没想到你参加过长征。” 老郑脱口而出：“你怎么知道我参加过长征？” 随后，他自知失言，伸手把身上的西服抚平，说道：“我不习惯拷着手说话。” 七天后，2月5日，蔡孝乾答应合作，前提是先到延平北路吃一顿西餐，“我想吃牛排都想疯了！” 他说，自己身上有一张10元的新台币，上面写着两个人的电话号码，一个是朱谌之，一个是马雯娟。 朱谌之，化名朱枫，是华东局社会部部长舒同亲自派出的女交通员，在台湾只能单独联系“两条线、两个人”——蔡孝乾和吴石。  蔡答应吃完西餐，就打电话诱捕朱谌之。 国民党“大陆工作处”副处长叶翔之考虑到蔡很狡猾，可能借机逃脱，便对他直说： “你的资格很老，我不会为难你，但希望你真心合作，不要借机逃跑，跑不掉的。再抓回来，那就不要怪我们不客气了。” 蔡满口应承，待走到一处黑暗的转角处，冷不防窜进一家黑黢黢的木材行。 尾随的特务赶忙冲进去抓人，可他早已趁着夜色逃得无影无踪。 蔡孝乾逃走后，马上向组织示警。 由洪国式领导的社会部人员，虽然和蔡孝乾分属不同系统，双方没有发生横向联系，但岛内风声鹤唳，大家的处境都变得岌岌可危。 当时，台湾普通职员月工资约200台币，而检举一名“匪谍”的奖金却高达20万台币，抓到一名则重奖50万。 保密局上下更是一片欢呼。 要知道，从1949年下半年起，保密局没有领到一分钱经费，特务们连续7个月没有领到薪水，处境十分尴尬。 许多赋闲在家、穷困潦倒的特务，见到有钱可赚，纷纷回局里报到。 一场大搜捕在岛内展开。  洪国式迅速将搜集到的大量情报分类整理好，交给交通员刘光典。 1950年2月8日，刘光典给香港报告：“货已办妥，择日返港”。 洪国式似乎预感到要发生不测，催刘光典尽快办好离境证。 2月28日早上九点，俩人碰面，落实返港之事。 吃完午饭后，俩人分手。 刘光典去基隆取离境证，洪国式去了台北汽车站，查看车次表，准备撤退事项。 但洪国式刚到车站，就被抓走了。  原来洪国式早已被国民党特务盯梢，因为担心洪是经验丰富的老情报人员，敌人亦不敢轻举妄动，而是提前挖了一个陷阱。 谷正文让一名特务扮成街头无赖，等洪国式看时刻表时，故意上前挑衅，滋生事端，引发争执。 这时，一旁装扮成警察的几名特务走上前来，以二人违反条例为名，将他们带到派出所。 在派出所，警察安抚洪国式，说没事，让他提供几个证明人，只要对方能证实他的身份，就立刻放他走。 洪国式不知有诈，就照做了。 直到敌人将他提供的人员一一抓获，洪国式才恍然大悟：自己落入了敌人早已设下的陷阱。 多米诺骨牌开始倒下。 很快，胡玉麟、钱汾、邹曙、华震、刘天民、刘全礼等人相继被捕，社会部在台情报系统毁于一旦。 损失马上波及到台湾省工委。 两天之后，3月2日上午，躲在台南嘉义粪箕湖乡下的蔡孝乾，再次被特务找到。 他叛变了，在一周内供出全部名单。 整个在台情报网瞬间瓦解，渡海行动被迫暂停。 1800多名红色特工先后被捕，3000多人被处决，8000多人被判10年以上的重刑。 隐蔽战线的这次重大失利，除了蔡孝乾叛变之外，洪国式中了特务的圈套，也是原因之一。 尤其这事发生在洪国式这样的情报老手身上，确实不应该。 这种陷阱，是国民党特务惯用的一招，一个已经用了二十多年的老套路，最早还是特务头子戴笠琢磨出来的。  当年在上海，戴笠与特科之间的较量，一开始吃尽了苦头。 吃一堑，长一智，针对特科人员的特点，戴笠想出了两个阴招。 一、障眼法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戴笠在抓特科人员时，琢磨出一套障眼法，就是用软办法，在大庭广众之下、热闹繁忙的大马路上，神不知鬼不觉把人带走。 针对不同对象，有几种具体行动方式： 特务事先侦察好对方经过的路线，派人装扮成行人，上前撞一下肩、踩一下脚、吐一口痰，在公共场合故意滋事，引发争执。 这时，一旁装扮成警察的特务走上前来，把两人带到派出所处理。这就是抓洪国式时用过的那一招。 事先准备一根头部装有铁砂的橡皮管，由一个特务跟在特科人员背后，冷不防猛击头部一下，然后撒腿飞逃。 当目标被击晕倒地后，一旁的特务便装成热心市民，一面大喊抓凶手，一面报警，一面叫人力车，把目标送往医院检查。 到了医院，装扮成派出所警察的特务便来了。 有时会出动两名美女特务，其中一名以发生过男女关系为名，在街头扭住我特科人员不放，又哭又闹，称对方骗了她，要拉他去派出所。 这种手段对一些穿着考究、气质不凡、用其他方法不容易得逞的人最为有效。  当目标受到突然纠缠时，最初决不会马上逃走，而是先作解释，认为她看错了人。 她便骂对方没良心，丢了她不管。 另一个女特务也从旁相劝，叫他们同去派出所一趟。 这时，看热闹的人当中，又闪出一两个男特务来，一开口便说：“怎么搞的？你们在公共场合又吵又闹，成何体统！还是去派出所好好处理一下吧！” 这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先把这一问题肯定成男女关系纠纷，看热闹的人不会识破。 被扭住的 人弄得有口难辩。只要一到派出所，就由不得自己了。 总之，特务把人弄到派出所的花样很多，令人防不胜防。 二、连环套 到了派出所之后，警察往往以“打保单”、“找保人”为名，要求提供几个证明人，只要对方能证实他的身份，就没事了。 往往在这个时候，我潜伏情报人员为了尽快脱身，就照做了，造成一连串的重大损失。 按规定，地下交通站一般承担出面作保的任务。当时，在上海租房子，或者到派出所领人，都需要保人出面。 后来，特科识破了敌人的诡计，开设了并联交通站，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比如，一个交通站以米铺作掩护，就在附近再开几家糖坊、南货店和文具店。  万一敌人破坏了一家店，损失不会太大，联络也不会中断。 所穿了，敌人的这种套路，用了二十余年，不新鲜了，也不难识破，为何还会让洪国式这样的老手上当呢？ 因为它利用了心理学的确认偏误原理。 三、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是错误思维之父 其原理是：在遭遇意外的突发情况时，人总是倾向于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总是选择性寻找、搜集有利于自己的证据，主动忽略不利或矛盾的信息。就算是明显反常，他还是可以找到一个逻辑、一个理由、一种解释，让它符合自己的心理倾向。在他的头脑中，“自我”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已经容不下客观冷静的分析了。 一些潜伏情报人员被带到派出所后，明明察觉了各种反常现象，却宁愿相信这只是一次误会、一次意外，存在侥幸心理，急于从派出所脱身，从而中了敌人的圈套，教训极为深刻。 隐蔽战线是一个特殊战场，虽然没有硝烟，但双方的较量同样激烈而残酷，容不得半点闪失，否则就会付出血的代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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