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见汪曾祺先生，是在大一听他的讲座。演讲的题目——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小说的语言”，地点在文史楼一层一间阶梯教室。我赶早去占位子，能够容纳两百人的大教室已经座无虚席。比预定时间迟了五分钟，汪先生在系主任孙玉石老师陪同下，迈着四方步，施施然踱进教室。汪先生给我的印象：身短，背微驼，貌瘦而黑，浓眉，双目炯炯有神。他那天穿了一件青灰色暗花条纹夹克，头上戴一顶半新不旧的鸭舌帽，帽沿下露出几缕稀疏的白发。  孙老师致开场词，列举一长串头衔：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最后一个士大夫、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汪先生背手立在一旁，表情淡漠，眼皮都没抬一下。直到台下响起掌声，才略微点了一下头。 甫一落座，似乎想起了什么，忽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盒“阿诗玛”，用手指头轻轻捏了捏，然后放在讲台一角。半晌，才慢条斯理地开口了：“主办者给我出的题目，是'小说创作漫谈’。这题目有点大，只怕三天三夜也讲不完。”说到这里，略顿了一顿，极黑极亮的眼珠转了几下，又说：“请问诸位，有谁愿意花三天三夜听一个糟老头子谈小说创作？所以嘛，我自作主张，把它改成了'小说的语言’。”众乃大笑。 汪先生干咳一声，清一清喉咙，眨一眨眼睛，然后转入正题，开门见山地说：“我很重视语言，”少停，又略带自嘲地加了一句，“也许过分重视了。”一言甫毕，阖座哄然。 讲台上的汪先生一点也不像一个名作家，倒像一个随和而又不失风趣的胡同大爷。他嗓音不高，略带沙哑，语调从容舒徐，多用短句。他从语言的重要性谈起，认为语言是小说的本体，关乎作家的文化修养。继而谈到语言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最后，谈到语言的暗示性、流动性特征。他娓娓而谈，如话家常，随意而亲切，看似信手拈来，却是他积数十年之学识与经验，皆真知灼见，故能引人入胜。在现身说法之余，又历举废名、沈从文、老舍、赵树理作品中的实例，略述一二。他对这几位前辈作家的作品熟稔于心，谈起来头头是道。每讲到紧要处，便站起身来，走到黑板前，拿起一支粉笔，一手行草笔走龙蛇。一堂讲座下来，黑板上便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汪氏妙语”，诸如：“小说是回忆”“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气氛即人物”“贴着人物写”等等，于平实处见深刻，大可寻思玩味。 讲演告一段落，进入提问环节。汪先生长吁一口气，忙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上了，一连吸了好几口，悠闲地向空中吐了几个烟圈，歪着头，斜着眼，等待听众提问。一位同学问道：“请问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作家？”汪先生眉毛一扬，脱口答道：“逃课！”话音刚落，全堂哗然。 汪先生吐吐舌头，捂着嘴窃笑，带有几分孩童式的俏皮。停了一下，又补一句：“逃课去干什么？泡茶馆，看闲书，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一言未了，满座皆笑。 又有一位同学站起来发问：“有人认为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汪先生听了，眉头微微一皱，头摇得像拨浪鼓，嘟着嘴说：“非也，非也。”说毕，白眼一翻，以示对此论颇不以为然。 这戏剧性的一幕令身边的孙老师略显尴尬。在几个月前的本科生迎新会上，孙老师劈头第一句便是：“中文系培养学者不培养作家。”汪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念书，时任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曾说：“大学是不培养作家的，作家是社会培养的。”对此说法，汪先生期期以为不可。他举沈从文先生的写作课为例，说明创作可以教导得来。 讲座既毕，汪先生立起身来，正待离开讲台。后排一位同学拿起一本书疾趋上前，请他签名留念。其他同学亦效之，纷纷掏出笔记本、教科书，甚至试卷纸之类，一拥而上，把汪先生团团围住。汪先生伸了伸舌头，复又坐了下来。他一一询问每个同学的名字，然后给各人写一句寄语。签完一个，低头沉吟片刻，再签下一个。（杨文利） |
|
|
